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参阅敬文东：《从野史的角度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1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第41页。
〔13〕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1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2页。
〔1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13页。
〔1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40页。
〔17〕《易·序卦传》。
〔18〕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0页。
〔19〕龚鹏程：《大侠》，台湾锦冠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0〕李景星：《四史评论》。
〔21〕《三侠五义》第十五回。
〔22〕《韩非子·五蠹》。
〔23〕荀悦：《汉纪·孝武纪》。
〔24〕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三联版），1993年。
〔25〕刘若愚：《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81年，第194页。
〔26〕贾谊：《过秦论》。
〔27〕主父偃上书汉武帝，针对日趋发展的豪侠势力提出过一条重要策略：“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尽可徙茂陵……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书·武帝纪》）其后，更是发展到以侠治侠（见《汉书·酷吏传》）及杀戒大开（见《史记·酷吏列传》）的程度。
〔28〕鲁迅：《流氓的变迁》。
〔29〕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引证了大量中国文史典籍中的侠客材料，张志和、郑春元《中国文史中的侠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也颇有发现。
〔30〕吴炽昌：《调白》，《客窗闲话》卷四。
〔31〕《渔樵闲话录》。
〔32〕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卷三。
〔33〕欧阳修：《宝剑》。
〔34〕方以智：《曼寓草·任论》。
〔35〕《史记·游侠列传》。
〔36〕汪子厚：《陈公仪师徒》，《武侠丛谈》，上海书店，1989年，第185页。
〔37〕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北斗》1卷2期，1931年。
〔38〕《史记·游侠列传》。
〔39〕参阅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68页。
〔40〕汤显祖：《紫钗记》53出。
〔41〕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条。
〔42〕张潮：《幽梦影》。
〔43〕鲁迅：《流氓的变迁》。
〔44〕参阅《水浒传》中的有关描写。
〔45〕黄遵宪：《侠客行》。
〔46〕刘新风：《论侠意识》，《文史知识》1990年第6期。
〔47〕李渔：《风筝误》下场诗。
〔48〕参阅A.C.丹图：《萨特》，安延明译，工人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49〕转引自凯特琳娜·克拉克等：《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50〕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观弈棋道人自题》。
〔51〕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词》。
〔52〕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
〔53〕罗伯特·舒文斯（RobertScholes）：Structural Fabulation，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p5.
〔54〕罗伯特·舒文斯：Structural Fabulation， p5.
〔55〕阿诺德·豪泽尔：《通俗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56〕转引自叶子铭：《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57〕恽树珏：《〈武侠丛谈〉序》，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58〕参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17—519页。
〔59〕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窗》。
〔60〕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8页。
〔61〕这里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指仗剑之人在隶属于一门一派后有限的自由挥洒，还远没有独行侠那样的自由。尽管如此，仍对读者的自由梦想有效。真正对独行侠风貌进行极力描写的，首推古龙的部分作品。金庸的全部小说中最缺少的就是独行侠形象。这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相吻合。
〔62〕据笔者所知，首先提出武侠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的当推陈平原先生。对类型小说的定义和详细论述请参阅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214—220页。
〔63〕本书大而化之地将中国价值文化分作三大块：儒道互补（即正史文化）、杨（朱）墨（翟）互补（即野史文化）、佛禅文化。每一种不同形态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以及话语空间。本书其后章节对此将有详细论述。
〔6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209页。
〔65〕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142页。
〔66〕这与小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相契合之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下里巴人的文体，和正统文体——比如诗、文、史传——有着本质区别。从隐喻的角度说，白天可以“代表”正统文体，夜晚则可以“表征”小说，尤其是“通俗”的武侠小说（参阅敬文东：《从野史的角度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敬文东：《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增刊）。当然，把夜晚看作武侠小说最主要的时间构架也和武侠小说在时间上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本书紧随其后的论述。
〔67〕《礼记·礼运》。
〔68〕龚自珍：《尊任》。
〔69〕实际上早期儒家很有些阳刚之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颇有些行侠仗义的豪气，只是越到后来越柔化了。参阅陈山：《中国武侠史》，第18—30页。
〔70〕当然，金庸小说中建筑了四重世界，分别是正史世界、野史世界、佛禅世界和流氓世界；墨家的大同世界仅仅属于野史世界的一部分。本处所谓墨家的江湖乌托邦在金庸小说中有重要地位也仅仅是从此处着眼。而此处之所以将之专门提出来，并不是要否认其他世界的存在，而只是想从金庸小说的幻想特质的角度来解释金著何以受欢迎。墨家的大同世界正是对今人大有吸引力的特质之一，也是金著受到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古人需要侠而没有侠才去幻想侠，那么，今人则是并不太需要侠也没有侠，但他们可以幻想有一个行侠仗义的江湖乌托邦来超越自己毫无幻想的生活。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喜欢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武侠传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71〕金岳霖：《论道》。
〔72〕《墨子·天志中》。
〔73〕《墨子·法仪》。
〔74〕《墨子·兼爱中》。
〔75〕《墨子·天志中》。
〔76〕《墨子·天志上》。
〔77〕《墨子·贵义》。
〔78〕《墨子·经上》。
〔79〕《墨子·经说上》。
〔80〕金庸小说中有四种“义”：正史世界的义、野史世界的义、佛禅世界的义、流氓世界的义。此处着重指出的墨家义仅仅是野史世界之义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本节只是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明墨家大同世界在如何为读者提供幻想力从而达到视界融合因此扩大了小说的消费量，因此并没有指出其他种类的义的作用。一般而言，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看，虚拟的墨家之义较之其他几种义有更大的吸引力。
〔81〕《墨子·尚贤下》。
〔82〕张潮：《幽梦影》。
〔83〕参见裘小龙等：《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84〕在金庸全部作品的内在逻辑发展中，化解恩仇的主要方法是佛禅；就金庸建构的不同世界而言，每一个世界都有其独特的“义”，而每一种“义”都有对恩仇的限制、化解。此处的“义”对于化解恩仇而言，只限于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谈金著为何有如此大的消费量，并不是真正解释金庸作品的内在逻辑和模式。后一点将是本书要详细论述的。
〔85〕参阅Marianne Moore，Poetry，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 ），p1296.
〔86〕李德裕：《豪侠论》。
〔87〕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1980年。
〔88〕李贽：《焚书·杂述·昆仑奴》。
〔89〕洪迈：《容斋随笔》卷八。
〔90〕《墨子·尚同》。
〔91〕参阅庞朴：《良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4—243页。
〔92〕《礼记·经解》。
〔93〕参阅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页。
〔94〕程趾祥：《此中人语》卷六。
〔95〕《旧约·传道书》第三章。
〔96〕就正史世界来说，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就是一例；就野史世界而言，“天志”是赏善罚恶的，也是一例；对于佛禅世界来说，武功较之于悲天悯人的大慈大悲大爱就更是毫末小道。金庸的假定性是对上述一切的综合使用。
〔97〕《春秋繁露·仁义法》。
〔98〕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99〕然而，任何看起来自足的东西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史世界的义、野史世界的义、佛禅世界的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只能是各自的义的矛盾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这一点正好构成了金庸在叙事学上的紧张感。本书其后各章对此均有详细论述。
〔100〕参阅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第183页。
〔101〕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102〕参见卢孰基：《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
〔103〕何文载《读书》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