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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三国:当军阀遇到门阀(4)


  九品官人法是陈群创立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进一步巩固士族地位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各州郡都设中正一职,专管选举,所选人物定为九等,吏部授官,就根据中正所定等级。那么中正如何评定被选者的等级呢?主要是两条:一是“性行”,也就是好的名望;二是“才”,也就是才干。而在这两者之中,至迟到魏明帝时,在用人上已经是重“性行”而轻“言才”了。当时吏部尚书卢毓在与魏明帝讨论用人之道时就说:“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魏明帝觉得有道理,“纳其言”。而且《三国志·卢毓传》明确记载,他在选举上,采用的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方针。这样一来,自然是先看出身门第,再看才学,到后来甚至是不看才学只看出身了。结果,这些出身高贵的世族名门,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终于培养出了司马氏这个超级豪门。

  曹丕在培养曹氏对手的同时,还不忘削弱曹氏宗室的力量。我们前面讲了孙吴的情况,在东吴的地盘上士族的势力也很大,但是孙氏皇族的势力更大,从中央到地方,孙家很多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但曹氏就不同了,他们除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势力。

  那位七步成诗的曹植大家都知道吧,在曹丕当皇帝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希望能够出来做官、为国出力,可曹丕理都不理他。曹操的另外一个儿子曹彰,打仗相当厉害,建安二十三年曾大破乌丸,史称“斩首获生以千数”。但自从曹丕上台,曹彰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其他曹氏皇族也差不多,被控制得死死的,“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可以说对这些宗室不但严加看管,而且尽给些废物当手下,最多他们带两百个兵,一点儿实力都没有。

  埋下了这四枚定时炸弹,大家想想看,曹魏政权稳定得了吗?

  那么,曹丕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就得从曹操晚年诸子夺嫡讲起。曹操晚年,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三个嫡子曹丕、曹植、曹彰之间发生了剧烈的斗争。曹丕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地位一直不稳。曹操在是否传位给曹丕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众所周知,当时曹丕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曹植。而曹彰有没有夺嫡之心呢?大概也是有的。在《三国志·贾逵传》就记载有曹操刚死,当时任鄢陵侯、行越骑将军的曹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老爹一死,就问老爹的官印在哪儿,这不是有心要抢权吗?曹彰和曹植是曹丕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尚且如此,其他兄弟曹丕能放得下心来吗?所以,对于皇族宗室,曹丕在心理上一直有阴影,无时无刻不防着他们。

  防着皇族宗室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用九品官人法呢?这就得从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斗争说起了。前面讲了这两大集团是曹魏政权的两大支柱,其中汝颍集团是知识分子兼士族大地主,而谯沛集团则是曹氏、夏侯氏加军功集团。在曹操手下,这两大集团基本上是平分秋色,担任卿相之类的文职官员多是汝颍集团的人物,而担任将军的则多是谯沛集团的人物。但是,曹丕却更偏爱汝颍集团,而不太喜欢谯沛集团。原因有三:

  第一,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曹丕是文人,是建安时期有名的诗人,他当然喜欢和知识分子来往,吟诗作赋,谈谈风花雪月之类的,多愜意啊。而和像许褚、夏侯惇这样的武将来往,他谈什么呢?打仗之类的,曹丕不在行。据我自己推测,曹彰和许褚、夏侯惇他们的关系恐怕不错,能谈到一块儿去。

  第二,支持曹植和曹彰的,恐怕都是谯沛集团的人,而汝颍集团的人则大多支持曹丕。曹彰和那些武将们关系好,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由于他除了问了一下先王玺绶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所以有些什么人支持他,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说到曹植,史料载明的主要支持者有两个,丁仪、丁廙兄弟。这两位都是沛国人,是谯沛集团的人。其他谯沛集团的人物对于谁继承王位的态度如何,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在明确支持曹丕继位的人中,没有谯沛集团的人。明确支持曹丕的是些什么人呢?崔琰、贾珝、吴质这三个人是明确站在曹丕一边的,还有司马懿、陈群这几位与曹丕的关系非常之好,应该也站在他这边。这些人,虽然不都是颍川人,但却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汝颍集团。

  第三,汝颍集团门第为先、才学为后的思想正好符合曹丕的要求。曹丕文不如曹植,武不如曹彰,除了出生得早一点儿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优势。强调宗法制的汝颍集团正好能支持曹丕,而出身较低以军功为主的谯沛集团则必然重视才能,曹丕对此很不爽。

  由于曹丕偏爱汝颍集团,所以曹丕上台之后汝颍集团上升势头很猛。用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样一来,原来与军权无干的汝颍集团人物,就干预了军权,而谯沛集团对武装力量的垄断就此结束。

  九品官人法,就是在两大集团斗争的背景下,由陈群创制,依靠曹丕对汝颍集团的偏爱而出台的一项有利于汝颍集团的制度。

  那么,曹丕同意九品官人法单单是出于对陈群为首的汝颍集团的信任和宠爱吗?也不是。有人提出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和士族集团的一项政治交易,以曹丕同意九品官人法来换取士族对其篡汉的支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曹魏政权的两大支柱中,谯沛集团一来是跟着曹操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二来很多人和曹家是亲戚或世交,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支持曹魏代汉的。但是曹操也好,曹丕也罢,对于汝颍集团是否支持自己篡汉是没谱的。汝颍集团第一代领导核心荀彧就是公开反对曹操篡汉的,第二代核心人物陈群虽然说什么“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但心里是不是真支持,谁又知道呢?所以也的确需要收买一下。

  结果,随着曹丕坐上皇帝宝座,那宝座下面的四个定时炸弹也就开始工作了,爆炸只是早晚的问题。

  定时炸弹埋好了,什么时候爆炸呢?那就要等皇帝这个掌控整个政权的权力弱化。如果一直有一个强势的皇帝在上面,那么底下有野心的士族也没有胆量和机会来造反,即使造反也不容易得逞。但是,世袭的皇帝不可能总是强势。对于司马氏而言,机会说来就来。

  239年,魏明帝曹叡病逝,年仅三十六岁,其子曹芳继位,年仅八岁。这种情况下,自然要选择辅政大臣。选谁呢?这是个难题。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曹魏政权里,忠心的不一定有能力、有实力,有能力、有实力的不一定忠心。我们抛开是否忠于皇帝个人,单就忠于曹魏政权而言,宗室和谯沛集团是忠心的,但是前面讲了,这两个集团是因为与曹氏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世代朋友关系而忠于他的。他们中第一代人由于是打江山的人,比如曹彰、曹植、曹仁、曹真、夏侯惇等,能力没得说,但他们的子孙能力如何?不能保证。比如桓范就曾骂曹爽兄弟跟猪狗一样。而反过来说汝颍集团,这些人中有一些能力强的,比如司马懿、钟会等人,但是这些人忠心吗?别忘了曹操和曹丕的榜样作用。

  所以,魏明帝在这个问题上是很犹豫的。最初他首先选的是宗室,燕王曹宇和忠于曹魏集团的谯沛集团人物曹爽、曹肇、夏侯献。这个安排应该是至少能够保证曹魏政权延续的一个人事安排。可是,这些人能不能担负治国的重任,会不会利用身为皇族的便利条件抢自己儿子的皇位,明帝心里没谱。于是,在宠臣刘放、孙资的建议之下,加入了一个能力很强的司马懿,改为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而将曹肇、夏侯献等人免职,在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之间搞平衡。这种做法可谓所托非人。本来汝颍集团的势力就略强于谯沛集团,选的人又是汝颍集团的顶尖人物司马懿对谯沛集团的普通人物曹爽(曹爽之所以被刘放和孙资推荐,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正好在场),谯沛集团怎么能够制衡汝颍集团?

  果然,在韬光养晦了十年之后,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曹爽为核心的谯沛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大权完全落入了以司马家族为首汝颍集团的手里。但是,通过这次政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两个集团的实力其实旗鼓相当。当时桓范冲出城去投曹爽时,司马懿曾不无忧虑地对手下人说:“智囊往矣!”可见当时司马懿对于政变能否成功并非胸有成竹。可惜,曹爽没有听从桓范的计策去许昌调军队平叛,否则,鹿死谁手还真的很难说。

  司马懿通过政变掌握朝政之后,虽然对于司马氏而言,要想篡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对于曹魏政权而言,已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六、司马并吴

  曹魏政权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再来讲东吴的情况。东吴的政权结构我们前面也讲过,是一个以孙氏皇族为核心、地方豪强为外围的一个族群大联盟,就像一个黑帮。龙头老大是孙氏,陆氏、朱氏等江南大族是跟班。这样一个政权,其内部稳定性肯定差。但是,对外呢?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本土气息特别浓厚,进攻没有太大动力,败多胜少;防守非常顽强,想打垮他们倒也不容易。孙权、诸葛恪都曾大举北伐,但劳而无功;刘备、曹操、曹丕也都曾尝试过一举灭吴,却都是大败而归。

  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政权盘踞江东八十一年。这样一个政权是怎么为西晋所灭的呢?历来一向顽强的防守,为什么会在西晋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呢?难道西晋的军事实力强于当年的蜀、魏吗?

  对于东吴的灭亡,一般而言,有两种观点。一是孙皓暴政失去民心,二是江东士族的势力不如中原士族。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对,但又都没有说全面。对于东吴的灭亡必须结合西晋的兴起来谈。

  大家都知道,西晋是司马氏建立的士族政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蜀汉政权是中小地主政权,曹魏是士族地主(汝颍集团)和非士族地方豪强(谯沛集团)的联合政权,而东吴是地方豪强政权。对于地方豪强,蜀汉是始终打压,曹魏是既压制又依赖,最终转为依赖,而东吴是一贯放任,完全依赖。西晋是曹魏的继承者,他对地方豪强的态度,就是依赖。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江东地方豪强对于外来侵略的态度。刘备的蜀汉帝国来侵、曹操和曹丕的曹魏帝国来侵,对于江东豪族而言,一旦失败,就会有较大的利益损失。也许是巧合,压制豪族势力的刘备和曹操败得都很惨,对豪族势力态度较温和的曹丕相对而言就好得多。而当前来入侵的是纯粹的士族政权西晋的时候,江东大族们有没有必要死拼呢?显然没有。

  所以说,东吴之亡,首先在于西晋的政治进攻。当时羊祜镇襄阳,与孙吴守将陆抗对峙。羊祜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德收买人心。收买什么人的人心呢?史书没有明言,但是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估计主要是士族大地主。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东吴的实力派人士。前面讲过,东吴是世袭领兵制,军队不是国有的。只要能够收买那些控制兵权的地方豪强,那灭吴就是分分钟的事。

  政治进攻只是外部因素,东吴灭亡的内部因素是什么呢?应该说孙皓的暴政是个问题。孙皓的暴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二是随意诛杀大臣。前者,其实是江东所有士家大族生活的代表,也是所有士族生活的代表,西晋其实也一样,晋武帝比孙皓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后者的问题就要严重得多。由于孙皓经常随意诛杀大臣,这些大臣,即地方大族的首领必然人人自危,谁会为他卖命?当然,孙权也杀人,而且杀得也很厉害,但是一则孙权还不是随便乱杀,他杀人是为了防止地方豪强的势力超过皇族;二来孙权当时对于地方豪强的政策是三国中最优惠的,所以凝聚力还有。到孙皓这儿,情况变了,西晋对地方豪强的政策也非常好,而孙皓杀人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当然是离心离德。

  所以到279年冬,西晋兴师伐吴,吴军非溃即降,次年三月,西晋王濬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石头城。吴主孙皓请降,东吴灭亡。对东吴之亡,孙皓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