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来几辆汽车，拉来了好大一堆炉灰渣，说是大楼封顶用，接着就动了工。我们就把这些炉灰渣弄到楼顶上，忙活了一两天。也许是回家心切，推小车时，工友们都飞快的跑，争先恐后，好像是说早一分钟干完就能早一分钟回家。工头就在一旁看着，直夸山东小伙有力量。r
大楼封顶完毕，我们又把一到六层，四个单元进行大清除；把楼前楼后的空地也清理一遍。这一清理，又呆了几天。r
清理垃圾时开始有蚊子了，天气热的厉害。最后几天，整栋楼上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人了。其余的工友不是提前回了老家，就是去了别的地方找活。我也给王春林打了电话，让他在天津碰着给我找一个活干。他说进厂子打工，需要身份证，我就打算回家过了麦，再办个身份证，再来天津。r
如果找个可靠的活，我就计划在天津干一辈子。r
天气越发的热了，我们把破破烂烂的一些衣服装进了袋子里。这时候就不怕脏活了，因为洗澡是轻而易举的事。下了班，我们拿着水管子到楼上冲洗，然后不穿衣服，在各层楼上来回跑腾，跑出汗了，再下来冲洗。二黑和二振高兴的像个小孩子，自个都说，都像这样开心，还真得多活个几年。r
晚上，蚊子咬的无法入睡。十几个人想办法，却不谋而合，都抱着铺盖卷跑向了楼顶。吴文桥、黄振忠和潘世华带头，四不拉别看不说话，也紧跟着，二黑、二振断后。楼顶有风，蚊子站不住脚儿。光滑干净的水泥面，使我们都想起了理想的小麦晾晒场。大伙闹着玩占地方，这块归我家晒麦子，那块归他家晒麦子。r
水银灯高挂在龙门架上，发出刺眼的白光。我们趴在楼顶上，四下张望，城市夜色很美，处处闪烁着霓虹灯光，一座座高楼大厦仿佛都建立在高岗子上，都那么的凸起。几个老头说，在高处看远方就这状况，远处的建筑物都会升高，啥原因，都解释不清。看了一会儿，话就多了。二黑说：“我就纳闷了，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都干啥呀？”二振说：“反正不种地，也不喂猪养羊，也没地方拴呀！”r
二黑说：“住那么高，她们来回上下，不累得慌吗？”二振也说：“那么高的楼，她们怎么上去的呀？”潘世华说：“别瞎吵吵，不怕人家笑话，有电梯！”黄振忠接着说了一句：“咱什么时候也能住进高楼大厦里呀？”吴文桥说：“下辈子吧，这辈子咱就是盖楼的命！”潘世华说：“咱一春天才挣一千元左右，指望着啥买楼？”r
对面趴着几个人，王喜平和黄河增正逗四不拉哩。黄河增说：“四不拉，您爹要是大老板，准能给你几栋楼，娶几个媳妇。”四不拉平时不说话，就是老实点儿，这下回了句：“您爹是！”王喜平说：“四不拉，您爹要是天津市长，说不准那大楼都是你家的！”四不拉仍旧说：“您爹是！”他俩东拉西扯，把人家四不拉家爹都安置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主席了，我们这边哈哈大笑，四不拉还是那仨字：“您爹是！”二振笑完，往那边说了句：“他爹该是银行行长，看他还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r
二黑说：“别说这话，俗话说，老子无能儿孙受穷，老子懒汉儿孙完蛋；我要当个银行行长，我也让俺那小子多花钱，可俺儿从来不好给我要钱，我手里也没有。”吴文桥问了句：“你少（儿子）现在干啥去了？”二黑说：“俺那小子闲学校太坑人，今儿这钱，明儿那钱，一气之下不上了，跑南方厂子里干活去了。”二振说：“都怨你这老熊没钱，学校要一块，给他一万，孩子知道来钱易了；你这一分钱算从肋骨上取下来，孩子咋会忍心再要？”二黑说：“你能，你能，你孩子还没考上大学？”r
楼顶上风一吹，凉飕飕的，我们就用单子盖住脸，都不说话了，慢慢的进入了梦想。r
人生苦短，稍纵即逝，多少钱也挽留不住时间的脚步。马上要离开天津市了，有点儿留恋。要离开呆了几个月的工地，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工友，又要各奔东西，有点儿心酸。r
最后一夜，仍旧睡在楼顶。再好好看看天津市的夜色，留下一丝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觉睡到太阳很高才下来，拾掇拾掇衣服被褥，又算清了工资，我又发了不到六百块钱。r
十几人背着行李，准备回家。再回头看一眼建起的楼房，心里沉重起来。头几天慌着回家的高兴劲儿，瞬间消失。二黑说：“忙了一春天，也算有成效，咱也算给天津市做了点儿贡献。”二振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以后人家住楼的人，不知道能否想起来咱搬砖的民工不？”黄振忠说：“人家住的舒服了，还得感谢咱哩。”黄河增说：“感谢咱啥，要是大地震，都砸死里边，还得埋怨咱哩！”二振说：“小狗操的，一句好话不说，咱又没白出力，还挣了一千元钱哩。”r
一伙人说着话，走出了工地，给其他楼上，不认识的同行，不断地挥手告别，人家也摆手送行。来到大街上，年轻的把头，唱着《流浪歌》、《离家的孩子》、《打工十二月》；下午才跑进了天津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