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没有解决好少数如何统治多数的问题，蒙古人能解决好吗？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决心试一试。当他们真正统一了天下以后，他们才发现，这的确是个难题。
一、对手并不强
要解决少数如何统治多数的问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你得遇上这个问题。在灭掉金国的时候，蒙古显然还没有遇上这个问题。他们现在心里所想的是要更大的地盘、更多的财富。就和当年金国崛起之时一样，蒙古大军不会因为抢够了地盘而停下进攻的步伐，要让他们停下进攻的步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遇到无法战胜的对手。
南宋是这样的一个对手吗？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如果说北宋在我们的眼中是积贫积弱的，那么南宋就绝对是懦弱、腐朽的代名词。我们在前面也通过对绍兴和议的分析，向大家充分展现了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等政府决策者的懦弱和无能。南宋朝庭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副模样呢？
我们还是要从政权的组织结构上来寻找答案。北宋的政权结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皇帝之下，是一个由大量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官僚体系。南宋继承了这个特点，但是与北宋不同，皇帝的权力下降了，而官僚体系的首长宰相的权力上升了，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力。南宋的宰相一般都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时还兼管全国的财政。这是北宋的宰相们比不了的。整个南宋时期，出现了四大权相，分别是高宗时的秦桧，宁宗时的韩侂胄，宁宗理宗时的史弥远，理宗度宗时的贾似道。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皇帝本人无能。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大权相都是在什么人的手下掌握了大权。南宋总共有九位皇帝，其中成年皇帝六个，分别是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在这六位皇帝中，唯一一个比较有能力、有作为的孝宗皇帝在位时期，以及他当太上皇的光宗时期，是没有权相当朝的。典型的例子是在宋孝宗初年，主战派领袖张浚和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两个权相的候选人）在同一年被贬而死。可见，权相正出现于皇帝无能的时期，皇帝如果比较能干，也就没有了权相。
我们来再看看除了孝宗和光宗以外的四位皇帝与他们所任用的权相的关系。最典型的是赵构和秦桧的关系。秦桧在赵构当皇帝时期权倾朝野长达十八年之久，可以说干尽了坏事，史称“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他能够这么做，这是不是因为赵构宠信他呢？不是。赵构在秦桧死后对手下人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而且，下诏恢复了张浚、胡寅等反秦人士共二十九人的官职。由此可见，赵构对秦桧是不信任和畏忌的，但在秦桧病死之前却又不敢把秦桧怎么样。这皇帝够窝囊吧！
再比如宋理宗和史弥远的关系。按理说理宗是应该感谢史弥远的，因为理宗是史弥远弄上台的。宁宗原来想传位给理宗的哥哥，在宁宗死后史弥远强迫皇后改了诏书，这才有理宗的上台。但是，理宗皇帝实际上在心里对史弥远很不满。所以，等到史弥远一死，立即将史弥远的党羽梁成大、李知孝等人免官，而起用反对史弥远的洪咨夔等人。大家瞧瞧这些皇帝们多有出息，宰相活着的时候都由着他们把持朝政，等他们被老天爷收拾了再收拾其党羽。
第二，参与政治的人太多，而又没有合适的参与方式。
宋代参与政治的人是空前的多。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使得士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北宋立国之时，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垮台，随着普通百姓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的进步，皇帝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家是谁的？当时所谓“天命”的那一套，已经不能再忽悠人，至少是不能再忽悠士人。从帝国制度的角度来讲，国家是皇帝个人的，但是皇帝不能公开这么说。皇帝如果说国家是我的，那么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对于这个国家就没有必要去爱护。所以宋太祖就立下规矩，叫做：“与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说，天下是皇帝的，也是士大夫的。既然如此，一方面，士大夫们就得对自己的国家发表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意（也就是士大夫的意见）也始终是重视的，民意的影响非常之大。
二是官僚队伍的空前扩张。前文已经说过，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从北宋建国开始，就不断对官僚体系进行扩张。不但如此，宋帝国还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很多学校来培养后备干部。这些人，当然都很热衷于政治活动。
这么多的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民意的影响非常之大，而当时是帝国制度，没有民主选举、议会政治这些的制度，这里就有一个矛盾：皇帝不能由民意决定，而民意又必须尊重。当皇帝不能体现民意的时候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一个：皇帝自己躲到一边，由宰相来承接民意的指责。即所谓的“虚君实相制”。就如同今天的日本一样，天皇是不受指责的，而首相就有可能被骂得狗血淋头。
在讲蜀汉政权的时候，我们说过，没有民主作为基础，虚君实相制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实的“相”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南宋帝国。在很多时候，从党争（前期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到中期又出现了道学之争）之类的政治斗争中胜出的宰相也未必能体现民意。同时，由于宰相这一职位没有任期保障，要坐稳宰相的位置，必须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不遗余力地消灭一切现存的和潜在的政敌。结果导致这些宰相必须大权独揽，成为权相。
宋帝国事实上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皇权削弱，权相当朝的局面。结果，在没有民主作为基础的情况下，为了争夺相位，朝庭内部矛盾重重。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丝毫的改观，而且由于国土面积的缩小，使得国力大打折扣，完全是苟延残喘。之所以没有被金国所灭，原因不是南宋强，而是金国本来就太小、太落后，吞不下辽、宋这两头大象。
二、从蒙古到元
金吞不下，蒙古能不能吞下呢？从历史最终的结局来看，吞下了。从疆域上来讲，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既然金吞不下，蒙古怎么能吞得下呢？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忽必烈。
一提到蒙古，所有的人都会想到成吉思汗，但是元帝国的建立者是忽必烈。没有忽必烈，就没有元帝国，蒙古能不能灭南宋也未可知。在忽必烈之前的蒙古与忽必烈之后的蒙古即元帝国在政治体制上、社会制度上都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先来看看蒙古崛起的过程。
蒙古最初只是孛儿只斤·铁木真所统治的一个部落的部落名，跟克烈、乃蛮等当时蒙古高原上其他诸多部落是一样的。但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公元1206年春，铁木真统一了大漠各部落，于是就在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建九斿白旗，即帝位，称为成吉思汗。“汗”是游牧民族对国君的称呼，类似“国王”、“皇帝”，这个大家都清楚。但“成吉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历史学家们也搞不清楚，有的说是“大海”，有的说是“坚强有力”，有的说是“天赐”，有的说是“可怕”。其实具体什么意思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以本部落名称为国号，建立了“蒙古”国。从此，统一在大蒙古国治下的漠北各部百姓，尽管各有自己原来的部落氏族名称，都以“蒙古”为总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所以，可以说成吉思汗是蒙古国之父也是蒙古族之父。他对于蒙古来讲，其历史地位相当于秦始皇对于中国的历史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并称，一点也不过分。
蒙古国建立以后，立即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把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成吉思汗曾对为争夺继承权而争吵的儿子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又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听着这话，就很野蛮。
当时的蒙古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经济落后，但军事实力很强，而周边又是富有的、腐朽的、内部矛盾重重的封建制或者半封建制国家，比如金、西夏、西辽。对于蒙古而言，抢当然就是最有成效的致富方式。当时蒙古兵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大帮强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对于国土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其攻城略地是百分之一百的强盗行径。比如说，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围攻燕京，金国不得已议和。和议的内容是：金国嫁一个公主给成吉思汗，送上五百童男童女、三千马匹和金帛若干。蒙古退兵时，在出居庸关时，将所俘的十万人全部杀死。再比如，公元1127年，蒙古占领了金国首都开封时就下令满城搜刮金银妇女。后来，窝阔台还差点下令屠城，总算是听了耶律楚材的劝没有这么做。
像这种样子的政权，它虽然能够灭了金、西夏和西辽，但是不能完全统治这三个国家，尤其是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就像契丹能够灭后晋但不能统治中原一样。当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整个中原都已经纳入了蒙古的版图，蒙古军队后来甚至是在四川、湖北等地区都已是横行无忌，但是事实上在中原地区军阀林立，非常混乱。
从蒙古攻金战争开始以后，金国政府就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力。据史料记载：“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这些武装力量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他们时而依附于金，时而依附于蒙古，时而依附于南宋，但是名为依附，实际上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不服管。
蒙古灭掉金国以后，原先依附于金国的武装力量当然不是转而投靠蒙古就是被消灭。剩下的这些武装力量的头目，于是就转化为了所谓“世侯”，在各自统治区域内拥有“其官制民赋，生杀予夺，咸专一方”的大权。这种情况，有历史学家把它比做西周的分封制，也有的历史学家将它比做唐时的藩镇。他们中间有些人如史天泽、严实等“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可见势力之强大。
除了汉人地方武装以外，蒙古族内部也不是帝国制度，而更类似于邦国制度。在漠北、西域一带是比较松散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在中原地区也广布着由诸王大臣们统治的大大小小的“汤沐邑”。这些“汤沐邑”和汉人“世侯”其实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
政治制度上，蒙古是落后的。在经济制度上，也是如此。蒙古将落后的奴隶制度强加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甚至有蒙古贵族提议尽毁农田以为牧地。虽然耶律楚材在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的农业文明。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蒙古政权对于中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是破坏和阻碍。这不仅损害到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蒙古政权也就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更得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支持。
这样的政权，想要灭掉南宋，不可能。事实也是如此，公元1235年，窝阔台命三路大军伐宋，攻陷了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都没有能够站稳脚跟，很快又被宋军收复。后来，公元1257年，蒙哥亲率大军南侵，结果战死在伐宋的战场上。
蒙哥死后，忽必烈在皇位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整个蒙古国的情况为之一变。
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已经在接受汉人的先进治国理念。公元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这一时期，他在金莲川开设藩府，招揽了很多精英，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下，忽必烈从内心里接受了汉族文化，特别是接受了以中华帝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制度。思想决定行动，当掌管着中原的忽必烈接受了中华帝制的思想之后，他就不能不在实践中重建中华帝制。于是，他在河南、陕西等地创立官府机构，引用儒臣，整饬吏治，努力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因此，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很快就传播开来，得到了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然而，当时的大汗蒙哥听说了忽必烈的所作所为，不干了。蒙哥的思想不够先进，他强调“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是守旧派。忽必烈当然只能听从蒙哥的吩咐，回家养病。所设立的机构也尽数被撤销。
现在，蒙哥死了，谁来执掌整个蒙古国的大权呢？蒙古国内形成了两个集团，除了以忽必烈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外，还有一个以阿里不哥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本来，谁当蒙古国的大汗，并不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草原民族的汗位问题历来都是争个不休。
远的不说，光蒙古建国以来就是每次都争。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和拖雷是争过的，有历史学家还指出拖雷就是被窝阔台设计毒死的。窝阔台死后，贵由和拔都也有一场暗斗。贵由死后，蒙哥和忽察、脑忽、失烈门更是刀剑相向。这些人，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太大地改变历史进程。
然而这一次不一样。因为原先的争斗，完全是为了汗位；而这一次则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陈致平先生认为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争，是“蒙古本位”与“蒙古中国化”两条政治路线之争。在我看来，是奴隶邦国制度与封建帝国制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