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1906-1995），着名舞蹈家。曾任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着有《我的舞蹈艺术生涯》、《新舞蹈艺术概论》等。
一 从音乐到舞蹈
1929年春，我踏上了去东京的路程。当时中国青年去东京留学的人数很多。日本办的日清轮船公司有两条专门来往于上海和神户间的轮船，单程只要四十八小时就可到达。
记得我到东京后，在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时，有过几位中国朋友。后来在学习音乐中，我的爱好逐渐起了变化，我很少再和中国朋友来往。那时我爱读一些新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凤凰涅盘》，德国作家歌德的着作《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长诗《浮士德》。歌德的作品使我深受感动，当时我就把自己比作浮士德。此外，我还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觉得它像是时代的号角，鼓舞着我和其他愿为新文艺而斗争的战士。
学习音乐的时期，我充满着美好的幻想。1931年春，为了纪念自己心中最喜爱的波兰爱国音乐家肖邦，我从此改名吴晓邦，作为从事艺术事业后的名字。
我是怎样爱好音乐的呢？说来很偶然。我到东京后，开始时是在若松町住着。在若松町车站旁有一个教授音乐的教师，我就是从他那里入音乐之门的。在他的教导下学习小提琴，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若松町到早稻田大学不远，在正对着早稻田大学大门的一街上，旧书铺很多，还开设学生住的小旅舍。当时，日本的大学不提供住宿和膳食条件，外地来的学生大都住在附近居民开设的小旅店内。伙食也可以包在旅舍内。在这条街上，除书店外，还有咖啡馆和带卖蛋糕之类的小店，供应学生们课余时吃些点心。其他如理发馆、医院及杂物日用商品的店铺也不少。早稻田大学正门前，是为纪念日本着名的政治家大隈而建筑的、可容纳一千二百人的大隈会堂。
在大隈会堂内，每星期六都有演出，这是我到日本后开始接触艺术的一个场所。后来，我从这条街渐渐向远一些的地方去走走，也常去日比谷公园会堂散步。至于进剧场去看剧，在开始的一年内不是经常的事，后来才慢慢多了起来。我在大隈会堂内看过歌剧《茶花女》、《浮士德》、《蝴蝶夫人》、《卡门》，也看过话剧和舞剧，我当时最喜欢的是话剧。有一天，又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在大隈会堂我看到了早稻田大学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舞蹈《群鬼》，正是这个节目给我以极大的影响。观后，连续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寂静的黑夜，在木鱼声中，各种鬼都走上了舞台；有吸血鬼、饿鬼、冤死鬼等，他们都为了各自的目的寻找他们的出路。表演者把鬼人格化。
说是鬼，实际上是影射了当时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编舞的人想象力很丰富，加之用木鱼来伴奏，更显示了鬼的面貌，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从此对舞蹈产生了兴趣。它是我立志献身舞蹈事业的启明星。
在日比谷会堂内，经常演出东京着名舞蹈家的作品，由于我爱上了舞蹈，所以一有机会就去看。如曾经轰动了东京舞坛的石井漠及其高足们的表演会，崔承喜的朝鲜舞蹈会，我都去看过。在早稻田大学所在的这条街上，有售票处，买票是很便利的。但是这许多舞蹈家的演出，总没有像《群鬼》那样吸引我。
我也在早稻田大学所在的这条街上的旅馆内住过。我现在还不时在怀念这些为学生而开设的书铺、食堂、咖啡馆、医院、理发店、浴室，因为这些地方是我当时经常要去的。旅舍的服务员对学生的照顾周到，态度真好。而且能够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住在一个旅舍内也特别好，因为他们从来不高声喧哗，总是寂静无声地在自己的房间内休息、读书。每个人都很小心谨慎，惟恐妨碍别人。所以，一般听不到邻室或走廊内有声音。早稻田大学学生，就有这种习惯，能安静地思考问题、写作论文。酗酒的学生，旅舍内是不接受的。
房间概由女服务员打扫，有时她们还给室内的花瓶插上一两枝鲜花。
在日本，我也住过由家庭出租的房间（贷屋）。可是他们不供应膳食，房间内的清洁需要自己打扫，晚10时前必须回来。这比起住旅馆，可以省一些钱，但不便当。
我长久以来一直在音乐的学习中过着孤独的生活，也逐渐使我易于沉入幻想。当我习惯以后，感到研究学问或思考问题时，孤独一点也是好的。我学会了在最热闹的街口上观察各种各样人的面目和他们内心深处的活动。
这些对我后来的创作，解决如何去刻划人物形象的问题，影响极大。
1929年冬，我从报刊上得知了高田稚夫舞蹈研究所的招生消息。就这样我进了高田稚夫舞蹈研究所，成为该所的学生。每月付研究所学费十元，每周上课三次；不是个别教授，而是集体上课。研究所设在东京郊区东中野一个居民点的地方。1930年春，我为了学习便利起见，搬到东中野附近日本人家租房居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回到了祖国，在苏州居住。自1929年起，我虽学过两年的舞蹈，但由于心中烦闷，我只得整日拉提琴，在练习曲中度日，用琴曲来寄托我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痛苦心情。我把苏州的园林当作祖国的山山水水，以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这时，我对园林的爱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我不但常去欣赏园林艺术，而且也结识了园林中的花匠艺人，请他们住到家里来，教我栽培花草和布置园林。我把苏州家里的一块荒废的空地修饰起来，种了各种花木和果树。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整理出一个小花园。在这几个月中，我把提琴、舞蹈、园艺结合起来，进入了读书、练琴、作舞的生活，以此来掩盖内心的痛苦。
这种生活，很快地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改变了。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凶残的“一·二八”淞沪事变，企图占领上海。由于当时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抗战，外加上海几百万人奋起支援，把侵略战争局限在淞沪战场。敌人在淞沪战场上不能得到预想中的胜利，就买通了国民党顽固派头头蒋介石，使十九路军被迫撤出淞沪。这样，上海人民在蒋介石的欺骗下，结束了淞沪事件。“一·二八”虽然只经过了两个月的抗战，但在十九路军及上海百万人民的共同抵抗下，保卫了上海。这是一次中国人民力量的检阅。它使我从对祖国命运感到悲观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我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是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
二 “晓邦舞蹈学校”和第一次作品发表会
“一·二八”后，我在上海住了下来。我住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公寓内。当时，中国文艺界人士有许多住在北四川路虹口一带。我从1929年学习舞蹈到1931年11月回到苏州，一共只有二年，还刚刚入门，懂得不多。但在当时的中国，学习舞蹈艺术的人也只有我一人。我想要经过百倍的努力，去创建一个舞蹈学校，作为自己艺术活动的基地。因而我就租用了北四川路一家绸布庄的楼上，把中间的墙打通，成为一大间，以便教舞用；门口挂出了“晓邦舞蹈学校”的牌子。这一间大房间，是按月付租的。为了补充房租的不足，我只好请了一位教交际舞的教师张沁英，利用晚间教交际舞。而我用上午和下午的时间，在这里教舞蹈。我登报招生后，因为这是上海第一个舞蹈学校，所以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从此以后，我开始结识了中国文艺界的人物，有话剧、美术、音乐、文学、电影各界朋友。舒绣文是我的第一个学生。她共学了两个月。后来，我又在进步的“新亚学艺传习所”当舞蹈教员，认识了很多戏剧和电影方面的年轻演员。负责“新亚学艺传习所”的陈鲤庭同志，就是在那时相识的。
这个舞蹈学校只办了半年。半年之中，我忙于应付门面，弥补开支上的不足。后来因为受到了流氓的攻击，那位交际舞蹈教师不愿再搞下去，我也只好草草收场，又重去日本学习。
1932年9月，我第二次来到东京，依旧在高田舞蹈研究所学习。这时日本的各种文艺思潮相当活跃。文学上已经出现了神秘主义、象征主义，还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思潮，因而在日本也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文艺作品。我的老师也顺着各种思潮在变化着，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虽然是教芭蕾舞的，但是她不主张用把杆。她说：“如果站不稳，就用脑想一想，舒坦舒坦就好了。”她教课是离开把杆进行的。我曾暗地想过：这可能是因为她在巴黎时曾接受过邓肯现代舞蹈的影响吧。所以，虽然她教的不是现代舞，却同样反对矫揉造作。高田老师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舞蹈家。她喜欢自己的学生，希望能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新奇的创造，但她不爱荒唐的艺术，如现代主义艺术等。
我记得，1933年，我创作了一个《傀儡》的节目。我用了木偶戏上的考案（造型上的根据），作为作品中动作和姿态的依据。她非常喜欢，并允许我在她的学生创作演出会上演出。我还演了《无静止的运动》来说明宇宙无静止运动的现象，用人体的表演来解释哲学上运动的问题。虽然这些节目都是很简单的习作，但却引起了喜欢学生们挖掘新题材的高田老师的重视。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回忆起来，我当时是十分幼稚的，可是我也得益不少。她常对我们说：“艺术上的师承，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能老师说了算的。”
1934年冬季，我的养母因病去世，我又回到了上海。
1935年春，我在颖村租了一所房子，想长期在上海办“晓邦舞蹈研究所”。我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从事舞蹈事业，要让新舞蹈艺术的种子播种下去，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在颖村居住时，我与画家叶浅予、梁白波，音乐家丁善德、陈又新、陈歌辛，戏剧家欧阳予倩等着名人士相识。其中我和欧阳予倩的友谊从1935年始，直到1962年他的逝世止，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当时他住在颖村二号，我住在十号。我们认识以后，他曾将他的两位女儿曼如和敬如送到我的研究所来学舞。曼如一直坚持了半年。当时在我的研究所学习和住宿的只有沈光（上海美专学生）一人。来研究所学习的人还有电影演员和歌舞团的人员。
但因为我要大家先学习基本训练，他们觉得很累，往往不能坚持下去。
与此同时，我还为上海乐剧训练所教舞和排练。上海乐剧训练所是由陈大悲（30年代文明戏和话剧艺人）主办的。训练所的学生是登报招来的，共招收了男女学生二十二人，另外还有陈大悲个人关系的学生四五人。我记得开学那天，宋春舫（中国现代剧方面的老前辈）来参加了开学仪式。我每周去授课三次，并为《西施》这个剧排练《浣纱舞》、宫廷的《剑舞》、西施和范蠡的《双人舞》。有时我整天都要到排演场去。这个剧是陈大悲编剧，顾文宗导演，陈歌辛作曲和指挥，我是舞蹈设计。陈歌辛与我的深交也是由此开始的。
在抗战初期，我和他合作过《丑表功》、《传递情报者》、《罂粟花》、《春的消息》等节目。我们的友谊持续了二十多年。1960年，他不幸病逝在安徽。陈歌辛在抗战期间，对上海的群众音乐活动，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解放后，在电影界又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和乐曲。
5月开始，由于舞蹈研究所的创作和演出，需要添制服装、灯光等，每月支出很大。我的前妻认为我挥霍过度，考虑到孩子们将来的教育问题，提出要我把家产权交给她。我答应了这个要求，产权由她管理，但要保证舞蹈研究所每月的费用。
1935年9月，我举行了个人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招待上海文艺界的人士。记得这次“作品发表会”，我仅售出了一张票，这惟一购票看我的演出的，是一位波兰妇女。演出后，她还到后台来，热情地和我握手。因为在我表演的节目中，有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三个作品，这三个舞蹈感动了她。这一次演出的节目，大部分用的是外国音乐。这是按照在高田舞蹈研究所学习来的，根据高田老师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的。
我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演出，观众的反应很冷淡，用上海的俏皮话说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就是说，我还没有和上海的观众结合起来。上海人还不喜欢我的表演。在艺术上我还处在幼稚状态。这只能作为我在学习舞蹈过程中，以及留在上海的一年内艺术劳动成果的一次展出。我在这次表演会上演出的有《送葬曲》、《浦江夜曲》、《傀儡》、《和平幻想》、《吟游诗人》、《小丑》、《爱的悲哀》等十一个独舞节目。这些节目基本上是学生时期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