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能搞教条主义，建设也同此理。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搬用了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有鉴于此，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浅析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胡，勇
【摘要】西安事变的前途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局势的走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华民族从内战逐步走上了统一抗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抛弃国共两党多年的恩怨，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政治、军事以及舆论上给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支持，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在古都西安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的涡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而和平解决，从此中华民族逐步走上全面抗日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移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而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共深明大义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
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侵蚀我国领土，妄图建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灾难。中日矛盾已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反对日本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需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而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共自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以来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努力争取东北军，宣传停止内战共同北上抗日的主张，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共提出的统一战争的思想，没有中央红军的积极支持与拉动，张、杨是不敢贸然发动西安事变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国外帝国主义因为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所以他们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处理办法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对张、杨进行围剿，以便取代蒋介石的地位；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亲英美派反对进行围剿，并力图营救蒋介石，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国际上日本希望以此扩大中国内战，极力支持亲日派，妄图灭亡中国；英美害怕西安事变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威胁其在华利益，所以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由于缺乏对事件的了解，所以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会破坏中国的统一，减少中国的抗日力量。
在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大局出发，抛弃国共多年的恩仇，科学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因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样中共在思想上给予了张、杨极大的支持，并于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反对亲日派发动内战，同时中共还发布了《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希望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对于对蒋介石的处理方法上，中共明确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保证其安全。至此中共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基本确立了下来，同时也鼓舞了亲英美派，打击了亲日派的气焰，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二、中共积极加强各方沟通，促成和谈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17日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有关事宜。1936年12月21日，中共又致电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该是扶助左派，努力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当时西安和南京双方处在极端对立状态下，许多问题都未解决，包括蒋介石的处理问题、联共抗日问题。中共代表团要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必须加强各方的沟通，做好各方的工作，促成和谈。
首先，周恩来与张、杨进行了深入的会谈，统一了认识，使他们坚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信心和决心。周在会谈中向两位将军分析了目前中国的形势，阐明了中共关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的评价。会谈后一致决定：蒋介石如果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蒋，使西安事变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这样就为以后与蒋的代表宋氏兄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打下了基础。
其次，与宋氏兄妹会谈，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提出了六项主张，和张、杨一起与宋氏兄妹进行谈判。六项主张与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把八项主张的核心“停止一切内战”更加具体化，即：“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不同点在于强调“停止剿共”和“共产党公开活动”。张、杨表示同意，宋氏兄妹在个别问题上讨价还价，但三方基本上达成了协议。24日周与蒋进行会谈，蒋当面承诺，答应“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从而实现了张、杨逼蒋抗日的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两位将军的高瞻远瞩之外，共产党的调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中共在军事上给予张、杨以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一面勾结日本，一面致电西安，要求张、杨限期交出蒋介石，否则“必率全军指日西上”，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西进潼关，派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威胁西安。其目的在于逼死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充当日本的走狗。为了使和谈顺利进行，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必须要有武力作为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建议张、杨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
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避免西安腹背受敌。同时提醒张学良纯洁和巩固内部。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迅速南下，彭德怀、贺龙率部进驻三原、泾阳一带，徐海东率部进驻蓝田一带，向西安靠拢，以便在“讨伐军”进攻时，配合张、杨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中央还指示红军做好“讨伐军”进攻时防御战的准备，并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促使亲日派反省，制止内乱。叶剑英在随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专门协助张、杨主持军事，统一与红军的行动。
四、中共帮助张、杨处理后续工作，巩固和谈成果
西安事变历时14天，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宁为标志而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后却背信弃义，非但不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反而扣留了张学良将军，亲自导演了审张、赦张、又软禁张的闹剧，使西安事变后续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为此，中共又帮助张、杨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善后工作，巩固了和谈的成果。
首先，中共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监督促其兑现承诺。为了指导西安事变后的工作，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蒋介石的申明的申明》，对蒋介石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的原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的“伟大人格”，要求蒋介石兑现其诺言，并警告他如果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他诺言的实践，他最终会淹没在全国人民革命的浪潮中。
其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谈后继续留在西安，协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稳定了西安局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指使部分军队兵变，杀死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许方等人，酿成“二二”血案。王以哲将军被枪杀，东北军的领导核心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害，东北军内部形势渐趋紧张，陷于自相残杀的边缘。由于主战派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不理解，甚至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此刻西安的形式十分危急，外有军事威胁，内有战与和的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使西安事变的成果付之一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临危不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们深入各级官兵中去，以谈话、演讲等形式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化解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帮助他们认清西安事变的意义。经过周恩来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西安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全国的形势也继续向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的爆发到最后的和平解决，无不深深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烙印，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其功绩将彪炳千古。
从《实践论》谈实践
西南科技大学，陈仕伟
【摘要】毛泽东认为，社会生活就是实践，实践是社会的实践。因此，人的生存就是实践，要实现实践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实践的背景有一个准确地把握。但是由于认识是一个过程，人们的思想往往会落后于现实，因此，在实践中会犯错误也是必然的。这并不可怕，关键就在于要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样人的实践就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实践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错误；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实践概括为三种基本的形式：生产斗争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及科学实验。后人往往认为实践就只有这三种形式，这其实是误解。虽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提到实践时都以这三种形式来概括，但是他并不认为基本的就是全部。毛泽东认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凡是“社会的人”参加的活动都应属于实践的范畴。或者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人的社会实践……还有多种其他形式”。凡是人的社会生活都应是实践。
因此，实践是人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着重号是引者加）。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知”与“行”的关系，阐释实践对“知”的决定作用。但是由于以往的唯物主义不懂得实践是社会性的活动，所以对“知”与“行”的关系不能做出科学的解答。社会性的实践决定了人的认识是社会性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认识，我们的时代到达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也就到达什么程度，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就到达什么程度。通过“知”与“行”的不断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多次用“社会”来限定“实践”就是要强调指出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进行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是怎样生产的，也就决定了人是怎样生活的，也就决定了人是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所以，无论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还是“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的实践方式是直接由人类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孤立于现实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的实践中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是必然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必然与他人及社会组织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人的实践方式的体现，可以说，一定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所以人的生存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实现的。要实现人的实践方式的转变，首先就必须从认清一定的社会关系入手。
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改变。因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所以，要认清一定的社会关系还需要从分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入手，也就是人的实践方式入手。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通过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优秀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状况。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要归结到阶级的关系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