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剖析了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即农村公社、土地公有、专制国家三位一体，这使亚洲处于一种封闭、孤立和异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概括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马克思分析了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对亚洲新的历史变迁带来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前途的认识，还是坚持在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的外部条件下，东方社会形式也如前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一样，必然瓦解而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二、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爆发的迹象已不存在。与此同时，东方社会，俄国、中国、印度等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不断侵蚀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俄国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革命。
而此时，俄国国内围绕能否以当时保存较为完整的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出现民粹派和自由派的激烈争论。他们给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请求马克思表示态度。为了回答俄国革命家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仔细研究了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俄）、摩尔根（美）、梅恩（英）、拉伯克（英）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对俄国等东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马克思在186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先批驳了俄国自由派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他在《资本论》中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概述为一种涵盖一切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开始有了变化。他重新审视和修正自己先前的认识和结论。他希望俄国不要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而找到一条直接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正是在认识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跨越”设想的论证有如下几方面：
（一）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跨越”基本条件的
马克思指出：“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中，论述了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他写道：“撇开目前压迫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么应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阐述道：“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二）俄国农村公社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
俄国农村公社处在一个与西方古代公社解体时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它并不必然要经历西方公社那样的瓦解过程和重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恩格斯对俄国公社的命运也一直很关心。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由于有这样的内外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三）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场俄国革命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尽管对俄国公社寄予热切期望，但他也冷静而清醒地看到公社正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甚至“打击”，他疾呼“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农村公社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在写给查苏利奇信之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作序时，又讲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三、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探索的一些启迪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且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十分鲜明。
第一，按照马克思原先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并且只能首先在西方实现。然而，实践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东方国家率先出现了革命形势，面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马克思不是固守自己原有的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践来修正和发展理论，从而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规律，为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指出光明前途。
第二，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唯物史观时，就以世界历史体系为视角，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并据此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并断定资本主义阶段是不能超越的。然而当东方一些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革命浪潮不断涌起，而资本主义则由上升阶段转入下降阶段，同时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材料不断出现时，经过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他以往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不能代替每个民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它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进而马克思提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这一转变成为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逻辑原点。
第三，马克思已充分估计到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为此，马克思强调，东方落后国家要避免遭受资本主义漫长过程给劳动者带来的种种苦难和屈辱，就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未来新社会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跨越的，但资本主义阶段所达到的发达的生产力是无法跨越的。受此启迪，邓小平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对于我们经济文化尚不太发达的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第四，由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的，这些国家虽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够发达，因而这个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社会主义相比，还“不够格”，还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现实依据，只有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和基本国情，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为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发展的观点，正确领悟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又要立足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着力于自主创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有效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探析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周，越
【摘要】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人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艰难探索，经历了从器物上学西方，到制度上学西方，再到文化上学西方依次深化的三个阶段，最终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有：中西文明差异决定中国人最终放弃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苏俄成功的政治实践给近代中国人树立了实现自身社会理想的现实榜样，并因之找到传统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转而探讨走俄国人的道路，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近代中国；原因；探析
一、近代中国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次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开始，也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大到自强的转折点。鸦片战争绝不仅仅单纯是英中之间的战争，更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东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挑战，是西方价值文明与中国传统价值的激烈碰撞。
面临国家遭受到的剧烈冲击，民族危亡的日益加重，最早在挨打中惊醒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在中国出现，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应对西方冲击指明了一条正确的积极的道路。19世纪60年代，部分开明官僚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开始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近代工业的起步。洋务派除开办机器工厂外，还组建了轮船局（公司）、铁路公司、邮政局、电报局等现代交通邮电组织，开办了一批现代专业学校，派遣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建立新式海陆军，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开始面世。19世纪90年代前后，一种主张全面变革传统社会体制的改革思想逐步取洋务思潮而代之。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甲午战争的失败，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领导当时正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在维新派的推动下，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实行变法。戊戌新政的变革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触及到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无论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超过仅触及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1905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同盟会章程，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近代中国人探索失败的原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是“西化”，即向西方国家学习，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救亡图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没有离开“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条主线，只是在程度上经历了从器物上学西方，到制度上学西方，再到文化上学西方依次深化的三个阶段。“西化”道路的这一走势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符合反映论的认识规律。但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却最终没有发展起来，究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