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浑身疼痛，得靠吃鸦片来镇痛，骑一会儿马就得下来休息一会儿，心情灰败得一塌糊涂。他心里很清楚，此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他到了前线并没有去鼓舞士气，而是跟所有的老朋友一一握别，充满了失败的情绪。但凡有万分之一打胜仗的可能，他的表现都不可能会是这样。
开战之后，他一看形势不对，立即准备逃回巴黎。拿破仑三世的老婆欧仁妮皇后此时正在巴黎摄政，欧仁妮皇后既漂亮又能干，当时是欧洲的两大美人之一，跟西班牙的茜茜公主齐名，她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曾经三次摄政。欧仁妮就写信对他说：“你还是别回来了，你一回来就意味着皇帝临阵脱逃，巴黎就得起义，我们就得完蛋。”两次写信劝他不要回来。
从这两封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皇朝天生的软肋在哪里。拿破仑三世不能让国内民众知道，他打了败仗或者要打败仗。拿破仑三世后来之所以被敌人在军中活捉，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法回去，回去也是个死。
历史终于走到了1871年9月1日这一天。普鲁士大军把山坳中的小城色当如铁桶一般团团包围。普鲁士的大炮那天早上向城内轰了几下之后，听到了几声法军的惨叫，过了一会儿，降书就送到了。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国王说：“我亲爱的兄弟，我没死在军中，我把我的佩剑赠送给你。”
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这么垮掉了，拿破仑三世带着他的家属又在英国的伦敦苟延残喘了一年，然后这个可怜的老人就带着拿破仑家族最后的辉煌走入了历史。
陷入情势与虚荣的牢笼
这就是我要讲的主体故事，为什么讲？因为我们在大国崛起。一方面，我们在跟老大的博弈当中，已经呈现出非常好的战略态势。但是拿破仑三世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这也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评论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对他的致命缺陷的一句风评：“拿破仑三世永远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虚荣、历史的仇恨和意识形态的热情与国家实际的战略利益的关系。”
拿破仑三世无论是打俄国，还是跟德国博弈，都被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迷住了双眼，他无法把每一次胜利都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几十年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评价：“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给历史留下的经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曹孟德和刘玄德煮酒论英雄的历史情景。曹孟德问刘玄德：“你跟我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刘玄德想了想，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说到这儿，我们会想到拿破仑三世，同样地，他门第很好，有光荣的历史传统，门下有很多的能人异士，当时的政治态势很好。
可是我们再来听听曹操的判断：“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一个看似英雄的人，历史却会证明他“非英雄也”。
02换个姿势奔跑：卢梭
读书考学是人生的登天之梯，这个观念打小就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了。我父母特别有先见之明，大概在我三四岁刚记事的时候，他们就天天在我耳朵边念叨，你得先考取个本地最好的中学，这算是中了秀才；然后得考取个大学，这算中了举人；接下来还有进士，现在叫研究生，那时才算踏上整个社会的登天之梯，也就是到了金字塔顶端的小房间。
但是，你不要以为到这个小房间就完事了，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保险箱，它的名字叫博士，打开这个保险箱才算是人上人。可是这个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珠宝盒子，打开它才叫珠光宝气，它叫博士后。
前半生，我基本上就是按照父母告诉我的这条路，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这代人想脱离原来生活的小城市和乡村，除了这一条登天之梯，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
我一直到前年（2011年）才拿到博士文凭。记得那天给我老爹打电话，说我拿到博士文凭了。老爹说：“赶紧送来让我看看！”我给他送去后，老爹拿着那个文凭，老泪纵横地说道：“终于把儿子培养成才了！”
我站在旁边，觉得他那时候的表情很荒诞，心想：“这东西有这么重要吗？博士现在都快车载斗量了，你干吗还这么重视？”我其他的荣誉、成就，在他眼里好像都不算什么，挣一万块钱也不过是一万块钱，博士文凭才是真才实学的标志。
其实，不只是老一代人，即使年轻一代也有这样的情结，虽然自己不愿意去读博士，认为太苦。但是如果对方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Doctor”，不是大夫而是博士，自己还是会肃然起敬。
博士们的生存现状分析
现在我们来做一件煞风景的事情，帮大家还原一下如今真实的博士生活，了解一下读书人的旧活法是什么样的。
先说理工科，理工科博士相对来说处境比较好，但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给导师打工——导师接项目，挣银子，几乎把他们当作免费的工人来用，最后给他们仨瓜俩枣。因为毕业证在人家手里掌握着，所以拿到的津贴也相对较少。
这部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之后，如果是学IT、电信的，华为、腾讯这种大公司可能会要，收入也还不错。但是理工科专业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绝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的收入是不尽如人意的。
普通人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活的想象，都是穿着白大褂，陪着留白胡子的科学家老爷爷攀登人类科技文明的高峰。可现实并非如此。举例来说，比如学化学的，在毕业前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里帮导师刷试管，这种体力劳动会占据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再来看文科，真的是比较惨。《罗辑思维》栏目有一个知识策划叫李源，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硕士。我曾经问他：“你们那儿的博士混得怎么样？”
“哎哟，好惨，有几个数字可以证明。如果你在我们人民大学读博士，国家每个月给你的补贴，也就是所谓的工资，是800大洋；当然这不算完，如果跟导师做项目，每个月还能拿到800大洋的补助。这1600块钱，就是一个博士能够在人民大学拿到的全部收入。”
“如果你是博士后呢？会不会好一点儿？因为你岁数也大一点儿嘛，应该挣得多一点儿。”
“没错，如果你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后的话，每年要交10000块，学校会返给你30000块，也就是说你每年净得20000块，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不足2000块钱。”
也有相对来说好一些的，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也就是林毅夫教授所在的那个学院。那个地方的博士后收入优厚，每个月的收入居然达到了5000大洋！扣掉住宿费1500块，还剩3500块钱。这就是目前博士后最好的生存状态了。但是要知道，如果按部就班地读完全部课程的话，博士后大概都已经32岁了。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一书里有一段分析，说一个男性如果到32岁的时候，还没有为家庭、社会尽到过任何责任，还在拿着微薄的收入，这种人还有什么用？
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儿过，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到了30多岁，还没有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起任何责任，还抱着一种我要先学习、然后磨刀，磨完刀再去砍柴的心态，恐怕真的是有点儿迟了。
博士毕业以后怎么活
可能有读者会说，中国古人不是有两句话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等博士或博士后毕业后就好了。
其实未必，就拿文科生来说，如果你想到一家报社或者杂志社当记者，就需要先问问总编和社长，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人家才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博士后呢，就看你能不能写稿子。能写稿子就要，不能写稿子就不要，你的工资收入跟一个硕士甚至本科生都没有太大区别。可是要知道，你的生命在求学的过程中，已经又过去三到四年了，你的投入划算吗？
也有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个算法太市侩了，总有些人一心向学，就愿意去做一个苦寒的读书人，可不可以？”
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有人愿意过苦日子，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来看看那种一心想留校、终身都在做学问的人，是不是可以迈上登天之梯呢？
我问过李源：“你将来考博士吗？”
“不考不考不考。”
“为什么不考呢？”
“不划算嘛。”
“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不划算吗？”
“那倒不是，一开始我真打算这辈子就不挣钱算了，看你们吃香喝辣的，哥们儿就玩学问。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原来好好学习读完博士可以留校当教师，行，哥们儿就走这条路；大学二年级发现，博士留不了校，博士后才能留校；大学三年级发现，博士后也留不了，需要排队，需要撞机会。”
你知道李源给我算的账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985、211这种名牌院校的，读完博士后，基本上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外地的二本高校当教师，留在好学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罗辑思维》节目在北京的一个录像地点是建外SOHO，楼下有家小餐馆在招服务生，每月底薪3000元，加上奖金、全勤奖、提成等，干得好的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请注意，这4000元可是包吃包住的，也就是说，一个在餐馆里端盘子的服务员——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和博士生刚开始能够期望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工业社会的分工逻辑
这是脑体倒挂吗？20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用“脑体倒挂”这个词来描述这类现象，即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是今天还是这样吗？不是。
我们国家2012年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随便一所大学造一栋楼的花费都是上亿；任何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旦开办，数以亿计的银子都要花下去。如果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博导、院士、教授，手里又有项目的话，不敢说金山银海，至少能过上当今中国顶级精英过的日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分析起来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大变革出现过好几次。在之前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用生命左冲右突出来的新活法，依然能够在几百年后给我们这代人以参考和启示。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卢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知道他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实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按今天的国籍来算应该是瑞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