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知如何共处，两个相似又有别，却同样值得尊敬的民族，满腔愤怒，选择共赴死场。
阿贝尔·加缪
全球化为世界政治带来变革的动力，整个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消失，从而开始转变与革新的进程。如今我们看到，以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惯用的“内外部”词汇来讲，“内部”与“外部”事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充满紧张气氛，争论不休，还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金融稳定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国家力图在本国境内建立国内和平，同时还要面对已超越单一国家范畴的严酷现实。
与此同时，传统政治结构正在削弱，民族国家不再拥有足够的实力与合法性，难以解决涉及全球的问题。在法国，我们每天都能切身感受到这一现象。
当民族国家变得脆弱时，总会反映人类世界“不文明”与“残忍”的一面。这种脆弱有多种表现形式：曾遭受重创、被侵吞啃噬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不胜枚举，后果也不一而足，如由少数人专政而民主只是做做样子的“傀儡”国家（如一些东欧国家和位于赤道的非洲国家），失去了强大的“监护人”、殖民者或精神领袖的“孤儿”国家（如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许多共和国），美国国务院所定义的“流氓”国家，它们在全球化的缝隙间伺机作祟，其影响力等同于破坏力，以及仅控制本国首都或一小部分领土的“僵尸”国家。在中非共和国，博卡萨帝国时代曾经的“盛况”令人不禁失笑：没有学校，没有真正的道路，没有医院，仅有的几家还是由外国非政府组织建立的。
失败国家流行病
在这些伤痕累累的国家中，可能很快会出现委内瑞拉的身影。我在委内瑞拉长大。在过去的10年中，委内瑞拉的国力不断衰退，形势日趋恶化，我曾经熟悉的一切几乎都一去不复返。1960年，委内瑞拉作为成员国之一参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并于同年参加首届文艺博览会。当时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花团锦簇的公园，四周的加拉加斯山谷弥漫着悠闲、惬意的氛围，数十公里以外坐落着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城市拉瓜伊拉。而如今的加拉加斯对我而言已面目全非，它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城市交通像所有大城市一样拥挤不堪。用空心砖、铁皮、纸箱等各式材料堆成的五颜六色的贫民窟在城市周边不断蔓延，像麻风病一样侵蚀着四周的丘陵。
毫不夸张地说，委内瑞拉目睹了国家政府在“石油魔咒”的残害下彻底崩溃。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政府直接资助食品、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项目，帮助极端贫困人口。委内瑞拉贫富差距悬殊，资助需求十分巨大。如果说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总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这种管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最终陷入瘫痪。委内瑞拉凭借顽强的意志得以扶贫减贫，降低文盲率并创造了一些小奇迹，如委内瑞拉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这是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兼音乐家何塞·安东尼奥·艾伯鲁（José Antonio Abreu）于1975年创立的公共音乐教育项目，鼓励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创办青少年管弦乐团。在近十几年来，这个项目受到各方大力支持，并在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美（Gustavo Dudamel）的协助下不断推广。
乌戈·查韦斯具有不凡的领袖魅力，常常有惊人之举。这样的人物在如今日趋格式化的国际政治舞台实属凤毛麟角。我们二人对历史和委内瑞拉的热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为我们结成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在我们谈到某个话题时，他总喜欢当即叫来负责相关事务的部长加入讨论，即使有待处理的文件已堆积成山，他也表现出当机立断采取行动的架势。他能在几个小时里滔滔不绝地谈论拿破仑时代及其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英雄人物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ivar）对拉丁美洲带来的影响。他的总统办公室中就挂着一幅玻利瓦尔的画像。此外，查韦斯还会完整吟诵维克多·雨果的诗歌，还能大段引用戴高乐将军撰写的《战争回忆录》（Mémoires de guerre）中的文字。
在委内瑞拉，面对美国的敌意及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革命思想日渐盛行，革命者梦想着建立一个提倡人民参与、独立、自治的全新国家。与此同时，石油价格下跌，因外汇管制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药物紧缺、生活必需品匮乏，委内瑞拉的局势每况愈下，罢工游行、拉闸停电、打家劫舍等现象愈演愈烈。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令全国局面进一步恶化。每次选举落败后，执政党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的支持下，都会创立一个平行机构作为回应。例如，2012年，在23个州的州长选举中，反对党胜出，执政党随即决定在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米兰达州建立一个委内瑞拉米兰达公司，以吸纳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的资金，从而切断当地政府的经济来源，使其无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社会福利。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13年。当时，在市政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国家应向反对党赢得的主要城市提供的资金都不约而同地枯竭了。自2016年议会选举失败后，现任总统马杜罗（Maduro）在最高司法法院的支持下，总是想方设法阻挠议会提出的提议。他还通过国家选举委员会，反对举行罢免总统公投的申请。申请进程举步维艰，反对党已收集到40万选民支持公投的签名，但还需要在三天内收集到400万个签名（即20%的选民），方能获批举行公投。此外，军队也没闲着，因为它是国家解体的受益者之一。军队在经济领域被赋予重要权能，尤其是在商务上控制了外币分配。由此，军队除了获得丰厚的个人薪酬外，还通过虚报账目、侵吞和挪用物资等手段贪污腐败，甚至与毒贩暗中勾结。
委内瑞拉的局势错综复杂，而且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早已失信于民的独裁或军队政权，还是亲美的反对党联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找到灵丹妙药来重振国家。委内瑞拉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除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外，国际社会还需从长远考虑，帮助委内瑞拉政府逐步恢复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根基在很多地方都受到破坏。原因何在？探其根源我们便会发现，这是有意为之，也可归咎于国际共识。在这一期间，“国家”被视为公敌而备受指摘，背负着所有罪名，被贴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标签。人们还深信它已被美式自由主义击败，怀疑它意欲挑起大国之间的敌对情绪，阻碍自由贸易，成为战争威胁的化身。
西方国家在削减对非洲援助的意见上达成一致，理由是它们怀疑这笔资金大部分被挪用侵吞，非洲国家需要一个结构更简单、更自由、更适应民主需求的国家政府。与此同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结构调整方案深刻影响了相关国家的能力和信誉，这些国家政府被认定为失职，无法采取具体行动服务于民。
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包括俄罗斯在内，也发生了类似悲惨的历史性错误。人们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便可摆脱政党国家的模式，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结果事与愿违。由于苏联的组织领导力量基本都掌握在苏联共产党手中，因此国家本身无法独立行事。人们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盲目地摧毁了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民主德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拥有古老的国家传统，而且“波恩共和国”[2]迅速将民主德国取代。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欧洲国家在2004年和2007年陆续加入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989年的民主梦想是在所有民族国家中建立起民主社会，消除所有恶根及其不良后果。某些人相信，通过将社会纳入正式的规则体系和国际协定，可实现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无国界社会的梦想，这难免有些自相矛盾。理性的梦想会催生魔鬼。由于判断错误或兴奋过度，人们降低了对刚成立的年轻国家及其脆弱的国内和平的保护力度。在民族国家解体后，曾受其统治的各个社会也失去了保护伞，陷入民族认同感严重迷失的困境。社会不公正、领土不完整、人口压力等诸多隐患从潘多拉盒子中一涌而出，来势汹汹。面对“脱缰的野马”，如何才能拉住“缰绳”以挽回失控的局面呢？
全球化只会进一步加强、加速这一公民社会分解的进程。全球化促进了都市化发展，使大城市与周边农村地区脱节；它分割不同领土，再出于自身需要予以重组；它利用经济巨头与国家政府抗衡，这些经济巨头每年实现的营业额超过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时也会变得比国家更强大，或至少足以对国家施加很大压力。社会精英优先选择私营企业或到国外发展，导致公共服务部门人才匮乏，不受重视。
也门便是失败国家的典型。在古代，也门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曾因其文化之繁盛和灌溉系统之精妙而享誉世界。但近几百年间，也门饱受压迫与分裂之苦，其北部一度并入奥斯曼帝国内，由苏丹直接管辖，而包括亚丁在内的南部则自19世纪中叶起便被英国殖民，成为英国在通往印度航路上的战略商业据点。法国著名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曾于1879年前往也门，在克拉特区逗留数月，这一片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商品集散地位于一个死火山口中。兰波曾写道：“此处顽石遍地，寸草不生，饮用水难以入喉。”这一地区离欧洲人聚集的“汽船点”港区颇远。亚丁与往昔相比并无多大变化，只不过楼房位于山坡上，炎热、干旱的城市里死气沉沉，人们听天由命，在嚼着巧茶的快感中忘记贫穷和无望。也门独立后南北方依旧分裂，保皇主义者和亲西方派占据北方，而社会主义者和亲苏联派固守南方。1990年也门统一，南北两个无正式地位的国家联合哈希德及巴基勒等部落联盟组成了新也门。部落及氏族之争是也门政坛的阴影。这个国家缺乏石油，可境内武器数量却是人口数量的两倍。也门的政治争端惯以暴力解决，也为极端组织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并使“基地”组织得以安然藏身。1972年与1979年的军事冲突以及1994年的内战，便为佐证。
不过，了解也门所在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有助于理解其自2014年以来的局势逆转。也门前总统萨利赫（Saleh）不满沙特阿拉伯于2011年放弃对他的支持，转身投靠反政府的胡塞武装组织。他与该组织一直存在联系，过去还曾对其多加打击。不同氏族之间为瓜分权力利益而相互忌恨，而萨利赫便在其中挑拨离间，伺机重揽大权。在沙特阿拉伯看来，阿拉伯半岛上的任何事端总少不了伊朗的幕后黑手，因此在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组织联手以后，这个栽德派少数群体便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实，沙特阿拉伯政府对也门多变的局势已疲于应对，且意欲为本国石油出口在红海开辟便捷航路，以防备与伊朗交战时波斯湾航路遭伊朗封锁。如今，在也门国内，地区独立倾向越发明显，分成了6个高度自治的地区。沙特阿拉伯或许便会乘势加强与也门北部哈德拉毛地区的联系，以便能够在当地修建输油管道。
贫瘠且脆弱的“失败国家”呈带状分布于横贯毛里塔尼亚至大部分萨赫勒地区，并经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亚洲近海国家延伸至东南亚部分地区。然而，“失败国家”的说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强调的是国家瓦解的过程，但所涉及的国家从历史角度往往都不具备统一国体。与其说是国家，不如称为“类国家地区”更恰当。这些地区的人口在数十年间结成军事或非军事的协作体，因而营造出国家的表象，但在经济困境和后冷战时代的影响之下，这类结构开始溃散。在强邻埃塞俄比亚的威胁阴影下，厄立特里亚政府变质为黩武的专制政权，迫使大量国民踏上流亡之路。而青年党“圣战分子”依旧在索马里肆虐，他们控制着主要商业航路，不时地对摩加迪沙造成威胁，并在邻国肯尼亚发动恐怖袭击。
矛盾的是，强国最容易被“今不如昔”的情绪感染，埃及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埃及的蓝图是打造一个受人景仰的国家，并根据蓝图构建强大的帝都，作为国家的核心。因此，埃及推崇尊荣、地位、理念和梦想，尤其看重对往昔的追忆。埃及还自认为十全十美，无须与他国进行比较，而其情况也与马格里布及马什里克地区大有不同。在埃及，知识分子疲沓无力，军事冲突动辄爆发，整个国家总是弥漫着忧患意识，又频频出现惊人之举。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仿佛是近东地区的法国，无怪乎拿破仑对埃及情有独钟。
埃及的历史极其悠久，了解埃及在当地的中枢作用是解读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关键。埃及官僚体制的起源几乎已湮灭于历史之中，以开罗为中心，官僚体制历经法老统治、维齐尔统治、马穆鲁克王朝、帕夏政权、赫迪夫制度，终于在1952年演变为纳赛尔掌权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然而，在1973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越刮越猛的全球化之风削弱并扰乱了埃及的运转。
萨达特（Sadate）任总统期间，埃及不再煞费苦心地维持独立姿态，而是在各方面依赖别国。首先是美国，埃及每年从美国获得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是沙特阿拉伯，对于埃及来说，在商业及战略方面，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颇为挑剔的合作伙伴。
在这一时期内，埃及政府从未成功拉拢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也把政府视为出租权力的机器、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以及滋生大小腐败行为的温床。从国家结构的角度看，埃及政府惯于收买民心，善于将担任武职与文职的领导阶层与依赖政府许可、补贴及保护的平民阶层联系起来。
埃及政府的掌控力在1990—2000年有所下降，这是埃及衰退的另一个原因。埃及政府废止了纳赛尔发起的土地改革以维护大中地主利益，因此丧失了一部分贫农阶层的社会支持。这类贫农聚集在城市周围，形成多处缺乏正规治理的街区，这些街区便是第一批国家管理缺位的地带，亦是“失败国家”地带，那里没有警察和学校，也没有民事登记。与此同时，埃及政府还丧失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往往落入传统部落的手里。
与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加剧了埃及的不平等现象并改变了国内各地域间的平衡关系。从这一角度看来，埃及是脆弱的。与法国的情况一样，埃及的政府职能与精英阶层过于集中在首都开罗，而这些精英难以了解开罗以外民众的需求与呼声，因此造成地方上的政府管理缺位，信息与决策难以传达到基层。
在埃及这个民怨与骚动已是司空见惯的国家曾经刮起一阵变革之风。其实，当时游行示威活动的声势如此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担忧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儿子贾迈勒（Gamal）会接任总统。也正因如此，穆巴拉克遭到了中产阶层和埃及军队的双重背弃：对于中产阶层来说，他代表着贪污腐败；对于军队来说，他凭借全球化唯利是图的行为影响了军队敛财。这一代领导人年轻时家境富足，曾接受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教育，对老一套的国家机制既缺乏了解又充满鄙视，他们的思想体现了外来文化侵入，而新的文化并未成功地在埃及扎根，而是促使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产生了矛盾。
埃及已历经数年的抗议运动，其中2004年，一个名为“凯飞亚”的草根组织发起的运动规模最大。此后，埃及民众效仿突尼斯的民众运动，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而他本人的病情及其亲信的内讧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为了给自身戴上扶危济困者的光环，以坦塔维（Tantaoui）为首的埃及军队收回对穆巴拉克的支持。
意料之中的是，2012年的埃及总统大选把穆尔西（Morsi）及埃及自由与正义党[3]推向权力顶峰，由哈桑·班纳（Hasan Bana）发起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不以开罗为据点的政治团体，50多年来抵抗压迫的运动历史使其声名远扬，旗下的基层社会运动网络是其无所不至的宣传渠道，因此赢得大选也是水到渠成。然而，埃及自由与正义党有违所愿地卷入了革命的浪潮，再加上统治不善，惹恼了本就忧心的支持者，并将自己的把柄向政敌拱手相送。不但如此，该政党根基不稳的程度比人们所想的要严重得多。
埃及局势的一系列变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国家文化战胜了全球化文化。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游行示威的中产阶层依旧敌不过守旧不前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尾大不掉的国家机构。此后上台的阿卜杜勒·塞西（Abdel Sisi）将军政府的措施便相当受欢迎，对于9000万埃及人来说可谓投其所好：既有新纳赛尔式的政绩工程（苏伊士运河大型经济项目）和军权掌控（军费开支一直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4），又有萨达特式的亲西方及亲邻国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且还与萨拉菲派结盟，这比起镇压更能稳妥地除掉穆斯林兄弟会，同时还能保住农村守旧民众的人心。
不过，全球化进程并未止步。埃及急需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革新将会引发新一轮震荡，而塞西将军打造的国家正如“波将金号”战舰，只是延缓了震荡的爆发。
破皮则见骨，如果国体积弱或国家解体，居于其下的共同体便现于表面。这些共同体以血缘或语言为纽带，具有更强的地方性色彩。这类古老结构一度被认为不复存在，而今却重新发挥政治作用。在国家之外，人们只能转而依靠历史更为久远的亚政治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的成员相互建立了更为具体的联系，以应对个体在全球化中的孤立处境。由此一来，部落、宗教团体及民族便肩负起神圣使命，或是重新发挥昔日的政治作用，或是扮演全新的政治角色。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看作正统之始、行动之源，我们的分析便失于偏颇。若认为这些组织可取代被全球化削弱的国家，那么只会加剧国家的衰落。国体羸弱，传统组织的势力便会增强，譬如卡扎菲统治下的阿拉伯利比亚其实运转着一张复杂的利益与谈判关系网，而部落在其中起到极其关键的稳定作用。过去的500年里，人类在国家方面的建树正在蜕变、摇摆、褪色。
以民族为例，游历非洲者可从其所见所闻中得知，这片大洲上各民族群体的从属连带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民族问题宛如非洲大陆的一把刻刀：非洲的领土和统治权的争端长久以来均表现为民族冲突。埃塞俄比亚便是一例，该国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居非洲之首。在战火频燃的邻国之间，埃塞俄比亚宛如稳定的绿洲，常被西方人看作非洲国家发展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局势就较为和缓。提格雷人仅占埃塞俄比亚人口的6%，却主导着该国的专制体制，所实施的土地侵占与地产投机政策是其他民族多次反政府暴乱的根源。不满的民众向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靠拢，而前者为最弱势的民族，后者乃该地区昔日的上层族群。
若论人口混杂程度，可与非洲比肩的大陆寥寥无几。因此，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是一个只具有生物特征的封闭群体，即便欧洲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学家曾煞费苦心地对不同民族加以展示与分类。民族并非语言共同体，因为土地的界线无法阻挡语言的传播与变化。许多非洲语言均为通用语，主要在各色方言中发挥桥梁作用。民族亦不是紧凑聚集的地域共同体，游牧部族富拉尼人便是例证。富拉尼人的领地均按山谷走向散落分布，任凭其他民族占据坡地与高原。然而，民族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规制个体关系、塑造群体联系并引领政治讨论。民族意识加上党派观念往往是民主机制失灵的原因。
就民族繁多的阿富汗而言，国家危机的根源在于其主体民族普什图人的困境。在阿富汗，民族与部落之间的传统秩序集中体现为支尔格大会（即大国民会议），而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这一秩序开始瓦解，而由北方塔吉克族组成的阿富汗“圣战者”获得了阿富汗社会的边缘族群、传统的什叶派哈扎拉族的支持。而在20世纪90年代，普什图人凭借激进的宗教政策和外国阿拉伯武装分子的支援在国内确立了多数统治地位。在其专制之下，首都喀布尔的人民维持了边境地区的部落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及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的军事介入如其他类似情况一样，促使少数民族对普什图人展开报复，并推动政治反对力量的集结。2002年，在波恩举行的关于阿富汗未来政府组建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塔利班，也就是普什图人政府的合法地位遭到否认，从而点燃了民族冲突的导火索。竞争激烈的2014年总统选举便凸显了这类根本民族矛盾。阿富汗曾经的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的父亲虽然为普什图人，而他本人却被视为塔吉克族人。他曾与哈扎拉族为盟，拟定的副总统亦是哈扎拉族人，而赢得阿富汗总统之位的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代表了与乌兹别克人结盟的普什图人。民族身份问题，左右着政客生涯与政治冲突，与之相比，宗教和意识形态几乎可说是退居次位。
在近东地区问题上，部族概念与民族概念同样遭到了误用，这恐怕会让人对该地区的部族联系产生误解。部族联系既是社会框架也是社会结构，其内涵是个人对亲族及一整套共有认识体系松散的从属关系。总之，部族联系原本如网络一般覆盖了阿拉伯化的广大近东地区，而如今只留存于最传统的地带。部族具有社会调节的作用，因而是确保政治平衡的重要因素，却并非长久行使权力的机构。舒拉会议，即民主协商会议，是按父权及年龄来论资排辈的协商制度，而并非决策机构。部族组织的主要目标仍在于自身的存续。而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西方国家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及英法军事介入利比亚后做了许多无用功。
审度世界局势便可发现，当前种种危机都源自国体衰弱的连锁反应。即使在富裕民主国家，国家认同感亦在减弱，而人们强调其他层面的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联邦主义或是赤裸裸的分裂主义。比利时便面临着弗拉芒地区与瓦隆地区的分裂危机。加泰罗尼亚以及苏格兰都在要求独立。就欧盟整体而言，虽然英国脱欧添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现实意味，但有时看起来还是停留在理论和象征层面。而在欧洲以外，这些问题一直是切实发生的悲剧。
各国局势的演变确实方向不一。“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一系列“革命”获得了一些正面评价，被认为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新阶段，民众对于民主治理与福利国家的诉求越发强烈。如果说历经跌宕起伏的突尼斯算是印证了这一评价，那么埃及与叙利亚便未能成功地向开放的民族主义转变，利比亚更是因此陷入国体分裂的境地。在伊拉克、叙利亚与利比亚，统一国家的分裂程度如此大，已是再难聚拢的一盘散沙。这契合了法国曾任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昔日常常引用的漫画人物工兵卡蒙贝的一句台词：“一旦出界，再无止境。”在这些处于危难的国家中，地方攘夺和竞相寻租已成定势，因此国土的分崩离析似乎永无止境。
非洲也出现了类似的矛盾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危机之后，部分国家选择了国家民族主义道路，试图构建甚至是凭空创立国家共同体，以便把众多不同的民族、地方及社会群体聚拢在国家这一框架中，所用手段包括编造新的身份认同观念并加以鼓吹、利用。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edie）在科特迪瓦执政时宣扬的科特迪瓦国民性，便是一例。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的民族对立意识又是一例，这一对立最终引发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此类构建国家共同体的尝试，与其说就国家纲纪达成了新的共识，不如说暴露了国家建设中的纰漏之处。
“圣战主义”：机会性病毒
国体溃烂之地，便是“圣战主义”毒疮的滋生之处，其严重程度不容我们再逃避现实。在某些地区，恐怖组织俨然自成一国，凭借种种不法手段向治下民众提供补贴、岗位以及薪酬。
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便是一例。尼日利亚北部各州比较贫穷，还不能分享该国的石油财富，而“博科圣地”组织在1999年创立之初是宗教学校，旨在取代这些地区落后的教育体系。该组织通过贩卖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med Yusuf）的布道录影带来筹集资金，逐渐发展成一个填补政府职能缺失，乃至与政府竞争对抗的社会互助网络。为了抵抗2009年的联邦政府镇压，“博科圣地”组织变为严整、紧密的政治武装组织。在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卡乌（Abubakar Shekau）的带领下，“博科圣地”组织开始不断开展恐怖活动。他们越发频繁地劫持人质，如2014年4月尼日利亚奇博克近300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还有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发生的各类劫匪式的摩托飞车袭击以及自杀式袭击。
恐怖主义这种机会性病毒会改变面貌以适应不同“宿主”，并通过“宿主”的缺陷及各个层面上的裂痕加以渗透。大国竞争也为恐怖主义病毒的滋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欧洲及俄罗斯施展的种种手腕便是佐证。美国的中东政策如今已被恐怖主义搅成一团乱局。其方向盘左右猛转，忽而是最放肆的干涉主义（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忽而又是最严苛的孤立主义（如2013年夏天的情况）。美国在外交上为自身设置的底线从未得到遵守。面对恐怖主义，作为中东地区的保护者，美国不论采取哪种方针都会失利。出头冒进，则会暴露自身于风险之中并招人憎恶；抽身而退，又会撩拨他人胃口，引发被保护国的恐慌。这在外交上可谓是进退维谷，让人想起“二战”前后各殖民大国深陷的窘境，只需以法国1945年后在印度支那及阿尔及利亚的困局为例便可见一斑。事情总是会积重难返，纵有妙计亦为时已晚。鉴于目前尚未有立竿见影之策，很难保证美国民主选举的杠杆不会加剧该国政策的摇摆幅度，让总统的权力棒在干涉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传来递去，使得美国外交再无连贯性可言。
美国现今实行的战略性撤退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这使美国更受掣肘，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些被认为受到俄罗斯威胁、指望美国庇护的中欧国家，以及惮于单独应对中国的东亚国家将会承担美国战略性撤退的后果。这些国家可能会想方设法迫使美国仓促出手以阻止其撤退，或是会自谋出路，抓紧机会未雨绸缪。对于美国来说，当下的唯一办法便是不置可否与循序渐进，甚至要有权谋术般的狡猾手腕：介入则浅尝辄止，安抚盟友却不对其完全依赖。对于土耳其及沙特阿拉伯，美国尤其难以拿捏自身的进退分寸。
俄罗斯在中东的境遇不比美国简单多少。在1989年之前的苏联时代，即布尔吉巴、纳赛尔与阿萨德当政的年代，中东地区倾向的民族主义共和国皆以苏联为最重要支持者。而在1989年之后，中东的政治版图中几乎再无苏联的身影。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过去十几年来，曾在车臣等地发动军事镇压，打击了车臣的叛乱分子。俄罗斯领导人从此坚信，唯有发动全面战争并施以铁腕，方可长久保全高加索领土。自2015年秋，俄罗斯把这套经验用于叙利亚，在当地专制政权的掩护下展开大规模轰炸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将在当地民众心中留下难以弥散的反俄情绪。
帝国重现
21世纪初，我们迈入全球化的最后阶段，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中心偏移现象。如果说随着民族国家形式的衰弱，某些国家沦为失败国家，那么在另一方面，大国体制也随之巩固。民族国家因而让位于大国，后者结构庞大，在全球化的权力争夺中发挥影响力。上述情况便是当今世界新的多极化格局。
中国在其高速发展的30年间重返世界舞台，打破了此前的平衡格局。中国是否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印度又是如何？这两个大国让我们重返文明古国时代，其国家内外问题的呈现方式往往不同。它们表明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体制已经重返历史舞台，这便是以多元差异统治为基础的大国体制。
大国体制的回归不仅体现在大国层面，还体现在超国家集团的构建过程中。为此无须确定任何绝对权力，只需循序渐进地加以整合、转移主权并扩大国家职权的协作范围。
在如今的世界舞台上，三个充满矛盾的大国呈三足鼎立之势。
美国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不定：一是过度扩张间接影响力，二是收回行动力。人们面临衰败的威胁时总会认为，只能在认命与抵抗之间做出选择，其实还有“转型”这第三条出路，特别是就美国而言。有时隐身而退方可成就不朽，这便是为何有的帝国几乎已无迹可寻（例如西班牙帝国在拉丁美洲仅仅留下了语言遗产），而有的帝国虽亡犹存，例如罗马帝国虽为蛮族所灭，其文化却被加以吸收并留存下来。我们至今依旧使用罗马法系与管理体制，我们的思想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甚至连宗教也不例外，教皇和许多主教都在罗马。卡拉卡拉大帝曾于212年“赐宴宇黎庶罗马公民权”，正是此举将帝国的覆灭与复兴载入史册，而当时距离罗马真正陷落尚有200年。美国可以或多或少地效仿罗马，不再充当世界中心，而是由此转变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对奥巴马的任期表现评定好坏，他也许会作为国家转型的首倡者而受人铭记。奥巴马的父亲为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堪萨斯州人，他在印度尼西亚长大，这些个人形象元素为奥巴马赢得了空前广泛的国际反响。他试图通过言辞来改变世界与美国的关系，实施与乔治·布什截然不同的政策方针。他在竞选期间就阶层与种族关系发表的演说，在开罗、阿克拉与布拉格等地悉心准备并精心呈现的出访演讲均让人震撼并载入史册。奥巴马如此坚定地将自身行动上升为理论，且不以自己姓名为理论命名，这样的美国总统着实不多。
奥巴马具有贵族式的优雅风度、名校法学教授的严谨学识以及理想主义倾向，这样一位人物在21世纪初的美国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他在思索和理智判断上不吝时间，一言一行的细微之处都经过了仔细推敲。奥巴马犹如技艺高超的障碍赛运动员，总能恰到好处地应对所有障碍，不论是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周六晚间的电视节目里。而如今，美国媒体充斥着一味求新、无理、夸张的风气。在大环境的对比下，奥巴马仿佛代表着一个以为昔日荣光仍在的美国，一个认为自身比实际更为强大、自信且开放的美国。因此，奥巴马好似电视剧里虚构的总统，不论是在实际意义、象征意义还是体制意义上，他对于其所处时代的美国均无掌控之力。里根是一个演员出身的总统，而奥巴马则是一个被迫扮演总统角色的从政者。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奥巴马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或许是时势需要、美国战后疲态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所致，世界政坛大鳄纷纷与奥巴马作对。他的一举一动均被细细琢磨，稍有犹豫就会被人钻空子。以色列曾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仗着美国国会及舆论的支持，试图置犹太殖民区扩建的禁令于不顾。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自认为受到了挑衅，而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恼火于西方国家对于阿萨德的犹豫态度。而2013年夏，普京通过叙利亚化学武器一事看出，美国已不再有先锋之勇，从此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叙利亚这两条阵线上大可为所欲为。
在内政问题上，奥巴马在任期内的表现可谓力不从心。艰苦卓绝的斗争仅仅换来健康保险制度的有限改革，而金融监管、枪械管制以及黑种人等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作在8年间只是原地踏步。这是否表明奥巴马无力作为，还是说他对总统职能做出了全新解读、把总统向教皇靠拢？“教皇式总统”以媒体为感召手段，是国民欢笑、泪水及怒火的代言人、政治热情的鼓动者。这样的总统需要具备炼金术师的高妙手段，能够精准把握并掌控媒体宣传与民众情绪。美国诚然在变，美国社会局势却在收紧。据统计，白种人人口到2050年将变为少数种族，即便他们将是最强大的少数种族。这一点意义深远，因为如今人们再度体会到种族隔离体制在美国是多么根深蒂固。在这一体制的作用下，美国黑种人人口在200年间演变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过去在法律上甚至还是一个特殊群体。“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维权活动在社交网络上披露的贫富悬殊、警察暴力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表明，歧视与排斥是美国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沉疴，整个美国的未来都将为此蒙上阴影。
中国专注于国内，有时难以将视线转向国外。中国对于遏制政策尤为反感。昔日的苏联如踩在高跷上的矮子，为了稳住帝国的根基而殚财竭力，在两极竞争中逐渐衰竭。中国不似苏联，中国更像是穿着束胸衣的巨人。这件束胸衣强加于中国之时，正是它历经200年分裂、危机与列强割据之后在历史上最为瘦弱的阶段，因此现在这件束胸衣勒得特别紧。如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崩溃与苏联解体促成的一个历史反常现象。中国需要有施展拳脚的空间，正如门罗主义以及罗斯福“大棒政策”时期的美国。中国尤其需要能源、食物与科技供给，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基础是实际需要，而非中国本能上就敬而远之的济世情怀。
欧洲则是一个脆弱且权力分散的地区。它仿佛已经养成了某种怪癖，每月都要举行峰会，以争取解决某种问题的最后机会。面对充满担忧及疑虑的民众，欧洲各机构只会流水线般不断推出各种对于2020年或2030年的政策展望。然而，每当欧洲各国首脑聚集，欧元区、申根区甚至欧盟本身等基本问题又会被重新搬到谈判桌上。在团结在其代言人身后的民众面前，一种新的谈判文化得以确立。这种新的权力分配方式其实比看起来更为稳固。对于欧盟的诅咒与斥骂，不是故意嚷嚷，便是空想，就像普法尔茨伯爵与波希米亚国王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中的大呼小叫便是如此。在贸易与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国家只会愈加团结，随着劳动者流动性的提高（主要是从失业严重的南欧流向北欧），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学术交流范围的扩大（这得益于“里斯本战略”，尤其是“伊拉斯谟世界项目”），欧洲的团结程度会逐步增强。这个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帝国如果能够证明其理念的合理性，并摆脱自由主义正统观念这种不合时宜的理论认识，那么它便可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来源，反之，它可能变得像18—19世纪的波兰那样。当时波兰被所有贵族议员均享有的“自由否决权”捆住了手脚，其后更是被邻国三度瓜分。为了赢得选举或维护本国利益，欧盟成员国可能会选择第二种情况。如此一来，美国、中国及俄罗斯便会处于优势地位。欧洲是要变成通过合议来组织并分配权力的神圣罗马帝国式的大国，还是要成为罗马帝国式的、以强制手段集中于德国翼下的大国，归根到底，这应由欧洲人做出选择。
在三巨头之外还有俄罗斯。这个大国如《圣经》中的泥足巨人，时不时显露出昔日帝国的残影，而作为民族国家却难以为继。造成2900多万苏联红军牺牲的苏德战争是俄罗斯人共同的国民记忆。民众手执“二战”家族先烈照片自发游行的“不死军团”纪念活动，以及俄罗斯准备出台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规定的新法规，均证明了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
人们总把普京视为神秘人物，这其实忽视了俄罗斯的过去及其曾经经历的历史创伤，俄罗斯曾经多次受辱。苏联在70年间威震全球，最后却分崩离析，经济萎靡，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减少1/4，且人民的平均寿命缩短4年。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西方人在北约地理边界等问题上出尔反尔，而普京如今推行的方针，恰恰是这个骄傲却饱经羞辱之国的唯一所求。2000年，普京就任时的情况与1958年戴高乐上任时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俄罗斯陷入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质疑之中，且为镇压车臣分裂势力而倾尽国力、背水一战。因此，普京上任之初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塑国民信心，重整国家战略。
我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曾与普京会面。我当时发觉若想与他讨论对外政策，须从个人兴趣入手，譬如对历史的爱好。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普京就拿破仑侃侃而谈，他从俄罗斯的角度评价拿破仑，以一种从容不迫的胜者口吻。法俄这两个国运多舛、革命频发的古老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总是如此。法国在一个世纪内就曾两次受到俄罗斯盟友的援助，而且每一次俄方的介入都是法国转危为安的关键。在过去的10年间，普京的言行举止愈加让我感受到他努力想成为俄罗斯的国家化身。他坚信如果稍有松懈，俄罗斯便有分崩离析之虞，因此他把自己塑造成国家代言人与治国者，虽然他更看重的是政府权威的维护，而非社会进步及个人自由。他表现了一种长期持续的政治紧迫感。他认为，若想在俄罗斯僵化且脆弱的权力金字塔顶部维持平衡，这种紧迫感就必不可少。普京是苏联解体的经历者，他知道那些肆无忌惮的国家寡头势力当时如何趁机中饱私囊，所以在艰难危险的过渡阶段，他采取措施以巩固自身权力。苏联时代在普京身上留下的除了一种贯穿俄罗斯行政各级的谨慎以外，还有一种阴暗、尖锐的嘲讽态度，这种态度往往让与其打交道的人哑口无言。我曾问普京，是否对乌克兰东部冲突的情势演变及俄欧关系持悲观态度，他便向我解释了悲观者与乐观者的区别所在。他说，一杯陈酿50年的干邑白兰地只会让悲观者皱眉并抱怨其臭气熏天，而乐观者则会回家躺在湿冷且满是跳蚤的床上双目炯炯地感叹酒香何其浓郁！
整个俄罗斯政治均以重振大国地位与博取国力认可为目标。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国对其国力的认可比其国力本身更重要。自2000年起，普京对石油及天然气领域进行调整，将其变成俄罗斯用来对付近邻及欧洲的战略武器。2004—2005年，天然气供应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便是该武器的应用实例之一。经济寡头为了换取一定的行动自由，被迫充当政府的权力工具。普京广泛鼓动俄罗斯社会各界拥护一种杂糅的爱国意识形态，其中混合了沙俄时期的历史回忆、苏联时代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捍卫传统价值观的东正教的热忱。普京依仗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选民基础开展此番动员活动，这些选民主要是公务员与中小城市居民。
讲俄语的少数族裔在东欧分布广泛，遍及顿巴斯、波罗的海超大型国、德涅斯特河沿岸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为了应对俄语民族间断分布所造成的问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保持平衡，以达到既能煽动兼并势力又能防止近邻国家归于西方国家麾下的效果。其实，21世纪初，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就被俄罗斯看作这些国家向西方国家靠拢的尝试，其中包括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
乌克兰冲突的根源隐藏于该国历史的幽深罅隙之中。乌克兰本就未完全独立，又无力构建一个统一、可靠的政府。何况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文化历史上紧密相连，建立于9世纪的基辅罗斯公国便是俄罗斯文明的起源地，苏德战争中牺牲的苏联人近半为乌克兰人。这片承载历史记忆的土地深受苏联时代的影响，克里米亚鞑靼人与顿巴斯地区的俄语人口被斯大林的人口规划及赫鲁晓夫的奇思妙想左右驱赶、四处流放。许多不稳定的地区领属关系也正是赫鲁晓夫的政策所致，1954年，克里米亚半岛便是在其主导下划给了乌克兰。乌克兰的历史长卷上满是大国纷争的爪印。乌克兰在18、19世纪被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推推搡搡，到了20世纪又落入纳粹与苏联集权体制笼罩的阴影里。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为了扩大在较低纬度海域的势力范围而于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重施这一旧策。
天然气可谓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最后的脐带。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是俄罗斯手中的一步好棋，既可低价出口以拉近与乌克兰的关系，又可以此为要挟，对乌克兰施压。这种施压手段引起了乌克兰人与其他欧洲人的不满。如果俄罗斯真的停止供气，其他欧洲国家便会跟着乌克兰遭殃。2004年的乌克兰仿佛是盖达尔及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小型翻版，没有普京式的整顿，没有以国家大义为名的寡头管制。羸弱、分裂、腐败的乌克兰政府因此被国内寡头牵着鼻子走。
除此之外，针对乌克兰的西方政策也是毫无章法可言，西方国家与其说是有意打乱他人阵脚，不如说是出于无知和草率才如此胡乱出牌。这一点具体表现为2014年乌克兰与欧盟签署的联合协议。该协议的推出会动摇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税同盟，所以此举相当于向俄罗斯挑衅。俄罗斯就此向欧盟质疑，却被一句“不关你们的事儿”给顶了回去。这也罢了，关键是欧盟没有向俄罗斯表示一星半点儿的合作意向，彻底把它拒于千里之外。西方国家如此鲁莽行事已有先例，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决定向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完全罔顾之前对俄罗斯许下的承诺。
法国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纯属正常反应，毕竟在1994年12月签署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表示尊重。可是，欧盟动辄制裁的做法与俄罗斯帝国式的震怒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乌克兰危机如今已不仅仅是一次零和博弈，更是一场消耗战，每一方均无安定、稳固的处境。这也是为何德法两国如今在重重阻力下力促各方落实《明斯克协议》，这是目前唯一的合理举措，目的在于以政治手段解决顿巴斯冲突，并确保乌克兰采用联邦制后能享有稳定地位。
如今，关键任务之一依旧是以历史联系为纽带、以地域团结为宗旨、围绕俄罗斯构建一个合理的、可存续的共同体。这一任务并非易事，因为当下中国、美国与欧洲都在俄罗斯周围制造多重紧张因素。至于欧亚经济联盟依旧未有清晰架构，成员寥寥无几，且均无多大的参与热情。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关键是要先确立自身地位，哪怕为此需要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俄罗斯如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有时是阻挠者，有时是行动家。比如在叙利亚争端中，2013年时，俄罗斯还专给人设置障碍，到2015年，却积极地军事介入以支援叙利亚政府。为了演好双面角色，俄罗斯把国际法律、军事筹备以及外交工作的各项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还会指出西方国家固守的各种悖论。例如，在英法联合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介入时，俄罗斯就理直气壮地批评称，英法在利比亚促成的政体变革已经大大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
普京如今要解的是一道颇有难度的方程式：既要巩固重振国家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又要防止调整过度而累及经济、最终再度全盘皆输的结果。理想之策是恰到好处地调动国民自豪感，以便之后为国家的安定、繁荣做出妥善安排。毕竟让东欧局势峻如严冬，或是把乌克兰、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逐步拖垮，均不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为了避免上述情况，俄罗斯需要的是与欧洲合作而非与美国对立。为了重新营造较为积极、宽松的国际氛围，关键是要德法携手推进各方沟通，启动谈判以平息俄欧之间的制裁大战。
这股大国回归之潮为某些地区带来大国专制的冀望，这些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未立政府就欲立国。如今为填补政府缺位，可供这些地区选择的唯有不为国境所限的极权模式，这类模式都是由包含宗教动机的政治构想拼凑而成的。民族国家制度无法维护身份认同与社会治安免受全球化浪潮冲击。哈里发制的回潮便是对于民族国家的一种病态质疑，这是帝国幽魂唤起的阴暗乌托邦。
为了对抗专制大国，我们不必拼死拼活地捍卫自身含有暴力及危险因素的民族国家，而是要推动良善大国的建立。跨国共同体可以以成员国的历史联系为纽带，加强凝聚力，并在地区和平与组织内部统一管理等有利条件下提高发展效率。虽然如今已没有多少人会站出来为欧盟说话，但欧盟走过的历史道路对于阿拉伯国家及非洲联盟来说依旧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有助于这些地区确立解决争端的法律与政治模式。
当今世界的真正地震带难道不正处于这些中兴大国之间吗？在中东的执念之中难道不正暗藏了未来的危机吗？在中东地区以外，一场新的全球性竞赛正一步步拉开帷幕。中国及美国的实力均有所增强，正是在这两国之间，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局正在成形。中国的崛起是时势之必然，在过去30年间，中国蓄积了十分深厚的发展力量，如果能够适当减速，则可避免超速翻车的情况。中国已经形成多达4亿人的中产阶层，巨大的消费内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为了保持发展速度，中国还需推行多项改革。
中美两国主要会在三个方面展开竞争。
首先是势力范围。中美的控制权之争以亚太地区为主，并广及世界其他战略性地区。美国得益于“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实施围堵、封锁，因此中国未能如愿在周边地区施加影响。我们审度地区局势则可推断，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却难以与之相抗衡。无论是在地理上、文化上还是历史上，亚太危机地带均与中国联系过密，与美国则联系过疏。为了牵制中国，美国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代价便是承担单向遏制朝双向对抗转变的无穷风险。
不过，中美两个大国的角逐范围并非只限于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也将成为另一竞技场。这片大陆如今经历着一场新的体制更迭，15年来各个国家的进步主义政府统治在各国均走向末路。在这种大环境下，政治冲突爆发的风险日益深重。在巴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停职并革职问题引发的政治司法争端，以及巴西石油公司高管的贪腐案，在巴西国内引发强烈震荡。在阿根廷，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登上总统宝座，使得阿根廷的政治天平又重新倒向梅内姆式的自由主义政策。至于委内瑞拉的种种不稳定的形势更是无须赘言。在太平洋沿岸的拉丁美洲国家，执政立场的和缓趋势更为明显：智利一直由中间偏左派的政府统治，秘鲁则于2016年选出新总统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使国家大权免于落入前独裁者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女儿之手。
强硬军事独裁与反政府武装在20世纪的漫长斗争似乎还未收尾，美国在拉丁美洲一直扮演着好管闲事甚至是招人厌烦的老大哥角色。冷战期间，美国的重点是竭尽全力阻止苏联势力渗入自家“后院”，为此美国甚至或隐或现地支持智利、乌拉圭及阿根廷等国的军事独裁政府。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本就不安稳，充满了领土、社会及民族方面的分化对立，具体表现为落后的原住民地区与白种人为主的大城市与大种植园之间的对立，而美国在支持当地军事独裁的过程中主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思路，因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内战阴云。南美大陆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还未形成社会共同体意识，从那时起，各国开始推行补偿及和解政策，以促进底层阶级与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政策还是有所成效，例如巴西前总统卢拉（Lula）开创总统的“家庭补助金”计划以及委内瑞拉的减贫举措。
奥巴马自2008年起开始改善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他着力与古巴修好，并调整哥伦比亚毒贩的打击策略。拉丁美洲在经济与政治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境内生活着5000多万拉美裔人，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三是有助于打击可卡因交易。
拉丁美洲对于美国如此重要，而中国对拉丁美洲资源的兴趣也日益深厚，例如安第斯山脉地区的金矿与铜矿以及奥里诺科河流域的石油。因此，中美两国在拉丁美洲拉开新对局，焦点无疑是争夺大型基建项目订单与对矿藏大国的政治影响，并且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范围扩大与否展开攻防。中美双方都提防对方会采取进攻策略，因此对立局势将尤为严峻。在这场对局之中，有损拉丁美洲稳定的任何因素都十分危险。因为如果历史裂痕、殖民阴影与征服新大陆时代以来压抑至今的暴戾之气显于其表，这片大陆便易倾覆。
中美角力的第二方面是象征层面，即全球掌舵权之争，中国无意称霸世界，但如今的中国已拥有足够实力与美国霸权叫板。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反感美国对于货币、信贷评级、金融管控以及互联网等世界各条命脉的控制，中国如今有能力构建能够取而代之的新机制。其他国家是惧怕中国并享受美国保护伞的种种便利，还是寻求替代之选以预防美国制裁或施压的风险？它们的选择将最终取决于美国回应的强硬程度。
中美角力的第三方面是物资供应安全。中国并非自给自足之国，在不少领域中国都难以培养自足之力。中国在某些方面与昔日的德意志帝国相仿，德意志帝国被钳制于敌对势力之间，须依赖进口以满足内需，尤其是小麦。中国也需要依靠世界来保障其粮食安全以及能源与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非洲的协作政策反映了该国对于可靠运输通路的需要。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甚至在欧洲的博斯及贝里等地，中国企业租赁或购买了数千公顷的土地以构建可持续的粮食合作机制。
全球化浪潮冲蚀了后殖民时代的面貌。反殖民运动推平了民族国家的丘壑，各国在理论上地位平等，以人为方式趋于同化。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向西欧国家看齐，在200年间，欧洲人一直向他们灌输欧洲政治模式至上的意识。全球化使世界重现高低起伏。是否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世界是平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利刃刮掉了脆弱国家的疏松岩层，深深刺入了这些国家传统结构的基岩。全球化之风吹蚀了古老的民族国家，使之茕茕孑立如空中岩柱。但是，与之为邻的是新形成的高原，以巨大、坚硬的花岗岩垒成，充满帝国气象，难以翻越。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新地貌中前进，而手中拿着的却是旧日的地图。
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进程已无法逆转。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一进程对政治依附关系和集体从属关系加以重整，成为主要经济衡量指标的个人消费，是该进程的强大驱动因素。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口提升了消费能力，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裕水平，起码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不过，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若让柬埔寨农民或拉各斯居民评判全球化究竟是利是弊，他们将难以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