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END
10年国际品牌
2000.9.2
U.S.A
在那张著名照片的正中间，一块小白板上：10年国际品牌！这是关键词。这个场景多少有点像学校开学，或者球员上场前围在一起手拉手，全体用热血和吼叫发出一个誓言。准确地描述，这是在美国硅谷圆石滩一家宾馆的会议室，杨元庆跟他的所有副总裁，一道举手表决：10年国际品牌。当然是“一致通过”。
10年前，联想宣布并购IBMPC，这张照片被美国媒体刊载出来，介绍说，这是联想国际化梦想的源头。10年后，2014年初，联想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先后宣布并购IBMX86、摩托罗拉（MOTO）后，这张照片再次被广泛传播。照片上那些兴奋的脸庞，真是青春飞扬，理想荡漾。
这是杨元庆和他的联想集团管理团队第一次出游美国。此行的第一站是西雅图，微软在这里啊！杨元庆还有好几位大学同学也在这里，同学相聚，分外兴奋。张罗此事、相当于公司“大内主管”的王晓岩，细数了杨元庆同学的成就，最突出的一位，好像当上了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如果元庆出国了，恐怕最高成就也只是首席科学家吧。那么，他还有机会领导不仅在中国，还在亚太夺取PC份额第一的联想吗？”杨元庆希望出国留学，这是联想人人皆知的事实，留学或领导联想（开始只是一个事业部），两种选择何种更优，自然成为他同时盘算的“选择与分析题”。王晓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里罕见的女工科研究生，从小就想当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个时候，她的选项及答案，却也已经改变。
从西雅图沿美国西岸往下，杨元庆一行在旧金山参观了很多的科技企业。他们在圆石滩的一家宾馆住下，这里有美国高尔夫公开赛的球场。联想团队里的乔松很兴奋，他说：“这里是高尔夫球赛的顶级赛场，太合适打球了！”那时，联想团队里，还只有他一个人会打高尔夫。结果，大家在这里没打成球，却开了一个誓师大会。
半年之前，联想在香港联交所增发8500万股，募集到28亿港币。在资本市场上，这可不是一般的成绩。联想集团，16年艰辛奋斗，至此终获广泛认可。
那么，挟28亿资本的联想，未来将选择何种道路？圆石滩的“10年国际品牌”，当然可视为他们的梦想或者欲望。或者这正是准备好了承接即将转移的IBMPC的信号？并购时刻，这张图片传递出的就是这个意味。只是，回到历史现场，2000年的联想与国际化，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关系。这正如这家公司的英文标识LEGEND，稍后改变为LENOVO一样，它需要完成自我的蜕变，然后出航。
搭上全球产业链
对于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员工，全球计算机领域的领袖企业IBM算得上大名鼎鼎，可当我问柳传志最早实际接触这家公司，是什么时候时，他想了想：那年IBM在北京召开为期三天的“IBM论坛”，“我第一次去大会堂参加这样的论坛。可不得要严肃一点，还把我父亲压在箱底的西装找了出来。”
IBM论坛，1984年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期三天。这个论坛，不仅让柳传志这样的中科院计算机所干部震撼，在IBM大事记里，也是一个重要事件。细看，它确实不凡。三天的时间里，IBM安排了40场专题讲座，进口了39台投影仪用作投影讲义胶片之用，派出了来自全球108位最优秀的专家到场，以行业方向为导向，辅以技术的发展趋势，对计算机的应用和趋势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讲演和演示。那本小托马斯·沃森的自传，被临时赶工翻译出来，作为“辅助材料”送给与会嘉宾。最后统计，这次论坛，IBM投入了390万美元。一位IBM与会者回忆：“公司几乎把北京所有的奔驰及其他高档轿车都租来了。”
这是传统的典型的IBM自我推销手段。当年，小托马斯宣布公司将制造“有史以来推出的最重要的新产品”——S/360。甚至同时在美国63个城市、海外14个国家召开发布会。这种夸张与奢华，给参与者极大震撼。至于大资金投入的北京“IBM论坛”，IBM要的是一张进入中国做生意的门票。
在这种背景之下，柳传志和他创办的联想，第一桶金装着IBM的个人电脑，不必奇怪。
柳传志和他的同事创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运行半年后，发现其实生意就在眼前！当时，中国科技界最值钱的是IBM的计算机，进入中国口岸的价格是2万元人民币，如果能以4万元买下，就是大便宜。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就一下子有了11万台IBMPC。说IBM定义了这个行业，即使在遥远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明证。
计算机所是IBMPC的大用户，1985年夏天，他们购买的300台IBMPC/XT和200台IBMPC/AT抵达北京海关口岸，等待开箱。之后，就是一系列的验收、运输、组装、培训、维修……按准确的行业描述，这算PC服务业——对于联想来说，这是机会啊！柳传志命令刚刚来公司上班的助手李勤去磕这笔生意。李勤不是没有对手，但他拿下来了。后来计算，1985年，联想开张第一年的营收是350万元，其中利润250万，由五笔生意构成，而500台IBMPC所得，占利润的三成。
这笔钱，是联想的创立之源，堪称滴水之恩。但往上捋一捋，很快发现，相比于服务这点辛苦钱，如果能拿到IBMPC的代理权，岂不是坐地翻番？当时在中国做代理，首先得取得“进口许可证”，比如要代理IBMPC，得事先获取政府的“许可”，然后才有资格进行进口或代理。而事实是，有现实需求或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的代理，没有条件获取“许可证”，而相关部门却因握有权力而极方便拿到“许可”。这种错位，催生了另种地下交易——倒腾“许可证”成为最具利润的行业。
柳传志决心做外国“微机”的生意，这个利润太大了。但他却无法获取“许可证”，于是退而求其次，谋求与有代理权的机构合作。这个还算简单，他找到了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中银），香港中银既是IBM电脑的用户，也拥有代理权。柳传志跟香港中银电脑部的负责人谈合作，说自己在内地有大批客户，还有技术力量可以建立维修中心。合作谈成了。北京的买家——需要12台微机的国家体委也找着了，这笔生意看起来顺风顺水。但这时，柳传志再次遭遇“许可证”问题。简单讲，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有微机进口的“许可证”，买家卖家分明，却硬生生挤出一个第三者，没有它的“许可”，这桩生意没戏。40岁创业，从机关走进市场的柳传志一再突破自己的心理与尊严底线，最后甚至纯粹就是赌气，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把这笔生意做成。结果，他成功了！这是联想第一单代理生意，受尽屈辱，却由此使联想成为计算机行业最大的代理商。
且慢，这笔生意还没有完。搞定了国内的“许可证”，电脑到货，双方开始计算利润分成，结果对方算的比柳传志算的整整少了2万美元——按当时的工资水平，这2万美元，可以支付联想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气急败坏的柳传志赶奔香港，可是他却没有资格过关，在深圳红岭北路广东省科学院招待所——一个一晚只要8块钱的小宾馆住下，悲愤交加。后来《联想风云》里描述：
他爬上三楼，和几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当晚睡不着，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人家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宾，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就在水中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
那天夜里，他就这样把公司的事情一件一件写下来。“大家这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不要了，还不是为了公司这点利润吗？”写着写着，已是泪流满面。满屋子蟑螂乱跑，他也看不见。妻子远在北京，得了甲亢，躺在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也顾不上，更不知道家里人正在同声谴责他。
不过。这件事情的结果算得上大团圆。香港中银不相信这些故事，派人调查，竟然真是如此，感叹之下，把钱悉数付给柳传志。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从彼岸到此岸，是无数个体生命承受着种种压力、艰辛、痛苦、失望、绝望……才终于完成转折。作为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正是这一演化过程中，最幸运的存活者，所以他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以及那一群人的卓绝奋斗。
蜷缩在8元钱一晚的小招待所里写那样一封长信，并不是柳传志苦难的结束，否极泰来，还远着呢。
柳传志及其联想公司，并不只满足于做代理与贸易，他们有着自己清晰的“商业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倪光南是关键人物。简单地讲，只从计算机所进口的500台IBMPC来看，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们，也会迅速地影响到中国人。但美国人发明制造的电脑，只能在英文环境里运行，无论计算机所的500台IBMPC，还是那两年中国进口的11万台IBMPC，如何让它辨识汉字，在汉字界面里运行，是中国科学家必须解决的挑战。计算机所科学家倪光南，手里的成果就是为着解决这个问题而来——它被称为“汉卡”，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扁平电缆连接，字库中则永久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输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需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能辨别的数码，再传到字库中相关的地址，然后把它读入处理系统、进入存储器，再送到显示器或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
在当年，中国循此原理而研发出的“汉卡”，已有十多种。联想的汉卡，只是其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一款。尽管如此，相对于贸易与代理——这些做的都是外国的微机，汉卡是联想自己的，他们以这种方式进入全球PC产业链，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最初的时刻，其艰难，难以想象。
更直接地解析，即联想如果能够进口更多的微机，无论是IBMPC，还是其他品牌的机器——数量越多，能够插上自己的“联想汉卡”的机会就越多，代理费加自己的汉卡制造，公司的收益就越大。与香港中银的那笔生意结束后，代理以及“许可证”路径都被柳传志艰难地走通了，下一步，他的目标就是直接进口微机。柳传志跑到深圳寻找并确定微机来源，李勤则去科学院借钱，18个领导一一签名之后，李勤拿到了300万元。他立刻把钱汇到深圳，结果之前联系好的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终于知道钱被拐走了。柳传志急了，当即坐飞机再下深圳，深夜下机，直奔当事人家里，敲门没人，就坐在门口等……几天之后，当事人终于出现，看到柳传志一副要拼命的样子，赶紧说那笔钱只是挪用几天而已。
看上去，许多艰难，在柳传志这里都是以虚惊一场为结局，吉人自有天相。可是，如此一次一次的惊吓，柳传志的身体尤其心脏早已越过极限，时至今日，夜里一有电话，柳传志仍是彻夜难眠。
柳传志的代理生意逐渐走顺，但代理的产品IBMPC，却出现了问题。这对于公司庞大到连新来的CEO都可以怠慢的IBM，并不奇怪。它并非刻意如此，只是一种本能，或者如郭士纳所说：一种文化。事情是这样的，IBMPC为了扭转市场上的不利格局，它的硬件PS/2比软件更早上市，在美国销售不畅，它必须继续进行原IBMPC/AT的生产。但是在亚洲，尤其在中国，IBM就没有这样的好脾气了。1987年，IBM断然停掉了PC/XT与PC/AT对中国的输出，代之以PS/2。开创兼容格局的IBM，以这款产品宣告自己进入不兼容时代。对于联想而言，IBM如此选择，联想汉卡无法插入IBMPC，“捆绑”IBMPC以求进入全球产业链的梦想，由此破灭。
纽约的蝴蝶，北京的风暴。IBMPC的PS/2大概算得上一例，以做IBMPC“服务”起家的联想，至此不得不放弃IBM。柳传志再下深圳，带回三款兼容机，让倪光南的测试小组选择，大家认定其中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机质量最优，价格也便宜很多。1987年底，柳传志决定结束IBMPC代理，转签AST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