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经济权力集中在产业内少数几家企业手中，但这并没有造成太多社会恐慌，至少在整个19和20世纪的美国是这样的。然而，美国劳工联盟反对企业权力的斗争却异常艰苦，因为它们未能唤起大多数劳动者对这一事业的兴趣。尽管也偶发一些平民暴动，比如，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们的口号是“99%对抗1%”，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公司肆意操控行为发出了挑战。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仅能使企业权力发生温和的调整，且这种调整对抑制企业权力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些大型垂直整合型企业在业界成功地将廉价商品和服务推向了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人们对它们的批评声也日渐减弱。
然而，在抑制潜在的公众反对方面，其他一些更微妙的因素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两次工业革命使公众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经济系统的作用是自然本身组织形式的反映，因此是无懈可击的。这一世界观使经济系统合法化。
上帝让位于市场
通过创建宏大的宇宙论使经济模式合法化的做法是陈旧而过时的。在封建社会时代，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提出的“宇宙创造说”被称作“存在巨链”。当代历史学家以之为例，描述了构建“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这一宇宙观的过程。阿奎那认为，事物之所以能正常运转，是由于上帝创造的万物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责任与义务。由于个体在智力和能力方面互不相同，因此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对于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行必不可少。阿奎那说，如果万物之间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拥有异于他人的优势，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帝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责任与义务分层的社会，如果能认真地执行这一法则，那么万物都能蓬勃发展。
阿奎那对上帝创造万物的描述与某些封建社会的建立方式惊人地相似：个体生存取决于他们在严格限定的社会层级中所履行的义务。在某种程度和形式上，农奴、骑士、领主和教皇都是不平等的，但他们均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因为他们都拥护封建制度。他们根据各自所处的社会层级履行职责，以此表达他们对上帝创造完美万物的敬意。
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霍伊特（RobertHoyt）总结了封建社会组织和“存在巨链”之间的关系：
天地万物是有等级的。在这一理念下，所有人都被归于某一适当的阶层和位置。它与封建层级社会中的封建观念相吻合。在那里，每个成员的身份都与他的权利和义务相匹配。
中世纪晚期，新教改革中的宇宙学伴随着刚刚萌芽的原始工业革命雏形而出现，并且同样扮演着一个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角色。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对“存在巨链”这一宗教思想发起了正面攻击，认为它将教皇的堕落层级制度以及教皇对信徒生活的“监管”合法化了。新教神学家将教会的封建宇宙学替换为另外一种世界观，使每个信徒都将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作为中心。民主式崇拜与新的通信/能源矩阵相匹配，为新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大的权限。
路德指责教皇反基督，并警告说，天主教会既非上帝选择的天使，也非人们通过其可以与上帝坦承交流的救世主，教会领袖不能倚仗法律让上帝代表其教区居民的利益，也不能保证拯救未来。
与之相对，路德主张每位信徒都有资格成为神职人员。他认为，在上帝面前，男人和女人都是独立的。手捧《圣经》的每位基督教徒都有责任传授上帝的教义，并扮演天堂守门人的角色，因此无须再依赖教会的权威解读圣经的寓意。为了理解圣经中上帝的教义，皈依新教的教徒们很快学会了阅读，因此，路德的劝诫同时也催生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
此外，路德还改变了“救赎”的办法。教会早就教导信徒要行善并接受教会的圣礼，因为这有助于信徒死后在天堂有好归宿。但是路德认为，人们在世上行善并不能保证在天堂有好归宿。相反，根据路德的说法，人的命运生而既定，每个人在一出生时就被上帝界定：要么拯救别人，要么被人谴责。但随后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承受对未知的焦虑。路德的回答是：接受生活的召唤，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谨小慎微，这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救世者的预兆。
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则更进一步，他号召他的信徒在生活中不断地工作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以此作为被上帝选为救世者的前提。通过主张每个人都有义务改善自己的职业，新教神学家不经意间将对神学的支持传递到了新企业家精神中。其中所隐含的假定是，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是一个人与上帝和自然秩序之间关系和谐的反映。
尽管路德和加尔文都无意将信徒世俗化，也无意创建人类经济学，但最终都使改善生活状况的想法与增加个人经济财富的意图变得难以区分。在16~17世纪，对勤奋、勤劳以及节俭的重视被重新演绎，这些品质彻底转变成一个更具经济意味的术语-“更具生产力”。在上帝的心目中，良好品格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而在市场交换经济中，效率的价值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上帝的思想开始让位于信仰市场的理念。自我价值以自我利益的实现来衡量，相应地，自我利益的实现以财富的积累来衡量。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在新市场经济下通过精明交易来实现的。马克斯·韦伯把创造市场人员的过程称为“新教工作伦理”。新商业热情的不断蔓延将日益增多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人员推入市场。从前，一个人在“存在巨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生活历程，而在软性市场经济下，全新、自主的个体开始在市场交易中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累界定自己的生活历程。
从神学世界观到经济世界观
在18世纪末的疲软市场时代末期，新的宇宙观出现了。这一宇宙观给市场上的新派男女带去非常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基督教宇宙观推向历史轨道的边缘。
通过定义私有财产，伟大的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引领了这一宇宙观的发展。他认为，这一宇宙观是人类“内在本性”的反映，而非封建社会的平民管理技巧。洛克还认为，通过将劳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资料，以及将生产资料转化为有价值的物品，人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尽管洛克承认，在自然尚处于原始状态时，世界被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拥有，但是他在《政府论》（TwoTreatisesofGovernment）中解释道，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财产，除了自己外，其他任何人无权拥有”。洛克提出，私有财产是一项自然权利，因此对这项权利的任何否认都如同否认事物的自然秩序和否定自然法则一样。洛克这样推理：
无论一个人脱离大自然提供的环境，还是置身其中，他都已经将自己的劳动与自身特性融合在一起，然后将之转化成自己的财产。通过使对象脱离原来的共有状态，他将自己的劳动物化到其中，这一行为就排除了其他人的共有权利：因为他的劳动变成了只属于他的毋庸置疑的财产。除他自己外，任何其他人都无权拥有。
于是，洛克用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抨击了以公共所有权为基础的封建财产制度。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土地分配，这增加而非减少了人类的共有份额：因为这可以支撑人类生活，一种是在封闭的1英亩土地上进行耕作，另一种是在土壤肥沃程度相同的另一块1英亩的土地上任其自然生长，前者所产出的粮食是后者的10倍。因此，一个人从10英亩圈种土地中获得的粮食产量比从100英亩土地上依靠自然生长所获得的粮食要多得多，确切地说，这相当于为他人腾出了90英亩的土地。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洛克阐述了新的宇宙学说，他认为该学说将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相伴出现。事物的自然秩序不会再从“存在巨链”中找到，相反，它将体现在个人努力创造财富的自然权利中。
亚当·斯密继承了洛克的这一思想。为表达对封建共有权利下共有生活观的最终否定，斯密认为市场行为是人类真实本性的反映。他写道：
根据自己所能运用的资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以找到收益最多的工作。事实上，这正是个人自身的优势，而非社会优势，这是每个人已经了然于胸的事情。但是，这种“自然优势说”很自然地（或者说必然）会让他更倾向于认为雇佣对社会是最有利的。
后来，社会批评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H.Tawney）认为，这一重大变化将欧洲从封建社会带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将神学世界观转变为经济世界观。他说，在以神学为中心的宇宙观衰落后，世界剩下的是“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是社会创造的物质，而非社会本身”。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产的交换“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社会组织应该遵守的基本法则，无须进一步争论”。马克斯·韦伯甚至更极端地认为，在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宇宙观到唯物观的转变中，经济价值代替了神学价值，这代表着“世界的觉醒”。
公平地讲，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圈占公地让数百万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前往一个尚未做好准备吸纳这些劳动力的新城市自谋生路的做法使人类伤亡惨重，但通过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大幅提高，而这在封建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19世纪中期，在从单纯市场交换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产观引发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使人想起了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一个人通过自身劳动对自然的作为是仅属于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洛克的理论非常适用于解释中世纪晚期的简单市场交换经济，在那个时期，市场上买卖的每件物品都是个人或者家庭的劳动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