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满族迅速形成并急剧发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
其三，“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这些理由，前两条似是而非，后面这一条也不全面。
也有很多人从军事指挥、用人等方面分析了明军的失误之处，比如有人说：“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刘綎，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
这种说法也的确很有道理。但是，这些观点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站在大明帝国的角度，这根本就是一场不能打的战争。从决定出征时开始，大明帝国事实上就已经败了。
原因很简单，从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来看，当时的大明帝国根本不具备在辽东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
从经济状况上来看，大明帝国不具备发动战争的实力。
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拼的是后勤保障。远征辽东，后勤补给就是一个大问题。一般而言，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有两种办法，要么从本国或者盟国运输到战场，要么从敌国掠夺。
从本国将战略物资运送到前线，首先得有战略物资。可万历末期是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大明帝国在西北、西南和东北同时进行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即“万历三大征”。这三场大仗打下来，政府耗费的银子超过了一千万两。在三大征还未结束之时，宫中又发生了火灾。重建宫殿，又花了大量的银子。明帝国财政收入本来就非常有限，而财政支出是刚性的，每年能不亏空就很不错了。再加上万历皇帝喜欢从户部把钱拿到内府自己用，结果当时是财政年年赤字，国库空虚，根本没钱进行战备。本国经济困难，如果像抗美援朝时一样有个苏联老大哥在旁边撑腰，或者像海湾战争一样有沙特等石油大亨埋单也行。但当时的明帝国只有一帮更没实力、更焦头烂额的小兄弟，比如朝鲜就一直被日本侵略。
从本方这边筹集战略物资很困难，从敌国那边抢也是一个办法。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这个办法。汉人之间的军阀混战时也经常用。但是，一来后金那个穷乡僻壤里能抢到东西吗？二来从中原调兵到辽东的过程中，军队还得有粮饷。
最后，大明帝国的办法是，除贵州外，全国每亩地加征田赋三厘五毫。也就是说，为了进攻后金，只有额外地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的负担。
这就是赌博了，而且下的还不是小本儿，而是梭哈了。一旦失败了，大明帝国就再也没有能力解决后金问题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保住沈阳、辽阳，至于抚顺、清河那就永远丢掉了。
从政治局势来看，也不宜大动干戈。
其一，朝中局势不稳。
明朝中后期党争一直很激烈，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也时有发生。万历四十三年，又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朝中以如何处置这个案件为由头，做足了文章，东林党、齐党、浙党、楚党等相互倾轧，各派系争得很厉害。
内部存在激烈党争的时候，是不适宜进行战争的。因为，一方面，打赢一场战争不是一两个将领就能搞定的事情，需要动员整个行政体系来支持前方的战争。后方党争正激烈，很容易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情况，既不利于备战，更不利于作战。另一方面，前方的指挥官也很容易卷入党争，难以全身心投入作战。
其二，行政体系运转不正常。
皇帝长时间不上朝，虽然不像阎崇年先生所言政事完全无人处理，但也确实有大量事务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比如很多官员的任免没能及时完成，导致一些职位长期空缺。这种情况对于发动战争是很不利的。
其三，国内阶级矛盾很尖锐。
当时在民间有白莲教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很大，活动频繁，给明帝国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各地民众小规模的起义更是接连不断。比如，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就有白莲教中的一个教派闻香教以高应臣、郑守忠等人为首在唐山一带发动了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反而加税来进行战争，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从军队的战斗力来看，明帝国军队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要求。
明帝国的军队武器装备很先进，火器很多。但是，再好的兵器也得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明朝中后期明军军官非常腐败，对士兵盘剥得厉害。
早在弘治年间，时任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就对皇帝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腐败的口子一开，那就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到了万历年间，情况肯定比弘治时严重得多。比如一代名将李成梁，战功赫赫，但也贪财得厉害，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腐败最严重的后果不是腐败本身，不是腐败造成的贫富不均，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比如用人不当、执行不力等。军队的效率低下，结果必然是战斗力的下降。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个士兵，自己的军粮、工资等经常受到军官的盘剥，你会有心思训练、作战吗？因此明代中后期，明军经常打败仗。
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进行剿灭后金的战争，那也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兵备战，不能是头一年夏天被人家打了，第二年一开春就慌忙火急地去报仇。
所以说，面对后金的进攻，大明帝国选择立即发动报复性的战争是极其错误的。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守为攻，先安内而后攘外。即派得力的能臣如熊廷弼到辽东重整军备，进行屯田、驻防、练兵、备战，将主要精力用来解决国内的问题。然而，最终大明帝国很情绪化地、赌博式地将当时所能调集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远征后金的战争中，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除后金的威胁。最终，他们赌输了。
大明帝国为什么要去赌呢？
第一，政府决策层低能。
大明帝国的决策层主要包括皇帝和高层官僚。万历皇帝一方面长期不上朝，处于深宫之中不可能很充分地了解敌我双方的信息。另一方面，政治才能不足。当时有大臣提出让万历皇帝从内宫里拿点钱出来当军费，可人家万历就是不干，让大臣们加税。加税就必然是激化阶级矛盾。再加上他派矿监到处搜刮，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反抗会危及政权的稳固。连这一点他都意识不到，可见此君的政治才能有多低。
高层官僚主要是一些自小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前面已讲过，这些人所信奉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不适合作为执政者的理论基础。这些崇尚理学或心学的士大夫们重视过程超过结果，重视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忽视行为的结果是否能实现现实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政治上的幼稚和鲁莽。具体到对付后金的问题上来，明朝士大夫们的思维模式是：被后金侵略，应不应该还击？应该。那就打吧，砸锅卖铁也要打。
第二，明帝国政府内部党争激烈，没有能够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物。
明朝士大夫本来就是情绪大于理智的人，遇上对外问题，更是如此。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调动起来，力量相当大。要压制这种情绪，必须有很具权威的领袖。比如，西安事变时，把蒋介石放了，就是很伤普通红军将士感情的事。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威望很高、也很团结，没有让普通将士仇恨的情绪压倒理智，作了正确的选择。再比如，十月革命以后，面对德国的进攻，是当时威望极高的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才使新生的苏俄政权免遭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