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的是爱花的民族，可爱得像日本人那样认真，则罕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道之寓。”这是儒者的见解。居高临下，崇尚“形而上者”，儒者奔“道”而去，自以为是“道”的载体。
可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形而上者”，遥望几眼，以为高不可攀，难以企及，便以审美之眼，回头观“器”，于器物之中，求具体之“道”。
万物皆“器”，“器”都有“道”，儒者的思维是，我与“道”同体，能以“道”驾驭万物，自然也就“吾心即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了。而日本人，作为个体，不太关注虚拟的道，他们选择了即物求“道”，在具体的一事一物中，一点一滴地求“道”，不敢大而化之。结果呢，反而是日本人得了“道”，中国的儒者们，躺在“形而上者”的枕头上睡着“家国天下”的懒觉，“西化”以后，还在用“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来糊弄自己，弄出个新儒学来，接着玩心中“本来无一物”的自欺游戏。
以花为例，儒者好花，或于花鸟画中，注入道德观念；或以花为道德标杆，插入政治文化里，如此插花，颇有“形而上”的意味，花只是政治意识的载体，是政治寓意的象征。
然而在流连雪月花的日本人的眼里，花本身就是主体，本身就有“道”。插花术，从中国传来，最初，只在寺院内流传，谓之“供花”。
净土信仰出现以后，“供花”习俗流入民间，其时，莲花成为“供花”的主要材料。
从室町时代到战国时代，插花在民间流行起来，先是作为空间装饰用，美化乃至于神化空间，不光因为“供花”是神圣的，而是花本身就有神性。
当时，装饰壁龛的鲜花，称为“立花”，装饰房柱的鲜花，称为“挂花”。
“立”和“挂”，还是在用途上分的，后来，专氏家族，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将“立花”发展为一种插花的方法，15世纪的专庆，为池坊插花术开山。
专庆曾应邀为武将佐佐木高秀插花，当几十枝鲜花，被他一一插入金瓶内，顿时，花木流彩，绮丽无比，专庆池坊插花术的名声，立即不胫而走。
专庆在京都顶法寺六角堂的池坊创立了“池坊流”，寺内许多僧人，耳濡目染，都会立花，所以“池坊”，有时又成了“花道”的代名词。
到了16世纪，专应作《池坊专应口传》，将原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插花术具体化了，专应的后代专荣作《池坊专荣传书》，又提出了“真、副、副请、真隐、见越、流枝、前置”等方法，即“七种工具插花法”。
后来，专好父子又在“七种工具”的基础上，提出“立花流”，强调立花的基础为“真”，以“副”和“请”求对称，以“流枝”和“幸口”求均衡，以“见越”和“前置”求远近。在一个小空间里建立了一个花宇宙，至此，专氏立花可谓“进乎技，入乎道”了。
江户时代，一种新的花道流派，“投入花”出现了，起初，它被用于茶室内的装饰，根据茶室的风格特征，强调花枝弯折，向外伸展的插花格式。
由于“投入花”比立花要省工、省时、省钱，所以，它很快就从茶道中分离，走出茶室，自成一体，进入中、下层町民之中，逐渐普及开来。
除了普及以外，对花道的理解，也在与时俱进，在“投入花”的基础上，又兴起了“流仪花”，其生花技术，主张保留草木的自然姿态，以体现儒教天、地、人“三材调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的思想。
与儒者不同的是，他们是从立花和生花的花道进入儒家思想的，没有用儒家思想来主宰花道。周作人在读《古事记》时说，日本人“缺少庄严雄浑的空想，但其优美轻巧的地方也非远东别的民族所能及。”此语，尤宜于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