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翁占儿媳,居然使白居易感动得痛哭流泪,提笔书写《长恨歌》一诗,一对糊涂鸳鸯,最后终于在马嵬坡下,大难来临各自飞,杨玉环吊死,李隆基丢了皇权帝位。朱温搅乱唐宫,抢了李氏的皇权帝位,翁占儿媳,一对强暴鸳鸯,最后终于被自己的亲生子杀死。经历五代十国的战火洗礼,中原第二个本土贫民皇帝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赵匡胤,一介贫民,厌恶侍农耕地,四处游历,从走卒兵痞开始,今天投靠张三,明天投靠李四,最后咬定郭威,一路打打杀杀,公元959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举天下事。
大权在握的赵匡胤坐上皇权帝位的位置,做了三件事:一是一举收复中原；二是富养老臣旧部,杯酒释兵权,温柔地解除老臣旧部功高盖主对自己现实位置的威胁,搬开横在朝廷与贫民之间作为既得利益的新贵这个绊脚石,使之朝廷能够政令通达的同时,贫民也顺便能够得到养殖生息；三是充实后宫嫔妃,毫无疑虑地安享皇权帝位给自己带来的舒适。都说天下的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历朝历代的皇帝有谁真正在乎过自己子民的生存环境?掌握皇权帝位的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能够享受多久荣华富贵,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否继续安享舒适的皇权帝位?
人,说到底还是自然的生物产品,种群的延续必须依靠基因的延续来维持。胜利者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就只有通过性。拥有皇权帝位的人站在权利的巅峰,挥手方指,自然是神仙附体。
皇帝无不就是传宗接代的播种工具。历朝历代坐在皇权帝位的位置之上的人,没有哪个不是嫔妃如云,彩娥如雨。皇帝都忙着播种耕耘,延续子嗣,谁在乎贫民的生与死?贫民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到头来还不是今年望着总比去年行。奇迹总会发生,除非是勾结官吏,一夜暴富也是有的,除非是攀上干爹做干儿子。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中原农耕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初见端倪,科学技术逐步兴起。然而,就在社会出现转型端倪之际,既得利益者不但不有效加以扶持,反而一盆冷水浇灭刚刚点燃的加工业和制造业的火星。与民争利,滥用手中的帝王权利,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私利。殊不知,公共权利是源于群体共同生存为解决公共问题而存在的权利。大唐李世民的臣相,唐朝本土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徵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共权利源于群体公共问题,所以才需要掌握群体核心的个体来主持公共问题解决。如果人是独居的生命种群,就不会有公共问题,当然也就不需要群体核心。坐在皇权帝位位置上的人不是什么神,只是掌握群体核心位置的人。赵匡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帝位位置,倡导儒学,把自己封闭起来,当作是神。神没有给中原带来什么庇荫,相反却给中原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和艰辛。
越是想得到的,越是有人惦记。不能因时利势,书读多了也不是好事,有时读书人干起坏事,引经诵典,祸害千年,仍然还是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王安石大打变法之旗,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一切法令,与民争利,名为富国,实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土地都在新贵、士族手里,王安石向任何新贵、士族收税,最后都被新贵、士族转嫁到贫民身上。贫民活不下去,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要征税；新兴的产业,集中几个人从事个加工业,聚众谋反,收归朝廷。王安石自己高坐大堂正席,可以为所欲为,满口胡言乱语,但是王安石自己想过没有,条条路都堵死,这样做的后果是还让不让贫民活下去?
变革阻止了社会的前进,就是胡作乱为。剿没士族、新贵的利益之前,必须先保障贫民能够生活下去,因为贫民要创造社会财富供养士族、新贵。同时要使贫民得到实惠,才能迎得贫民的支持。避免士族,新贵席卷社会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一方面鼓励士族、新贵开发投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是向土族、新贵开证遗产税。继承是群居动物在没有剩余产品时期增进族群团结的最好的进化方式,到了出现剩余产品,继承却是席卷财富,引起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开征遗产税,既充实国库,又避免士族、新贵席卷财富,造成社会两极分离。
王安石顺手扑灭了中原新兴萌芽的中原加工业和制造业,推延了中原农耕社会的持续延续。如果中原新兴萌芽的加工业和制造业得到朝廷的抚持,如果当时的大宋朝廷奖励创造发明,出台专利法令,后来的工业革命又会起源于谁?还有没有宋江高举的替天行道的大旗?还有没有金兵、辽兵的进犯?还有没有蒙古兵的入侵?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刀剑棍棒斗不过枪炮的火药。
神啊!请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