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建宁元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并要动手杀曹节。就在这个时候，窦太后犹豫了。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但窦武等人并没有急于诛除宦官首脑，仍然通过上奏等正常手段来对付宦官集团。结果，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这下子范围就大了。知识分子大多都有老师、弟子、同学，再加上老乡、朋友，经过宦官们的追查，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因此而被杀被流放的六七百人。
宦官集团在打击反对派上还真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三年后，他们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在这场延续十余年的大动乱中，无数正直的士人及其亲属朋友被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士人的气节是我们现代人身上所罕见的。例如，抓捕范滂的诏书下达之后，范滂自动投狱，县令郭揖解下官印，愿放他走，自己也一起逃亡。范滂就说：“我死了，这事就完了。怎么能把我放走而连累到你呢？况且你家中还有老母。”后来慷慨就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那些真正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杀就是遭到排斥，或者对东汉政权失去信心从而隐居山林。知识分子集团完全被驱逐出朝廷，政权由后族、宦官和依附于他们的地方豪强所把持。东汉帝国已是大厦将倾。
四、黄巾大起义
在政权迅速腐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
第一，民族矛盾日渐尖锐。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西羌。在桓帝之前，羌人大规模的起义有三次，每次间隔大约是三十年左右。在桓帝之后，反抗越来越频繁。159年、161年、162年、167年，羌人连续发动叛乱。到黄巾起义后，更是起义不断。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加大。
东汉兴起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能够缓和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刘秀等统治者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放松剥削；其二是战争消灭了人口、重新分配了资源；其三，气候温暖，利于农业恢复和发展。
但是，到东汉后期，三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前两个方面变化太大。先看政府内部，当权的是宦官集团和后族集团，这些人穷奢极欲，又不懂治国之道，党锢之祸以后正直的士人被排斥，于是从上到下没有不贪赃枉法的。例如，灵帝时杨党因其父是中常侍，就“恃势贪放”，家财千余万。又如，宦官王甫命手下搜刮“财物七千余万”。如果说上面这两个例子只是个案，那么《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则属于概括了。
再看民间的大地主。东汉政权本来就是依靠地方豪强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对于大地主阶层是支持其发展的，而支持的结果就是这些大地主越来越富有。据史料记载，东汉末有的地主家资至三亿七千万，家中“食客常三四百人”。到灵帝时，灵帝公开卖官，这些人又花钱买官，然后再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与之相对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东汉后期，人吃人的惨剧再度上演。例如，桓帝元嘉元年，“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平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于是，自汉安帝时开始，农民起义不断。到黄巾大起义之前，七十余年间全国各地发生起义三十多起，平均每两年就有一起。
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廷。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陈胜、吴广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东汉政权。原因何在？
第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基础、以士人为中坚、以皇帝为顶尖（架空的后族和军功阶层在皇帝两侧）的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到了东汉后期，在尖子上，皇帝的权力旁落到后族和宦官手里，党锢之祸将士人从金字塔的中层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后族或宦官的官僚。上面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的地方家族大地主却不但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第二，黄巾起义没有得到士人阶层的支持。
这有三个原因。其一，从士人本身来讲，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士人们忠字当头，忠于汉室。比如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至死不忘“复兴汉室”。另外，士人中大多数人是地主出身，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本身。
其二，从东汉朝庭来讲，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北地太守皇甫嵩就提出解除“党禁”，而且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而且还开始求贤，“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
其三，黄巾大起义是以宗教形式进行组织的，里面有很多太平道的思想，其中有朴素的平等思想，也有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思想与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士人的支持。
虽然张角兄弟只坚持了九个月就被皇甫嵩等人剿灭了，但是黄巾军余党以及其他同时期的起义不断给东汉政权以打击。这次大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影响却十分巨大。
首先，黄巾大起义破坏了东汉帝国的统治秩序。
在黄巾大起义之前，东汉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还比较强。控制力表现主要就表现人事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人事权。当时地方官员的任职仍然由中央说了算。这个是有证据的。当时卖官盛行。东汉的卖官不但明码实价，而且强买强卖。朝庭任命官员，一手给委任状，一手找你要钱，你不给还不行。
再比如，在军事力量方面，东汉一直是强干弱枝，地方军队很少，而中央军队相对比较强大。这样一来，军事上的控制力也在中央，地方不能与中央抗衡。黄巾大起义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一方面，因为黄巾军和各地的起义军各州并起，而且战争时形势变化很快，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中央只能放权到地方，就地剿灭。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军兵力分散，中央军只能对付主力，而其他起义军则必须由地方自己解决，所以地方军事力量太小不行。于是，中央政府只能让各地方扩充兵力。结果，地方实力大大增强，到东汉末年，各地长官都拥兵自重。
其次，培养、锻炼和壮大了一批地方豪强军阀。
东汉时期，地主私人武装力量随着田庄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壮大。这些地主私人武装最初是对自己的田庄进行保护，防土匪的作用要大于镇压农民起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还不需要很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也不需要很高水平的军事人才。
黄巾大起义开始之后，农民起义不但威胁单个田庄，而且危及整个地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就要求地方大地主们联合起来，组建军队交给一些有能力的将领来保护整个地区地主阶级的利益。通过与黄巾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作战，确实有一部分军事才能突出的将领脱颖而出，使得地主阶级有了依靠。加上中央政府对地方发展军事力量的放纵甚至鼓励，最终形成了以这些军事将领为核心的军阀集团。
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刘备。《三国演义》里开篇就是刘备看见招募义兵的榜文然后遇上关羽、张飞。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也不是随便瞎编的。《三国志》记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计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可见，刘备最初就是靠镇压黄巾军起家的。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边疆也极不安定。前面讲的羌人起义算是一个代表，在北方还有与匈奴、乌丸、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和黄巾大起义起的作用基本相同。在这些战争中也崛起了一批军阀，包括董卓、公孙瓒等等。
总而言之，由于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这一场农民起义运动和边疆战争，结果造就了一批受到地方豪族支持的地方军阀。如果让这些地方军阀发展和壮大，最终必然会取代东汉帝国建立新的政权。对于这种情况，东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恐怕并不清楚，或者说虽然清楚，但也不想管。
这是东汉晚期中央政权的权力结构造成的。党锢之祸以后，知识分子集团完全被打垮了。在东汉皇帝之下，只有三大势力。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指出：他们是宦官、外戚和士族。宦官和外戚大家都很清楚，士族又是怎样一支政治势力呢？
我们分析一个政治势力，首先要找到他们的政治资本来源于何处。士族的政治资本既不来源于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又不完全来源于他们的学识，而是主要来源于他们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也就是说，士族的本质是地方豪强。无论是名门之后袁绍也好，宦官之后曹操也罢，其家族在地方上都是财大气粗、势力极强的。
在由这三支势力构成的东汉中央政权中，宦官、后族没有政治远见，没有意识到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所导致的危险；而地方豪强在中央的代表人物袁绍、曹操等，又怎么可能损害自身的利益去限制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所以中央政府当然不会有什么举动。
另外，他们还有紧要的事儿要做。什么事呢？内讧！
汉灵帝在的时候，这三股势力上面好歹还有个人管着。灵帝一死，这三股势力就展开了搏杀。先是后族联合地方豪族一起向宦官集团进攻，杀了宦官首领蹇硕。后来后族首领何进又想进一步杀尽宦官，不过却得不到何太后的同意。何太后是整个后族的首领，是何氏后族的政治靠山。她不同意，何进就没办法。这个时候，袁绍出了个主意，让何进召外地军阀入京威胁太后。这主意出发点不错，增强自己这边的力量，当然事情就好办了；可是他却笨到去请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董卓。宦官这边一看，哟，你赶情是想让董大胖子掌权呀，那你自己留着不也是个障碍吗？使个计策要了何进的命。何进一死，袁绍等人就立即起兵满街追杀太监。结果董卓没进京，后族和宦官就两败俱伤了。
这下子，东汉帝国就落到了地方豪族的手里。地方豪族不是一个整体，没有领导核心，相互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依赖谁。又赶上控制中央政府的董卓是个大棒槌，没有政治智慧，不能服众。结果，整个统治阶层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各地的军事集团拒绝接受中央的领导，而原来在中央的袁绍、曹操等人则逃回自己的地盘，也拉起支队伍来和中央对抗。一时间，全国各地树起了十几个地方政权。
这些政权间相互征伐，最终打出三个强国，是为魏、蜀、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