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整个保路运动始末的主要势力有四派：（1）立宪派，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一派，一开始极力主张和平保路，到最后事态的逐渐发展背离了他们原来的主张，无论是清政府的“新政”还是“预备立宪”终究都是一个骗局，那是清政府为了稳固统治而采取的谎言，在根本上，是从来没有施行过的。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反清形势愈演愈烈，立宪派也加入了反清的队伍当中，缺乏足够的决心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抗争终始他们被历史赶下政治舞台，他们是在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榨下的悲情政治的第一代表。（2）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积极反清的代表，可是力量薄弱，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前，在四川的几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他们是最有目标，最有理想的一派势力，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软弱而无能，缺乏足够的能力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决裂，是注定不能够彻底的反封建，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纲领和有效而强大地实力进行反清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注定不能够独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只能够作为旧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他们是旧中国政治悲剧的第二代表。（3）第三股势力，即地方各哥老会、帮会及反正的新军，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在特定的时期内，他们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及影响，在四川保路运动过程中，他们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本生中就具有很重的封建主义习性，要他们来扛起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注定是不能够的，他们只是新旧时期过度所形成的特殊的一派，没能有自己抗争的领导能力，只能够在正确的方针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好的作用。（4）第四股，即广大的人民群众，整个保路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到最后取得成功，没了他们是绝不可能的，他们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最具有战斗力，是整个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耕者有其田”两千多年来无不显示其活力与战斗力，但是没有正确、坚决而科学的斗争纲领是其致命的缺陷，注定不能够完成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则集合了四方势力的力量，先由广大民众单纯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反对满清政府强收铁路的斗争，继而，资本主义立宪派加入其中要求维护（或实现）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而进行和平保路，紧接着便是资本主义革命派强烈要求除旧革新，号召推翻腐朽满清政府统治，并积极主张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带动下，为四川保路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最后，四川地方势力也加入进来，各阶层一致要求结束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最终带动了全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序曲，由四川而起，随即在武昌爆发，最后波及全国。
四川保路运动是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它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是辛亥革命的前传。“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这场早期现代化运动既胜利了，也失败了。说它胜利即这场运动点燃了反对满清帝国革命的导火索，最终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封建清朝的统治，促成了之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的成立，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四川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四川，即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四川即全中国人民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强有力的领导阶级及群众支持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和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它是四川近代化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社会矛盾，展现了华夏儿女英勇不屈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思考。
对黎元洪在武昌首义前后的再认识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白志华
【摘要】黎元洪在武昌首义后的表现，包括呼吁各省响应起义，说服清军归附革命，坚拒加爵，始终民国等，在辛亥革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黎元洪；革命；武昌首义；认识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如今对历史人物在具体事件前后的再认识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了解过去，加深爱国之情，同时解决困惑，重新对历史人物有更深的了解，以便从中得出感悟。辛亥革命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从杀害革命党人，到被迫出任都督，再到后来主动帮助劝说清军转投革命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黎元洪。
一、认识对象及背景
光绪二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大抓洋务，冶炼钢铁，抓枪械生产等，非常需要助手，于是便从浙江调黎元洪到湖北，一边让黎元洪担任军队负责人，一边做军工生产的负责人。黎元洪在训练湖北新军时，认识到知识比较欠缺，便向张之洞提出引进外国军事著作等，随后获张之洞的批准；黎元洪后期还到日本学习军事。另外黎虽然只是一个武将，但是平时手不释卷，湖北督练处所印的书，每一本都有黎元洪校阅之名。因此，黎元洪所带领下的湖北新军实力日益增强，越来越成为清政府重要的军事力量。
在1909年湖北收回利权运动中，黎元洪曾以军界代表参加了湖北铁路学会共谋筹款赎路，表现他具有一定程度爱国思想和发展实业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他和立宪党人收回利权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张之洞在鄂督任上的统制（师长）是张彪，黎元洪被张之洞提拔为协统（旅长），可见张对黎的信任程度。张彪担任高官时经常对军中有真才实干的人进行排挤，以保住自己的位置。黎元洪虽然军职小于张彪，但是很能容人，并且能知人善用，照顾下属，看到下属犯错误，低调处理便罢。因此黎元洪在军界中颇有影响力。
黎元洪早期接受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教材都选用英文书籍，他崇拜西方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佩服西方领袖人物，如华盛顿、林肯等等。这意味着，在黎元洪的头脑中除了传统的封建思想外，也曾注入过一点资本主义因素，这对于他后期接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埋下了伏笔。从这方面说，黎元洪不同于行伍出身的旧式封建军人。
黎元洪的晋升经历及育兵方式、知人善用等都使他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军界中赢得声誉，并为在武昌起义时很快被推为军政府都督打下了舆论基础。
二、武昌首义爆发
（一）湖北新军起义
19世纪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从1895年10月至1911年4月，先后发动了10余次武装起义，全国各地反清活动也风起云涌，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很早便把目光投向了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积极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到辛亥革命前，士兵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数千人，占了湖北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至此湖北新军已经被改造成资产革命的队伍。清政府万万没想到，原本设立为保护清政府政权的士兵，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同年7月，共进会和文学社终于联合成功。9月初，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政府连忙从湖北调部分湖北新军前往镇压四川起义，革命党人怕新军分散后对以后革命不利，因而寻机迅速起义。
（二）黎元洪杀害革命党人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所高官下令立刻剿灭起义军，并命令维持好第二十一营，否则以诛灭九族论处。此时黎元洪已知工程二队兵变，担心四十一标第三营兵变，于是亲自指挥该营，防范该营的新军们加入革命军起义。尽管外面喧闹不已，黎元洪下令军队绝不能开门反击。此时有革命党人翻墙入内，后被守兵捉住，守兵请示黎元洪何以处置。一向宽以待人的黎统领，考虑到如果把革命党人杀掉，便可鼓舞军心，等待事态的平息，于是下令诛杀革命党人。可是战火烧至深夜，愈烧愈旺，终于传来了革命党占领了楚望台、蛇山炮台的消息，甚有炮弹轰炸司令部。黎元洪恐慌不已吓得赶紧出逃，最终被革命党人追回软禁。
（三）黎元洪被迫当都督
革命军人开始物色担任都督的人选，经过长期的考虑和结合时势下选择了刚杀害革命军人的黎元洪担任都督。黎元洪听到时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任，休要害我。”然后黎元洪又说：“事情太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啊。”这时，吴兆麟等革命党人对黎元洪进行婉劝，张振武、李诩东、蔡济民等对黎元洪进行胁迫，朱树烈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以此来感动黎元洪转变立场。但黎元洪仍坚决拒绝，死也不肯就任都督。这时李诩东拿来一份早早写好的安民告示，对黎元洪说：“请都督您签上。”黎元洪拒不签。李诩东气得直跺脚，于是他拿起笔来就签了一个“黎”字，并说：“我代为写，看你还能否认不成。”随后大家鼓掌欢呼。黎元洪知道按清代法律，革命行动可招灭族之祸，岂可掉以轻心。但当时强被拖出，不得已耳啊！这样，经过书记缮写之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
时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谈到黎元洪时特别强调：“如果不是有黎副总统之出面号召，然后各省相互响应，革命行动就不能像这样风起云涌。又如果不是黎副总统的谨厚，则北军亦不会那么容易赞同并帮助共和。”
三、黎元洪当都督的理由
武昌首义后，掌握主动权的革命军选择自己的领导时，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出任，反而让无实权的、甚至为清政府效劳的黎元洪担任；尽管黎元洪不愿意出任，但革命军依旧强迫黎元洪担当重任，这一切都需细致、全方面的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和当时革命军内部的具体实际情况，探讨黎元洪担任重要一角的理由。
（一）稳定局势，统一协调作战
武昌起义爆发后，短时间内除步兵、骑兵、炮兵参加起义外，水兵、工人、学生、市民也踊跃加入起义队伍，使革命军总兵力达万人以上。而这时，革命党重要人物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孙中山远在美国，而具体策划起义的孙武、蒋翊武、刘复基等或被俘牺牲，或受伤逃亡；关键时刻果断发动起义的革命军人都是下级军官，没有大的领导威望，让他们领导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编制不同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要驾驭纷繁复杂多变局势，一无经验，二无能力。因此革命党人逼黎元洪出任都督，利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可以用其“声望”统一协调各部作战，暂时稳定一度混乱的局势，打退进攻武昌的清军，确保武汉三镇不失。事件的发展也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章太炎说：“军府初立，纲纪未具，将校入谒，语人异端，不和，或抵掌捶书案，然皆以公（黎元洪）厚重知兵，无敢轻动摇者，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南方诸革命军，尝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由公镇之也。”
（二）借助有影响的人物发号施令容易壮大声势
历史上曾有陈胜、吴广借项燕、扶苏号召揭竿斩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借“上帝”、玉皇大帝等诸神旗号起事；刘福通、韩山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史可法守扬州被俘牺牲后，各地反清武装仍借他的旗号坚持斗争。借有影响人物的声望来号召、壮声势，以证明其“替天行道”、伸张正义乃名正言顺。起义之初的确起到了安定人心、鼓舞革命党人斗志的作用，并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同时，借黎元洪的名义来号召天下，这也是促使许多原清朝官员在各省纷纷反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三）调和两个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
黎元洪之所以被推为都督，一开始源于吴兆麟，而黎元洪之所以被推议为都督，却因为革命党人自己。早年时候，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的一部分领导人在碰面时就曾提出过以黎元洪为都督。这种推议虽然没有最终敲定，但在革命党人的私下交谈中，却多次出现。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法，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调和这两个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
很多时候，是因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造成了一部分非革命党人稳居高位，而这些人物稳居高位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从而又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而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黎都督上任后起的积极作用
被迫当上都督的黎元洪起初仍旧被动，认为靠几支机械枪不能撼动清政府的基础，革命也许被终止，然而当革命人士越来越多，胜利的曙光也渐渐浮现，直到当革命党人控制了武汉三镇后，黎元洪彻底转变了态度，主动对外表示与革命党一同，无论成败，共生死患难。黎元洪的转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起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政府的积极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呼吁各省响应起义
以黎都督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安民告示就明确提出了推翻“异族专制”、“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目标。黎元洪正式执行职务后又发布了《维持秩序公告》、《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等一系列文告、函电，如从经济上揭露清政府的狂征暴敛，并宣布除特殊捐税外，其他一律永远撤销；从政治上谴责满洲贵族执行民族高压政策，在朝廷内，满族高官居任多数，对汉排斥，在收税方面，对汉族锱铢必较，而满族吃空官款，用如泥沙。此外，还痛斥清政府假借以预备立宪的名义，实到处搜刮钱财。清政府对外国人献地无数，而面临的主权危机毫无察觉。布告中更直接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毋庸讳言，上述文告、函电都贯串着强烈的反满思想，表达了革命党人的共同意志。此后数天内各省各地纷纷响应起义，推翻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清政府统治基础悬临瓦解，因此黎元洪主动参与革命决策对推翻满清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说服清军归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