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位于东华门外东堂子胡同铁钱局公所旧址，与神机营衙门毗邻，是咸丰十一年设立的，专门处理洋务。总理衙门入口处有一座四柱三楹琉璃瓦大牌坊，匾额上有“中外褆福”四个大字，坊下有鹿角栅，白天打开晚上合拢，牌坊对面是大照壁。一般衙门的二门分左、中、右三扇，高官显贵走中门，侍卫仆人走两侧，总理衙门的二门则是三间敞厅，不设中门，为的是方便外国公使和随员一同出入，大堂和司堂飞檐斗拱，翘角吻兽，绿琉璃瓦，比六部衙门稍显气派。
第二天下午，李鸿章到这里拜谒恭亲王奕。奕时年三十五岁，下巴刮得光溜溜的，硕身玉立在大堂的石阶上，足踏簇新的厚底乌靴，头戴织玉草缨枪大帽，帽子上有一颗红宝石和五颗东珠，后面拖着一支翠森森的三眼花翎，石青色袍服缀着五爪团龙补子，两肩各绣一团行龙。他是本朝顶尖的风云人物，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份儒雅练达，由于不留胡须，显得既年轻又有朝气。
李鸿章恭恭敬敬行了参拜大礼，“在下李鸿章参见恭王殿下。”
恭亲王头一次见李鸿章，一面将他扶起一面从头到脚仔细打量，只见他长身鹤立，胸前垂着半尺疏疏朗朗的胡须，深邃含笑的双眸透着精明，由于常年在外带兵，风吹日晒，脸色略呈古铜色。恭亲王笑盈盈道：“阁下建功社稷，功勋卓著威名远扬。这些年来，本王读了你不少奏折，却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今日有幸相会，阁下果然一表人才。”大清疆土地广万里，枢廷重臣与疆臣一年都难得一见，联络沟通全靠驿传奏折。通政司的两千多驿站、七万多驿卒像工蚁似的忙忙碌碌，不论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骄阳，每天都得把成捆成捆的谕旨和邸报发全国各地，再把各地官员的奏折公牍送至枢廷。所谓“只见其字不见其人”，一点儿都不夸张。
李鸿章颔首道：“王爷是当轴宰辅，代天子治国。鸿章每次接到票拟谕旨，便知道所有筹划提调皆出王爷之手。王爷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井井有条，鸿章万分钦佩。”他分寸把握得极好，几句话说得奕心里暖洋洋的。
恭亲王雍雍穆穆踱着方步，与李鸿章联袂步入堂屋。堂屋是五开间宽敞大厅，南面是光明透亮的和合窗，窗下有花梨木马鞍式条案，上面摆着一摞摞卷宗，条案旁有两张花梨木加官椅，北面墙上开着六扇花格子纱窗，窗下围着一圈棕色牛皮面维多利亚式胡床（沙发），东壁有四座紫檀木书架，旁边立着一个四尺高的大地球仪，西壁有两架文杏十景橱，橱内陈放精致的瓷器古玩，橱旁有一座西洋大自鸣钟，地上铺着五彩波斯花毯，可谓中西合璧，华美至极。
恭亲王不唤仆人，从茶几上拿起一把银壶，亲自给李鸿章倒了一杯龙井，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李大人，你我二人初次见面，却已神交多年。同治三年我领衔上奏，力主师洋人之技，制洋人之器，培育西学徐图自强。那份奏章附有阁下致枢廷的大函，函中有惊人之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阁下一语切中时弊，让人警醒。”
李鸿章有点儿惊讶，恭亲王竟然能把他前两年写的文字毫厘不爽地背下来！“王爷博闻强记，那几行文字连我都不能记得一清二楚。”
恭王指着一把加官椅道：“请坐。”
李鸿章斜签着半个身子坐下，恭亲王却不坐，依然托着茶杯玉立在条案旁，“向泰西各国学习是个大题目。中国向来以上朝天国自诩，朝野聋昧，上下浑蒙，殊不知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直至泰西各国兵戎压境，才发现自己是个泥足巨人，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不得不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
李鸿章顺着话茬道：“王爷所言极是。下官以为，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强敌，再不能因循苟且抱残守缺，应趁平捻后的承平之时，中外相安之机，推行和戎外交，早图变计。”
恭王点了点头，“说得好！自咸丰七年起，我就天天与洋人打交道。泰西各国之所以强，强在轮船兵工机械铁路。曾侯、左宗棠，还有你和丁宝桢等都主张兴办洋务，西法练兵，师洋人之长技。但廷臣们的看法不一样，尤其是王公勋戚，大都抱着祖宗成规不肯放，以为祖宗之法乃万古不变之法。他们恨洋人，恨洋务，说我要用夷变夏。别看我是金枝玉叶位居当轴，想推行洋务也是阻力重重，心有余而力不足。宗室中有人不服气，甚至有人当面骂我是崇洋媚外的‘鬼子六’。前两年，总税务司赫德递了一份说帖，叫作《局外旁观论》（1865），建言我朝参酌万国公法推行新政，在水陆舟车、工织器具、邮政电传、银钱式样、军械兵法等事项上效仿泰西各国。去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也写了一份说帖，叫《新议论略》（1866），劝我朝借助洋人之力，在沿海各省筑铁路架飞线（电报），开西医院办西学堂，兴办五金煤矿，如果款项不足，可向泰西各国银行约请借贷。威妥玛还说，各国代谋工商事宜，不仅于中国无损反而有益，虽然对外国也有益，但对中国有大益。我朝若能听任各国人民来华谋求生业，投资建厂，因能取益，定能保国家之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也可永保不移。两篇说帖出自洋人之手，朝中有人疑神疑鬼，担心洋人心怀鬼胎阴有图谋。”
朝廷曾将这两份说帖抄发六部九卿和外省封圻，要大家参酌建言，李鸿章读过这两分说帖，写过一份师洋人长技的条陈，而后就忙于剿捻。“嗯？廷臣们有何议论？”在王公大臣们争议纷纷的事情上，李鸿章不便贸然表态，问得极为小心。
“大都认为洋人居心叵测，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尤其是老七，铁嘴钢牙，执意反对。”醇郡王奕是恭王的弟弟，因排行第七而被称为七王爷。李鸿章品味出皇亲贵胄们在洋务问题上意见相左，立即谨慎起来。恭亲王接着说：“我倒以为有可取之处。华洋通款互市是大势所趋，筑铁路架飞线开矿业办西学堂，恐怕也是迟早的事。”
“七王爷有何高见？”李鸿章小心问道。
恭亲王讲得畅如流水：“老七说，筑铁路必然占用大量农田，迁移先祖们的坟地，破坏民间风水。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添购打报机架飞线，有利于洋人传递消息，却使我朝的六百里快递相形见绌。中国绅民大都就地取材，以木制炭，烧柴取暖，只有少数近煤之地用煤取暖，而洋人的商轮兵轮和工厂全都烧煤，用量极大，筑铁路千里运煤，实乃为洋人谋利，中国无利可图。至于办西学堂，老七倒没说什么，但科举出身的官员们议论纷纷，既认为八股无用又舍不得丢弃。我也以为章句小楷用处有限，但科举是历朝抡才取士的大制度，一千多年来深入人心，不废是抱残守缺，废又阻力重重，发一道谕旨容易，天下秀才举子们立即就会到各地学政衙门闹事。说句不中听的话，章句小楷八股文就像女人的缠足布。缠足是汉人陋习，据说始于南唐李后主的宫嫔，后来漫及民间，历时千年。缠足女的小脚伤其天形，狃于恶俗，兽蹄似的难看，却有文人墨客恬不知耻赋诗夸耀，说什么‘起来玉笋尖尖嫩，放下金莲步步娇’。我们满洲女人向来不缠足。顺治二年，朝廷下诏严禁缠足，康熙元年再下诏，违者罪其父母。结果怎样？闹得物议沸腾，什么用处都没有，反而愈演愈烈。朝廷总不能把缠足女的父母都关到大牢吧？圣命形同虚设，康熙七年不得不颁旨免禁。科举制、圣贤书的历史只比缠足长不比缠足短。两朝先帝煌煌圣谕废不了缠足，就能废得了科举？”
李鸿章脸色微微一红，自己的夫人赵小莲就是缠足女，但奕不知道，他是当轴王爷，说起话来毫无顾忌，“赫德是洋人，也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才奏请他出任总税务司，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有人说三道四，说我把大清海关交给他经理，无异于让洋人管中国的钱包，但总税务司是最有成效的衙门，我不敢说总税务司没有贪贿，但比多数衙门清廉。大清有十五个海关，除了粤海关外，都由洋人出任税务司，结果怎样？粤海关的税款专供宫廷使用，每年包个定数，上交一笔固定税款，其他的都进了税官的私人腰包，洋人出任十四个海关税务司，关税却年年长。我准备把粤海关也交给洋人料理，省得税官们在关税上揩油。我朝的王公大臣们凡事只讲利己不讲利人，宁可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洋人既讲利己又利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讲的是互利互惠，把洋人之利放在中国之利中，把中国之利放在洋人之利中。父皇在世时最恨洋人，薛焕任江苏巡抚时奏请借用客将管带常胜军，父皇断然不肯让洋人掌控中国军队，就是因为不肯把洋人之利放在中国之利中。父皇大行后，我主理军机处，立马同意借用洋将。前几年华尔战死慈溪，一百多洋勇为中国效力殒命，你奏请为华尔在松江和慈溪建祠堂，为洋勇勒石刻碑，我赞成，转呈两宫皇太后，也允准了。华尔和洋勇是雇佣军，为银子打仗，索价甚巨，全然不讲仁义礼智信，却为殄灭粤寇出了大力。这就叫寓洋人之利于我朝之利”。
恭亲王侃侃而谈，似乎在美饰洋人，李鸿章这才明白为什么宗室里有人骂他“鬼子六”，恭亲王头脑里有许多被士大夫和老百姓视为邪异的东西。
恭亲王把茶杯放在案上，“我叫你看一样东西。”说罢引着李鸿章进了侧厅，揭开长案上一块苫布，露出一只皮箱，打开箱盖，各种线圈铜钮机械连缀一体，是两台打报机。恭亲王道：“这是同文馆洋教习丁韪良（D.Martin）送来的，叫铁线传书打报机（莫尔斯电报机）。用这种机器传送消息瞬息万里。”
李鸿章做江苏巡抚时见过打报机，洋人说这种机器万里传书一瞬可通，他见过洋枪洋炮汽机钟表，但声光化电知识有限，很难想象这么一架离奇古怪的玩意儿能把消息发送到万里之外，难免将信将疑。洋人为了在中国架飞线电报，费了不少唇舌，竟然借用洋教习把它送到总理衙门里。李鸿章摸了摸铜钮、铜线和印有洋文的刻度盘，就像抚摸一件价值连城的瓷器。[2]
恭亲王道：“丁教习说，打报机是莫尔斯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发明的，问世三十多年了。泰西各国都有飞线电报，唯独中国没有。他还说英国已经把水线接到新加坡和香港，法国把水线接到越南顺化，俄国把旱线架到了乌里雅苏台，他劝我朝效仿泰西诸国，架飞线通电报，并说中国若没有财力，洋人可以投资。李大人，你有什么见识？”恭亲王身居中枢，经常与各国公使们打交道，中历与西历换算得极快，也比别人更了解世界格局。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洋人心怀觊觎，亟欲在中国办铁路架飞线开矿山办工厂，由于事涉中国利权，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抵制之声此起彼伏。李鸿章小心谨慎地答：“铁路乃西人发明，鸿章浅薄，未曾亲眼看见，只听赫德与戈登等洋人说过，也在一些书中见过图说。一列火轮车可牵引六至八节车厢，运送数千担重物，日行千里，远比人力畜力优越，但筑铁路耗费甚巨，本朝也没有懂修筑铁路的工匠艺匠，眼下内乱甫平，国家财力有限，只能从长计议。我朝农家历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商贾大都经营小本生意。泰西各国是重商之国，机制商品舶运万里。铁路适于贩运大宗商品，得大利者自然是洋人。至于飞线电报，鸿章以为，欧洲各国与中国相隔万里，如何使用不得而知，若匆匆操持，还得从泰西各国聘请洋匠，恐怕事权仍然落在洋人手中。昨天沈桂芬大人告诉我，朝廷去年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户部郎中孙家谷随同美使蒲安臣出使欧美，不妨要他们对欧美各国铁路电报一并考察，写成文字，送枢廷和各省封疆讨论，然后再做定夺。至于开采五金煤矿，鸿章以为是急务。几年前，曾国藩大人与下官曾分别奏请朝廷兴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效仿洋人生产枪炮子药。沪、宁二局所用铜铁煤炭均购自外国，价格高，万里贩运耗损亦大。鸿章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西洋各国地下蕴藏五金煤矿，中国地下也必然蕴藏五金煤矿。若就近开采，既可令商民生业，也可解决沪、宁二局的原材料。至于开西医院办西学堂，鸿章以为都可试行。但凡引进洋人资本，必然涉及中国利权，而我朝财力有限，无力全面开花铺陈，还请王爷与朝廷权衡利弊，统筹规划。总而言之，下官以为，师洋人之长技，补中华之短绌，利总会大于弊。”
恭亲王叹了口气，“我朝闭关锁国太久，没有通洋务的人才，也没有懂铁路电报采矿的人才。朝廷授美国公使蒲安臣秉权大臣之权出使欧美是迫不得已，志刚与孙家谷随同前往也是权宜，迟早都得用中国人。但外人不理解朝廷和本王的苦衷，诽议纷纷，谤言不断，我只能咬紧牙关，顶着压力办理。”说到这里，奕的眼眶稍稍湿润，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李鸿章见是个话缝，趁机说：“鸿章以为，朝廷既然让外国公使驻京，我朝也应向欧美诸国派遣公使。”
恭亲王掏出手帕，擦了擦鼻涕才说：“是这么个理儿，本王也这么想。但勋戚和廷臣们不这样看，两宫皇太后也不同意，说泱泱中华历来是万邦朝觐之国，向夷国派遣公使是华夷倒置、乾坤倒悬，既破坏祖宗成法又向洋人卑躬屈膝。出使异国与腥膻不伦为伍，混乱礼义风俗；厕身异种外族，有损人臣儒士清白。”说到这里，恭亲王稍顿片刻，“我查了一下二十三史，史书记载的使节只有苏武、班超、富弼、洪皓四人。班超通西域建功立业，是异数。苏武质留匈奴，持节不辱十九年，洪皓出使金国质留十五年，富弼两次出使契丹，受到百般刁难。留名青史的使节都是潦倒之臣，若不是恪守名节，人们早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王公勋戚士大夫以出使外国为耻，视同将有罪之臣流徙到荒蛮之地，谁都不肯去。”
李鸿章这时才感到，外部世界生机百变，朝中的王公大臣却抱残守缺，既迂且执。
话讲到这种地步，李鸿章越发谨慎，他不愿议论廷臣，顺势荐举郭嵩焘，“下官以为，原广东署理巡抚郭嵩焘悉心研究洋务，眼下正在家闲居，殊为可惜，不妨听听他有什么见识。”
“嗯？就是与左宗棠打笔墨官司的那个郭迂子？”郭嵩焘做过两年署理广东巡抚，代天子牧民一方，因为剿长毛余孽与左宗棠意见相左，相互参劾，恭亲王当然知道他，但李鸿章没想恭亲王居然叫出郭嵩焘的外号，觉得有必要为他辩解几句：“此人并不迂，只是有些憨直，实则是眼观世界锦绣于内的能员。”
郭嵩焘在翰林院时，恭亲王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主政后，郭嵩焘已出任外官，他知道郭嵩焘其人，却无深交，没有立即表态。李鸿章也是点到为止。
恭亲王突然问道：“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都是朝廷花了大银子的，办得怎样？”
“江南制造总局目前由丁日昌任督办，韩殿甲任总办，从美国购进价值六万银子的制器之器，收购了上海的美商旗昌铁厂，已初具规模，设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厂、熟铁厂，正在筹办轮船厂和翻译馆。金陵制造局由英国人马格里出任总办，马格里曾在常胜军效力，精通医学和器械，足可信赖。金陵机器局已能生产前膛枪、劈山炮、炮子和枪子。淮军剿捻用的军械子药都由沪、宁二局供给，但所用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出自外国，制造工作均由洋匠主持。中国刚有制器之器，尚缺制器之人。”
“淮军西法练兵武器精良，是朝廷倚畀的重要力量，淮军战绩彪炳，令旗营和绿营大开眼界，领军大员们吵吵嚷嚷，都想办机器局。但朝廷库银不足，不能遍地开花。我想在天津再办一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督办，专为旗营和绿营供应枪炮子药。你有督办沪、宁二局的经验，届时还要烦请你推荐精明强干的能员出任津局总办会办和帮办，从沪、宁二局抽调一批精明工匠。”
“鸿章谨遵王爷之命，选派精明强干之员为朝廷效力。”
“你是功名鼎盛的人物，征战军工文采样样拔萃，京城的王公廷臣们全都刮目相看。你难得来京，既然来了，就多待些日子，与王公勋戚们交往交往，给他们吹吹风，开导开导，他们的脑筋大都锈迹斑斑了。”
“鸿章何德何能，怎敢开导王公大臣？平长毛剿捻寇是顺应天时，胜之甚巧；办机器局也是顺应天时，更有朝廷财力支持，鸿章不敢贪天之功。”
恭亲王道：“你别看王公勋戚廷臣们有模有样，实际上草包多能员少。‘奴才’二字说起来刺耳，汉人不愿听，愿意称‘臣’。其实‘臣’与‘奴才’同义，只不过旗人谦称‘奴才’，汉人谦称‘臣’。朝廷顺应民心，保持汉人体面，旗人与汉人各有各的称谓。”说到这里，奕也意识到当着汉臣的面讲这种话有点不妥，话锋一转道：“但是，二百多年来旗人被皇上宠坏了，旗人中‘奴’多‘才’少，尽是些唯唯诺诺、曲意逢迎、溜须拍马之徒，少有独当一面可堪大用之才，更没有大才。当年肃顺侮慢两宫皇太后遭诛，罪有应得。但他有一句名言‘旗人浑蛋多’，却是实话。当然了，奴有奴的用处，才有才的用处，上好人选却是奴才。我是主张重用汉臣的。除了黑龙江、吉林和奉天，十八省的封疆大吏多数是汉臣，一用旗人就临机偾事、捅娄子。”
恭亲王是龙子龙孙，言辞间透着旗人的傲慢与骄矜。李鸿章既不愿附会，又不能反驳，只能静静地听。
恭亲王接着道：“以前朝廷议事，军机大臣和六部尚书就可做出裁决，但廷臣们位居庙堂，很少下去走动，对各省情况知之甚少，很多决策与实情不符。我力主封疆参与议政。这次朝廷请你出任湖广总督，虽是地方大员，但中枢有事，还会函请你发表议论。”“鸿章不才，愿为朝廷竭尽驽钝。”
恭亲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这是辉登（Henry Wheaton）编撰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本王已责成丁韪良与同文馆生员翻译刊刻，发给京城五品和外省司道以上官员，凡属涉及洋务的，都可参酌，送你一函先睹为快。”李鸿章恭恭敬敬接了书，翻了两页，立即闻见一股墨香，显然是刚印出的。
恭亲王走到大地球仪旁，轻轻拨转大球，“中国向泰西各国学习是个大题目，就说这地球仪，学问就大了。西洋人发明了投影制图法，不仅造出地球仪，还能把球体绘到平面上。咱们的堪舆家绘制地图，用的是对景法，没有经线和纬线，更谈不上精度，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无法描绘，域外国家更没法标示，只好用文字说明。咱们的老祖宗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派上大用场，船舶出海航行，均不知目的港的具体方位，只能利用山形、水势、星辰判明船舶位置。因为不懂经纬，很多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失地辱国还浑然不知。”
“哦，有这种事？”李鸿章头一次听说因为地图没有经纬线发生过失地辱国的事情。
“当然有。顺治朝时我朝与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那时俄国还没拓展到东边来，也没有今天这么强大，整个黑龙江流域都是咱大清的国土。朝廷派员在中俄边境立界桩，一群浑然无知的蠢材看不懂俄国人绘制的经纬图，凭对景图办事，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把界桩钉在边界以南很远的地方。”恭王一面说一面用指甲在地球仪上掐了一个指印：“就是这儿——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以北本是咱大清的土地。他娘的，朝廷不知不觉丢了一片土地[3]，小半个省没了，让老毛子白捡了个大便宜。俄国人回到彼得堡偷着乐，咱们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镀金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恭亲王转头一看，大针指在“4”上：“李大人，待会子有俄国公使来访，改日请你到我府上小坐，品尝一下满汉全席。”李鸿章站起身拱手道：“谢王爷。王爷坐镇中枢俯瞰全局，所谈所言都是国是国非，鸿章受益匪浅，告辞了。”
李鸿章在京城逗留了一个月，拜会了许多王公大臣，其谦逊儒雅的言谈举止给大家留下极好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