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的那个晚上，一向只做投机生意的三伯伯，破天荒地答应去做一桩不赚钱的买卖：利用银行的便利条件，帮助新四军管理一笔海外捐助的款项。三伯伯成功地用这笔款子做了投资，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这笔钱部分解决了新四军的医药费用，但是他拒绝去收共产党的佣金。因为他认为，收了佣金就等于被雇佣，他不愿意涉足政治，他只希望王沐天能够平安，这样他才对得起王家，对得起他深爱多年的朱玉琼。也许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纯粹的交易。
桑霞和三伯伯在那个晚上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便离开上海，回南洋去筹募资金。从南洋回来后，地下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直接派她去了皖南龙岩的新四军军部，王沐天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她。组织另外派了一个老同志到果品批发站来领导王沐天和小包，他们的药品输送站在十六铺一直坚持到1940年春天。
1940年的春天，王沐天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随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王沐天正式参加皖南地区新四军，和他一起参军的还有小伙伴小郑，他们的另外两个伙伴小刘和小高早在去年便跟着洪望楠走了——制造打击日寇的飞机，这是他们俩认定的最有效的抗战工作。
虽然吃住条件艰苦了一些，但紧张有序的生活让王沐天感到无比充实，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刚到新四军根据地的几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开心、最振奋的时间。既学习战争理论，又参加实战演习，还能够经常见到桑霞……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
可以看出，一年多的锻炼在王沐天身上发生了明显效果。他依然年轻，但你会发现他和去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他的眼睛时不时透出一种奇怪的东西，那是与他年龄不成正比的成熟和坚定。
1940年的上海，空气里漂浮着几丝诡异，充斥着暧昧和肃杀的味道。如果为这两者寻找代言人，三伯伯和平野谷川无疑是最佳人选：三伯伯依旧波澜不惊地喝着他的红酒，抽着他的雪茄，打着他的弹子；一向低调的日本商人平野谷川却浮出水面，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少佐——他本来就是军人，商人只不过是一种掩饰。
三伯伯干净利索地出杆，随着一声脆响，一只球撞在另一只球上，球沿着奇妙的路线来回滚动，然后两只球同时落袋。他直起身，一向含而不露的面孔上，微微有些得意之色。
他身边依然是那个荷兰球友凡达伦，是球友，也是生意伙伴。
凡达伦漫不经心地鼓掌，他的兴趣显然不在球上，而是国际局势：“东条英机取代禁卫摩当了首相之后，美国还在跟日本谈判，有什么谈头？罗斯福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能更充分地备战。不过日本未尝不是借谈判拖延时间，做世界大战的准备。今年五月德国占领了法国，日本就开始落实他们的计划了，因为希特勒把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引开，日本就能彻底掀翻荷兰殖民政府在印尼的控制，把印尼的石油资源夺到手，同时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这样重庆政府得到外国援助的通道就断了。假如日本人的计划能实现，他们的亚洲霸主地位基本就确立了。”
看到三伯伯在很认真听着他的信息和分析，凡达伦继续说：“不过希特勒也希望日本能把美国拖住，即便美国参战，也会被日本困在太平洋上。最近希特勒跟斯大林又不亲了，说不定要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用不了多久，斯大林就会跟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不愿意一面对付希特勒，一面对付日本，两线作战会很消耗的。想要细节吗？”
三伯伯问：“价钱呢？”
凡达伦笑笑，对于这个老客户他很放心：“一会儿慢慢谈。”
三伯伯坐了下来：“关于中国国内的消息，你有什么新鲜货色？我指的是各方面的消息。”
凡达伦压低声音说：“我有一个无价的消息：日本人通过中介，准备给蒋介石设宴。”
三伯伯有些兴奋了：“消息可靠程度？”
“百分之八十五。”凡达伦观察着三伯伯的反应，“还想听国内消息吗？国民党在黄桥一仗吃了一记大亏，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狠狠收拾共产党。他们会来一个大动作。”
三伯伯神情变了：“什么样的大动作？”
“比如，造出一个口实，再次改编新四军。叫是叫改编，其实就是取缔编制。”
一个服务生进来，对三伯伯悄声说有电话找他，三伯伯轻声向凡达伦道歉，走出弹子房。
朱玉琼的声音在电话里一直颤抖：“出了大事了！我们的亲家公给日本兵打得七窍流血，还给他们捉到宪兵队去了！”
“我们的亲家公”，这话是有背景的，三伯伯和朱玉琼已经秘密订了婚，在王沐天入党的那天。
洪涧琛正在圣约翰大学课堂授课，平野谷川带领十几个日本宪兵冲进讲堂，他给洪涧琛定的罪名是：辱没大日本国的荣光和尊严。一番激烈冲突之后，日本兵拔出寒光闪闪的刺刀，学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被抓走。
平野少佐和书记员坐在日本宪兵队拘留所的审讯室，浑身血迹的洪涧琛被拖了进来，安置在一张椅子上。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刚刚遭受过一顿殴打，痛得不断抽冷气，身体不断从椅子上往下滑。平野担忧地看着对面面色如土的老人，他担心洪涧琛会忽然中途断气，那样麻烦就大了。
“洪教授，把你这样有名望的教授带到这里，实在是无奈，也是一场不愉快的误会，现在我们就来清除这场误会。只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他向身边的看守使眼色，看守拿着上面印有“悔过书”几个字的文件，走到洪涧琛面前。
平野把悔过书递到洪涧琛面前：“签下你的名字，就可以回家了。”
洪涧琛睁开血肿的眼皮，看了一眼铅印的格式化的悔过书，闭上眼睛。
平野笑得有些勉强：“不要这样高傲嘛！你也给我下不来台了，是不是？你签个名，我们大家都可以下台。你现在就可以回家！”
老教授纹丝不动。
“哦，我知道你顾虑什么。放心，所有签了名字的悔过书，我们特高课会秘密存档，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说话一贯算话。”
审讯室一阵沉默，只有洪涧琛吃力的呼吸声。平野用手指头敲了敲桌面，洪涧琛仍然没有反应。
平野站起身，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冒犯大日本帝国，总要赔个礼吧？哪怕是私人之间，赔礼道歉也很正常。悔过书就是赔礼。西方人被冒犯，还会跟你决斗呢。”
看着一脸平静和淡然的洪涧琛，平野突然用拳头猛砸桌面：“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儿子洪望楠是国民党飞机制造专家，正在指挥他的工人造飞机对付我们大日本皇军！”
洪涧琛一动不动，一副任杀任剐的超然。
平野冷笑：“你要是不签字，就再也见不到你心爱的儿子了！”
走廊里突然传出一阵惨叫，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洪涧琛听到叫声，微微睁开眼，平野注意到他的神色，缓缓地说：“这几个人马上就要到刑场送死去了，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
电话铃响起，平野抓起电话，是他的上级三岛大佐：“美联社和法新社的电台都广播了这个消息，你要马上想办法把这个老头的案子处理掉，他要是不投降，就尽快地秘密处决他。在上海的西方人都自命不凡，总觉得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使者，好像他们才是亚洲人的救世主，假如这个老教授的问题处理不妥，日本人会被他们宣传成迫害学者、反文明的野蛮民族，他们已经在这样攻击谩骂我们了……”
平野恭恭敬敬地询问：“那您的意思，什么时候秘密处决？”
“看他的悔过情况，假如他悔过，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悔过书做宣传，堵上西方新闻界的嘴！”
“给他多长时间的限期？”
“最多到明天夜里。”
院子里传来几声枪响，受到震动的洪涧琛睁开眼睛，看着窗外云淡天高的秋日天空。
被枪决的人微弱的最后呼号和呻吟随之传来，接着又是几声零星的枪响。
洪涧琛哆嗦了一下结了一层血壳的嘴唇。几只鸽子飞过窗外洒着阳光的蓝天，鸽哨长鸣，似乎在为无名殉难者哀歌。
万里晴空的尽头，飞机的轰鸣渐渐近来，这声音似乎充满不祥，很快，一架架飞机掠过热带森林的树梢，飓风一样摇晃着整个森林。
设在雷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某车间的一个战斗机内，洪望楠在检查一架刚刚修好的小型客机的通讯系统，旁边站着一个美国工程师。洪望楠对助理小刘说：“请闻辛总工程师来看一下，这方面他是内行。不管怎么说，这是蒋总裁的座驾，要收拾得完美无缺才能让它放飞。”
小刘面孔黝黑，却又英气勃勃，正气凛然的面孔丝毫找不到昔日的影子，他回答一声“是”便扭头跑去。
闻辛很快赶来，他戴着耳机坐在通讯仪器前面检查片刻，拍了拍美国工程师的肩膀，用英文告诉他：“好得不能再好，哥们儿，通讯仪器都灵敏得出奇。”
洪望楠提醒闻辛：“请你给我具体的报告。这是蒋总裁的座驾，必须保证……”
闻辛冷冷地打断洪望楠：“知道是老蒋的座驾！跟得倒快，老蒋刚刚荣升国民党总裁就改口了！”一年多以来他对洪望楠一直横眉冷对，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找个机会便给洪望楠脸色看。对此洪望楠早已习惯，这疙瘩恐怕是解不开了。
闻辛忽然睁大了眼睛：“我好像听到有大群的飞机从东北方向飞过来。”
美国工程师马上凑到跟前：“大群的飞机？”
闻辛又听了一会儿，神色越来越紧张：“赶快停止作业，立刻组织防空，以防万一……”
洪望楠却半信半疑：“停止作业，组织防空会有损失的，请你再听一次，有什么不妥吗？”
闻辛看也不看洪望楠，把耳机往洪望楠手里一扔：“不相信我，你就自己听好了！”说罢甩开手走开，来到机舱门口，做准备下飞机。
“你这是什么做派？”
“一个被绑架的人的做派。”
顷刻间，防空警报响彻整个飞机制造厂，制造厂的人们紧张起来，开始四处奔逃，但无论如何奔跑，也无法摆脱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乌云。
高射机枪向插着日本国旗的轰炸机开火，轰炸机上升，避开高射机枪的火力网，用更加狂暴的轰炸向高射炮施行报复，密集的炸弹被轰炸机排泄下来。炸弹所落之处，火光四起，烟柱滚滚，一堵堵墙壁倒塌下来，一片末日图景。一颗空中炸弹落在刚检修完毕的蒋介石私人座驾旁边，汽油轰然爆炸，飞机被一片火海浓烟淹没。
日方不愿让自己有任何损失，偷袭很快结束。洪望楠捡到一条命，他身边的闻辛全身焦黑，慌乱地寻找自己的眼镜。
一具具盖着白被单的尸体整齐排放在焦黑的草地上，上身和脸上都缠着绷带的望楠走过来，掀起一条白被单，辨认着……站直，又走向下一具尸体。
一只被烧残的棉袜从白被单里露出来，棉袜的袜筒上带一圈红蓝装饰。那是小刘的棉袜。小刘第一天跟随洪望楠的时候便是穿这双棉袜。
洪望楠欲哭无泪，呆呆地跪在小刘尸体面前。
雷允飞机制造厂被轰炸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上海。一大早，朱玉琼便慌慌张张地跑到王多颖的卧室：“你赶快到楼上来听无线电，出大事了！”
广播员正在播报中央飞机制造厂被轰炸的消息：“中央飞机制造厂经过两次迁移，如今的工厂规模远超过曾经的厂区，昨天上午，百分之四十的厂房被炸塌，唯一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是工厂的医院……”
王多颖如五雷轰顶，站在小客厅门口一动不动。朱玉琼担忧地看着她，半晌，她才哭出声来。朱玉琼也擦了把眼泪：“也许望楠没事呐。去吧，到你洪家姆妈家看看，我真担心她受不住这打击。”王多颖默默点点头，走下楼梯。
王多颖赶到洪家，在门前待了片刻，才鼓起勇气敲门。洪望梅开了门，她双眼通红，显然是刚经历过一场痛哭。瘦小的孙碧凝迎上来，看着她们，却忽然轻轻笑了：“傻孩子，哭什么呢？”她轻轻地把洪望梅和王多颖揽在怀里，反过来劝慰她们：“坏消息来了，你要想到更坏的事情，最坏的来了，你也要学会想开，因为它至少不会再坏下去。坏消息把我们打倒了，我们怎么等着他们回来？”
一列驶向上海的列车上，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靠窗位置，也在认真阅读当天的报纸。她轻轻放下报纸，满脸悲戚地把视线转向窗外。窗外天低云暗，秋雨如雾，收获过的稻田，湿一滩干一滩，和春天、夏天的田野相比，显得十分狼狈。
从玻璃倒影中，她似乎看到火光浓烟，一个男子挣扎着向她跑来，跑近了……
夜晚徐徐到来，上海会馆内似有若无的爵士乐和远处的巨轮鸣笛交融着，爵士乐和船鸣都显得有些神秘和悲哀。三伯伯站在会馆露台上，凭栏远眺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点点灯火。法尔福走过来，手指头攥着一根雪茄烟，重重地趴在栏杆上。
法尔福看了一眼三伯伯手中垂下的报纸，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掌上明珠给炸了，简直是一场噩梦。”
三伯伯面无表情地说：“噩梦好像没有影响你的心情。”
“法国都被德国占领五个多月了，时间消耗了我所有的悲伤。”
三伯伯忽然冷笑：“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噩梦式的结局。两国交战期间，怎么能重金投入一个如此规模的飞机制造厂！投资这个厂的钱可以买进多少架最先进的飞机？糊涂！做不好生意的人，就搞不好政治！”
法尔福不愿意再谈论这个话题：“老兄，这么急着找我，就是要我听听你此番见解？”
三伯伯从外衣口袋掏出一个信封：“你赚钱了。”
法尔福接过信封，满不在乎地塞进口袋，反正三伯伯是从来不会让他赔钱的。
法尔福意味深长地看了三伯伯一眼：“有那么几次，你为我贴钱了，我又不是没看出来。日本、德国、意大利成立轴心盟国，说不定哪天一大早，你睁开眼睛，法租界已经不存在了，全上海都成了日租界。那时候我在上海就没得混了。用中国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王先生养我这个兵好几年，一定是想在一次大的危机中用我。”
法尔福无疑很聪明，所以跟他说话不用绕弯子，三伯伯问法尔福：“你跟日本人——军界的也好，政界的也好，只要是有影响有权威的日本人，有交情吗？”
“你知道我不喜欢日本人。我讨厌没有幽默感的民族。德国人、日本人，都没有幽默感，所以他们不会通过政治在外交台面上调侃，以此来解决问题，所以总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问题。不过我自信可以去魅惑一个所谓的有影响的日本人。”法尔福得意地咧嘴一笑，“问问上海的各国美女我的魅力如何，我可以把鸟都从树上魅惑下来。”
两人走进弹子房，三伯伯说出实情：“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从少年时代就认识了，是个挺有名气的艺术史学者。他昨天被日本宪兵打伤了，伤得很严重……”
法尔福不解：“那就找医生啊！找我干什么？”
“你听我说完。日本人打伤了他，又把他拘捕了。我从昨天就托人打听消息，可是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
“他是不是抗日分子？”
“日本人认为他是的。”
法尔福盯着三伯伯，忽然问：“你什么生意都做，怎么就没跟日本人做过生意呢？”
三伯伯苦笑：“我怎么会不跟日本人做生意呢？当然做过。我托了一个跟我做生意的日本人去打听的。可能他太微不足道，够不着军界说得上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