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你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的事物抢劫了。它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数万元，这些钱是你几年来辛苦工作的积蓄，你本来可以花在别的用途上。比如，用它为自己的孩子娶一个媳妇，或者给自己买一辆经济型轿车，如今，这些钱却不知道躺在了谁的口袋里。
这是杜锋（化名）的故事，也是与他一样有共同经历的数千人的故事。2007年-2008年，一场赌博风暴悄悄袭来，并最终席卷了一个乡村小镇，几乎没有人幸免，绝大多数人都损失惨重，很多人经历了成年以来的首次经济破产。在这个位于豫西南、伏牛山下的乡村小镇上，一个人的经济破产意味着他失去了自信、社会地位与尊严，很多人一蹶不振。
六合彩是这一切的根源，矫情地说，欲望才是这一切的根源。2008年中秋节刚过，我接到了老家二哥的电话。电话里，他告诉我，最近家里很闲，“太无聊了”，没有什么生意可做，想到北京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挣点钱。事后，我才知道这样一个托词显得是多么虚伪--因为在为期数月的六合彩赌博中，二哥输掉了至少6万元钱。即使对我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天之后，我接待了他，并开始为他寻找一些挣钱的门道。他一共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表现出一个成家男人所有的坚忍与付出，每天早晨6点，他默默爬起床，骑上自行车，满大街地寻找一些可能的工作机会。他也考虑过租赁店面，卖一些干货和炒栗子，但是，所有的店面租金报价都超过了他的预算。当他降低要求、把在北京做一个菜贩子当作主要追求目标后，他就起得更早、回家更晚了。不过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他已经回来了，显得有些兴奋。
“我看好了一个社区的店面，旁边有人卖水果，还能挤出一小块地方，房东愿意租给我，我想它很适合用来卖菜。”他说。
“好吧，明天下午，我陪你去看看。”我说。
第二天的经历真是糟透了。那个房东、一个北京寡妇在交易达成前最后一刻拒绝了他，前一天的承诺落空了，或许是有人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或许是那个女人只不过因头天夜里睡眠质量不好，临时改变了主意而已。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天，他选择的那个店面确实不错，如果变成一个菜店，也许会带来很不错的生意。但是，现在都与他无关了。在那个穿着艳俗睡衣的女房东面前，他被完全打败了。“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我可以每月多加1000元？”他的话音里有点颤抖。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拉着他，急匆匆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他的情绪都不佳，唯一的好处是第二天他没有早起，睡了个懒觉。我安慰他说，也许有更好的生意在等着你。他听了后，很快又恢复了情绪，一周之后，他告诉我要回家了，他在北京找到了客户，在北京最西边西山脚下的锦绣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两个人愿意经他手里买一些老家的香菇。这正是他擅长的工作，比卖菜、卖秋栗子强多了。他在北京短暂的四处碰壁就这样很快结束了，他的生活返回老家开始了重建。
杜锋不是第一个人在同样的原因下离开老家，去未知的远方寻找自己的生活，在我的老家河南乡村，每年都有成批农民季节性地离开家乡，去西安、武汉、广州乃至北京的建筑工地或制造工厂寻找生活目标，推动他们异地栖息的理由无从统计，有媳妇冷却的眼神，有发财的欲望，也有纯粹是年轻的精力需要宣泄，经济上的财务亏损乃至破产经历只是因素之一，却足以令他们怀着愤懑、不服、懊悔的心态决绝出走。
我对这些并不敏感，起初，我只是认为赌博、投机这些坏风气在农村蔓延已久，亏点钱纯粹是私人恶习使然，不必埋怨他人。但是，后来我逐渐了解到，这样一个六合彩投机已经将整个乡村经济裹挟在一起。“你知道吗？整个乡镇几乎没有人不参与的。按照我的估算，今年六合彩的庄家至少从镇上卷走了2000万元。这个只有2万余人的小镇一年财政收入才有多少呢！”在北京的一个晚上，二哥对我这么说道。
他的话里当然充满了为自己的命运辩护的腔调，只是当时我从未认真去体会那句话的弦外之音，直到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老妈在电话里证实了老家正在陆续显现的来自六合彩赌博的恶果（我把它称作六合彩杀伤性武器），她列举了一个又一个“杀伤名录”上的实例，那里面有我熟悉的，有我听过的，以及没有丝毫印象的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妈妈压低了腔调，“我告诉你，村子里，只有你爸爸没有买，好长时间了，我都不敢告诉你，有一次我忍不住买了一注，他们说那天晚上肯定会中奖，于是，我就买了，结果就赔了。”
我惊讶坏了：“你买了多少？”
电话里停顿了一秒钟：“就10元钱。”
好吧，我并未对此感到满意。这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说，二哥的6万元损失没有令我感到问题严重性的话，那么，妈妈的10元钱做到了。
我从来都不曾认真了解过六合彩。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是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播放的香港电影里，它往往与遥远的香港黑社会联系在一起，我还经常将它与一些黑帮组织的名号混淆。偶尔在一些香港反映江湖兄弟情义的电影里，我会听到一些普通的香港市民在电影屏幕上兴奋地提到过这个词汇，经常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词汇，“恒生指数”。直到在我豫西南老家的乡村也出现了这个高频词后，我才真正开始对这个词汇发生了兴趣。我发现，搞明白六合彩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是一种混合了十二生肖、数学、八卦、粤语、算命、迷信与民间智慧于一体的事物，如果你能够在49个数字中，猜中一个数字，你最高就能获得所投入本金40倍的收益。但是，首先，你得强迫自己进入一个字面迷宫，然后，自以为能够战胜它找到破题秘诀，慢慢地，你耗尽体力与精力，胡乱地给出一个忐忑的数字。而在结果揭晓前，40倍的杠杆令你寝食难安。
我的朋友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不愿意参与他们任何单次筹码超过5元钱的赌博类游戏。在我看来，超过5元钱的棋牌游戏，就是赌博，这是我不参与赌博的底线。几年前，这个底线是2元钱。受益于通货膨胀，现在我把它提高到了5元钱。可是，春节时，我还是会找不到足够的人数坐下来打一下午麻将。
我所在的乡镇并不富裕，却也绝非赤贫。在经济学家的模型里，它应该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的经济模型：从山上砍伐树木，种植袋料香菇，出口香菇，农民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获得数万元收益，但是等到夏天的洪水季节来临时，农民再将他们的房屋、香菇乃至家人的生命交付给大自然。在过去10年间，致命的洪水暴发间隔越来越短，在我还未出生前，致命的洪水来临周期是55年一遇，如今，已逐渐发展到两三年一遇。在我的记忆里，过去10年来，至少已经发生过4次“55年一遇”级别的洪水，习惯于回忆过去的老者不得不一次次地修正自己的洪水记忆。每次洪水来临，宽度达150米的河道上流淌着泛黄的河水，河面上满眼都是数十厘米直径的树木，门板和和窗框，卷成一团的衣服，杂草与死去的牲畜。然后河水冲过坚固的堤坝，漫进菜地、低洼的房间、香菇种植温室，将一切轻易并且迅速地都裹挟而走。就在去年7月，汹涌的河水冲毁了从西峡县到三门峡市的数十座桥梁，几十人失踪，可是，在《新闻联播》的镜头里，他们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数字而已，而更多时候，遇难的人们甚至都难以获得数字上的承认与尊重。
但是，财富总是能够积攒下来，年轻一辈获得了远远比父辈更多的现金与消费的自由。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物质与物质带来的社会地位，犹如烟草一样对大多数乡村家庭有着持续的吸引力，财富积累的唯一后果是希望拥有得更多。在这个常住人口有3000余人的乡镇中心行政村里，很多家庭有DVD播放机，却没有足够的影碟可以播放。出售香菇的收入，令买得起空调与电脑的家庭越来越多，可是，你几乎在一个家庭里找不到任何纸张书籍。自从可以放映电影的大礼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扩街运动中拆除以后，纯粹的娱乐对这个村的人们始终是个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麻将、“斗地主”的纸牌游戏当中，我记得，老家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几乎是常年将赌博与投机视作一个生意和一种生活来对待。
假如一个人从中盈利很多，比如在前一天晚上的麻将中挣到了500元，那么，这个消息大概会在次日的中午之后就会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与投机有关的消息总有高度传染性。2006年，六合彩已经开始在县城靠近陕西边界的乡镇风行起来，不过在那里似乎已经处于风暴的末期。2007年，这股风刮到远在60公里外的村子，我所在的乡镇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了六合彩的名字。40倍的神话很快传播起来，短短几个月，六合彩就成为绝大多数人言必谈的公共话题。面对这样一个改变人生路径与财富积累路径的绝好机会，很多人乐在其中，却没有意识到一场财务灾难正在悄然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