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51]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和抽象的辩论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52]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学者全都得罪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则是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鲁迅曾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卢梭10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试了个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儿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朵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大家却对他没有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不仅给钱还管饭，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加入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为了吃饭，卢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
于是卢梭这个苦命的孩子流浪到了南欧，进了撒丁王国的都灵圣灵收容院，出卖自己的灵魂，改奉天主教。卢梭在那里洗心革面了三个月，但却大失所望地出来了，因为从反省班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工作——从“天国”里出来，还是没饭吃。出了“天国”的门，卢梭只好又回到了“人间”，他不得不去法国一个专门“改造灵魂”的人那儿当助手。卢梭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老太太，但是去了一看，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美少妇，这个美少妇就是华伦夫人。
那个时候，卢梭16岁，华伦夫人28岁，对无家可归的卢梭来说，华伦夫人的家就成了他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和华伦夫人一起住在法国的乡间。在那里，他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在大自然中旅行并收集标本，这是卢梭一生的最爱）；在那里，他目睹了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的急遽分化，从而开始深入思考“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在那里，他远离了欧洲城市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和无聊论辩，远离了那些“无用的知识”，从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与劳动和手艺相比，一切以“人类灵魂”为说辞的营生都近乎欺骗。
奇葩总是很晚开花，卢梭成名其实也很晚，卢梭出名是由于他的一篇征文习作。1749年夏天，年近40岁的卢梭依然在法国的城乡间游荡，默默无闻，而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他参加了征文，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谓机遇出自偶然，卢梭有个好朋友名叫狄德罗（马克思在《自白》中曾经说，他毕生最喜爱的散文家就是狄德罗[53]），而当时的狄德罗正在编纂一本百科全书，他拉卢梭入伙，请他编写关于音乐的词条。百科全书的全名是《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这与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类似。
1749年，狄德罗因为编写《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触怒了教会，被判短期坐牢，编纂启蒙百科全书的事也只能停了下来。而狄德罗入狱后，卢梭坚持每天都去探监。那时的卢梭特别穷，没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的。这天，卢梭手里拿着《法兰西信使报》边走边看，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征文题目。据说看到征文题目的时候，卢梭就像触了电一样，感到天旋地转，7岁时读过的那些罗马经典：塔西佗、西塞罗……这些人的教诲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一路上念念有词，文章如同乐章一样从心中流出，首先便把他自己感动了。卢梭就这样一路流着泪去了狄德罗那里，而铁窗里的狄德罗听了他的阐述后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二人隔着铁窗彼此讨论，于是，一篇震撼欧洲思想界的伟大文献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卢梭在这篇成名作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真理呢？
卢梭发现了政治衰败的根源，就在于知识活动与战斗和劳动的分离，而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正是科学和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没有观察和实践能力的学者、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能力的统治者，只是依靠幻想和想象（用今天的话就是靠“拍脑袋”），来支配现实，这样一来，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域非但不被重视，而且还要受幻想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于是，人类文明就在“独断”与“幻觉”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卢梭作品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如同交响乐章一般的结构。卢梭是个音乐家，他的写作风格是音乐式的、宣言式的，而这种宣言式文体、这种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风格，在马克思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共产党宣言》便是如此——从一个“幽灵”的出场开始，随之转向辽阔恢宏的世界场景：新大陆的发现、运河的开拓、火车的奔驰；然后再伴着隆隆的机车轮声，转回到欧洲大工业时代的工厂——通红的火炉、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的工人、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卢梭的文章中也贯穿了这种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大开大阖、由许多小和弦反复推向主题和高潮的结构。
全文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卢梭便以史诗般的风格分别考察了历史上三个伟大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当时的中华帝国还处于繁盛期，故卢梭只是预言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同时指出了造成伟大文明衰落的共同原因：对于虚幻之物的追求，毁坏了伟大文明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希腊政治的失败，就在于希腊以形而上学代替了政治，造成了知识与劳动和战斗的分离，造成了哲学家与公民的对立。也正是有鉴于此，卢梭对于希腊文明的评价是很低的，希腊人善于言辞辩论，但是，正是这些无聊的辩论，瓦解了希腊人的团结，使这些言辞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在外敌攻击下沦为奴隶：
希腊的学术虽越来越昌明，人民虽那么的快乐，但他们始终是奴隶。闹了几次革命，但闹来闹去，只不过是换了主人。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萎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54]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卢梭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则更差，卢梭认为：与其说文艺复兴是罗马文明的“复兴”，还不如说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文明的核心——公民政治道德、劳动工作伦理的无情摧毁，文艺复兴以一种可疑的“文艺生活”代替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劳动生活，以一帮“文艺小青年”代替了刚健尚武的罗马武士和勤劳勇敢的劳动者，与其说它标志着希腊文明的新生，不如说它标志着欧洲文明的堕落。
卢梭说：
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是那些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君士坦丁的宝座的倒塌，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法国也从这一堆珍贵的遗物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时隔不久，科学便接踵而来；出现了写作的艺术之后，又出现了思想的艺术。这种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现象，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自然的。人们开始感到与缪斯交往的巨大好处：用一些值得人们互相赞赏的作品，促使人们彼此争相取悦，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富于社会性。[55]
在卢梭看来，如果哲学脱离政治、哲学家脱离公民，那么欧洲从伊斯兰文明中引入的数学、天文学，便与从希腊的废墟中复活了的艺术一样，都将在欧洲肌体里产生一种致命的“副作用”，即它们固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却有一项极大的坏处，就是如果人们一味沉溺于此，它们便会瓦解，为了国家和共同体，不惜牺牲生命的政治意志与埋头苦干的工作伦理——以至于对人们来说，只要能“过好日子”，能够享受生活，当奴隶也无所谓。
卢梭还说，哲学的兴起造成了希腊公民政治的衰落，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果以今天的“常识”看去，卢梭对于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进行如此尖锐的批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把他的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对科学和艺术的传播”，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是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夸夸其谈，他批判的哲学，是形而上学。
实际上，卢梭深刻揭示了：如果人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与政治和生产劳动无关的事业（包括“科学与艺术”）上去，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统治，就很容易沦为奴隶而不自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并总结了欧洲各帝国、各王国兴衰的历史，提出了支配人类历史运动的“黄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败的文明，一定会被艰苦奋斗的文明所击溃，而这就是因为，前者拥有的是金钱，丧失的却是劳动和战斗意志，金钱不过是想象的财富，而劳动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
卢梭滔滔雄辩地指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一个非常富有，一个很贫穷，结果却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世界上的财富搜刮一空，结果却被不知道“财富”二字为何物的“野蛮人”所消灭，这就是因为罗马人对于法权和财富的变态性追求。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英格兰人，靠的不是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勃艮第乃是欧洲最富裕文明的公国，但它却被“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瑞士人所击溃（想必他提到的这个例子，一定极大地震动了第戎科学院的评委们）。西班牙帝国无比富裕，它还拥有整个美洲，但是西班牙帝国却被“一小撮儿捕鲱鱼的”荷兰渔夫打得落花流水。卢梭说，这些事实无不揭示了一个兴亡之辨的真理，那就是：
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