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书里，你的前任CEO郭士纳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IBM就没有在个人电脑上赚过钱，为什么？”
“嗯，是的。但这并不是要出售PC的原因。……更有意思的问题，或许是：IBM最终为什么会选择与联想合作，并把PC交给这家中国公司。”
退休仅两年的前IBMCEO彭明盛，显然知道一个中国记者对什么更感兴趣。他为什么决定出售PC，并决定将它出售给中国公司。这个问题，他是权威的答案提供者。
IBM大楼位于纽约中城，麦迪逊大道590号，和57街的交汇处，楼高43层，由两座塔楼组成。这里是IBM真正的起源地，两幢大楼是20世纪80年代，IBM将原来的总部大楼拆掉重建而成。大楼下面有一个玻璃屋顶的中庭，里面种了很多竹子，绿意盎然，取名竹园，有几分中国味道。
IBM大楼门前安放着一个抽象的红色钢铁雕塑，一楼大堂里挂着两幅色彩鲜艳的巨幅现代艺术作品。这栋IBM大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IBM总部，IBM的总部位于纽约郊区的Amonk，但是，为了在城中有个标志建筑，也为了便于接待那些远道而来的重要客户——因为他们一般住在纽约市区，IBM在麦迪逊大道建了这栋大楼，现在主要就是供高层管理人员开会和接待客户使用。
我们约定的见面地点在17层的沃森图书馆。17层是整栋大楼里专门用于开会和会客的一层，每个房间都标注了功能，有一个大房间是专门的董事会会议室，还有一些小房间供小型会谈使用。尤其东方国家来的客户，一般都会选择在这里会见。楼道里是低调温馨的米黄色地毯，墙上挂着一些艺术品，角落还摆放着很多IBM标志性的机器，比如一部20世纪30年代供银行计算使用的打孔卡……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进入西方企业有钱到以投资艺术品为风尚的时代，这是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实。那些看似不起眼，也很随意挂放的艺术品，展示的是文化与品位，更是财富。后者，容易被东方访客忽略。
我们会面的沃森图书馆又是整个17层最特殊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以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先生原办公室的各种物件原样布置而成——他去世后，接班人小托马斯·沃森决定把父亲的办公室改成“沃森图书馆”。新大楼建成，旧大楼里的图书馆原样搬迁，暗红色的墙板据说也是当年旧大楼里沃森先生房间里的材料，拆除之后直接拿来装修的。书架上摆放着沃森先生那张著名的半身照，头顶是一个简单的单词——Think。Think（思考）是沃森先生赋予IBM的灵魂。
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与彭明盛握手落座。
彭明盛超过1米8的个头，戴着一副陈旧的、圆圆的老式眼睛，满脸可爱的笑容。乍看上去，他并不是那种鲜亮光彩的大人物，已经卷边的羊毛西装看起来穿了有些年头，所用的三星手机也是老款的Note2。
“IBM为什么会把自己的PC卖给中国的联想”——这个故事很精彩，但深刻理解它，需要我们走过长长的计算机发展史的甬道，尤其需要理解它的规则之变。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与IBM相关。
IBM及其规则
1981年，IBMPC面市，在统治计算机领域30多年后，IBM再次为这个行业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颠覆IBM自身传统的横向整合模式，由此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了计算弹道的轨迹，重金投入计算机研制。那台使用电子线路的超级计算机ENIAC，因此诞生。对此，三个美国人的贡献至伟：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是今天运行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主要提出者，史称“冯·诺伊曼结构”；约翰·莫奇利（JohnMauchly）与约翰·埃克特（JohnPresperEckert）则是ENIAC研制的总负责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ENIAC都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后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法院经过135次开庭审理，判决“莫奇利与埃克特没有发明第一台计算机，只是利用了阿塔纳索夫发明中的构思”——相应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应为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BC）。虽此，ENIAC对计算机，尤其是其商业化的影响，无可匹敌。
因为父亲曾慷慨为这台计算机捐款，小托马斯·沃森获得了参观的机会，他详细地记录了在一个“灰蒙蒙天”上午的这次参观：
ENIAC由几公分粗的真空管在铁支架上构成。屋子里空气灼热，我问埃克特这是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我们和1.8万个半导体管待在同一个房间。”他是一个整洁利落、温文尔雅的人。他们没有在房间里装空调。我问机器在干什么，埃克特说：“计算导弹的弹道。”为了解释清楚，他坐下来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一条炮弹在空中穿行的弧线。他说要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枪支，就必须计算出子弹飞行过程中第一秒钟所处的位置。这需要经过大量的计算，ENIAC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运算完毕——实际上比一颗子弹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还短。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埃克特继续告诉我，计算机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IBM没有掉队，他们研制出功能齐全的IBM701，随后又推出它的简化版IBM650——相当于福特汽车的T型车，极其畅销。但是，他们发现新的问题，虽然购买者狂热，但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IBM的电子计算机。这有点类似我们拥有了飞机，却没有驾驶员，没有机场着陆。小托马斯经常接到客户的埋怨：拥有一台电子计算机最大的麻烦是必须招聘到懂得运作它的人，可这是更大麻烦的开始——实际上招不到人！如此局面，有着生产能力的IBM，在接受订单时，“不得不有所收敛”。后来，IBMPC面市，此时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与之前正好相反：如何提高产能，满足需求。
为摆脱困境，小托马斯1955年访问麻省理工学院，说服他们立刻开始培训计算机科学家。为此，IBM向大学捐赠了一台“700系列”的大型计算机，并捐赠了一笔用于维护计算机的费用，让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东北地区其他10所大学共用这台机器。而为了IBM650，公司还在大学设立了一个折扣项目，即如果学校开设商业数据处理或者科学计算机课程，可以以6折价格购买IBM650；如果同时开设这两个课程，则可享受4折价格。
远远领先于时代的IBM，在他们开创的电子计算机行业，不得不将硬件、软件与服务打包提供给客户。唯有如此，用户才有“安全感”。
多年之后，针对这一“打包通吃”现象，研究者创造出一个专门概念：垂直整合。以区别于IBMPC出现后，所带来的另外一种结构：横向整合。垂直与横向，两种迥异的生产组织方式，因为后来乔布斯与比尔·盖茨接近30年的竞争，而成为世人讨论何种模式更具效率、更能成功的经久不衰的议题。同样，这组概念也是理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向全球化延伸拓展，并最终由信息产业完成全球联络这一过程的核心概念。在横向整合的结构里，中国的企业，比如联想有了加入全球产业合作与分工，并最终成为行业领袖的机会。
以垂直整合方式创造出的IBM计算机，迅速拥有全美国2/3计算机的保有量。1960年，销售额创纪录地突破20亿美元。之后，小托马斯·沃森又决定参加一场“价值50亿美元的豪赌”——研制进入集成电路时代的计算机S/360（取圆的360度角之意）。它的目标是：淘汰所有其他计算机——包括IBM自己正在出售的数千台机器，代之以全新的系列处理器。从月租2500美元的小型计算机到月租11.5万美元的超大型计算机，这些机器都有一个革命性的新特征叫“兼容性”——这是一个后来又再度发扬光大的词。在当时，所谓“兼容”是指对IBM自身产品的兼容，亦即虽然机器型号各不相同，但可以使用同样的软件与同一个软驱、打字机及其他外围设备相连。一旦客户选择“S/360”，只要从IBM的销售目录中选择部件进行安装和配置，就能扩充机器的容量。这一点对客户有利，也能为IBM带来可观的利润——并且一旦客户成为S/360系列机器的用户，它就成为企业的长期客户。
这款产品使IBM此后20年，年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14%，毛利润甚至以平均每年60%的速度增长。
物极则反，IBM实在过于强大。1969年1月1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天，司法部提出大范围的反托拉斯诉讼，指控IBM垄断计算机行业，要求法庭将其分拆为若干家企业。当时的基本思路是，将这家年营收70亿美元，所有一切“捆绑”经营销售的大公司，分拆成7家年营收10亿美元的公司。历经五任美国总统，12年后，里根政府于1981年彻底终止了对IBM反托拉斯诉讼案。幸运的是，IBM最终没有被分拆。为着这个结果，IBM做出了一些相对宽泛的承诺：分离出一部分服务性部门，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公司；同时，公开一些技术、硬件与软件，也不再深度“捆绑”。
后来作为公司第一任空降CEO的郭士纳描述自己的感觉——超额利润与被拆分的恐惧，构成了这家公司特殊的文化。即使反托拉斯诉讼结束10多年后，这家公司的“恐惧”遗产仍然肉眼可见，郭士纳记录当时IBM公司的禁语：
市场、市场位置、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竞争、领导、击败……选择一个市场、从某个竞争对手那里拿走市场份额……
12年时间，在律师反复的训诫之下，这些词以及句式，不是从IBM员工头脑里消失，就是被理性控制在舌头后面。这也是一种奇观。
这是微机或者说个人电脑出现之前，计算机行业的生态形势。简单看，计算机行业的旧有规则已经崩坏。
那只苹果
那本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PC创业者的杂志《大众电子学》，其1975年的1月号，对比尔·盖茨来说仿佛惊雷。当时，比尔·盖茨打算回西雅图过假期，准备离开马萨诸塞州前的一个冰冷刺骨的早晨，他和保罗·艾伦在哈佛广场的报摊前闲逛，保罗随手拿起了这期杂志。
——“这就是我曾描述过的那个时刻，正是这一刻使我们的未来之梦变成现实。”
比尔·盖茨在成为全球首富之后写的、销量巨大的《未来之路》里说，他继续写道：
在期刊的封面上是一台很小的计算机的照片，并不比一个烘烤锅大。它的名字只比“交通数据”之类略微体面一点：谓之“牛郎星8800”（“牛郎星”位于“跋涉星”幕的终点上）。全部售价才397美元。当它被组装起来时，它没有键盘，也没有显示器。它用16位制地址开关来发布命令并发出16种光。面板上装有几个闪光的小灯泡，而这就是全部。存在的问题是，牛郎星8800缺乏软件。它还不能运行程序，这使得它更像一个新奇的摆设而不是一个实用工具。
而牛郎星则是以一块英特尔8080微处理芯片作为它的大脑。当看到这一点时，我们恐慌万分。“天呀！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却没有我们的份儿！人们就要为这一块芯片编写真正的软件。”我敢肯定这将很快发生而不是要等很久，而我想从一开头就参与。参与到个人计算机革命第一阶段的机会似乎是一生的机遇，而我抓住了它。
即使接近20年之后回忆，比尔·盖茨当年的兴奋仍然如在眼前，跃然纸上。
没错，正如比尔·盖茨所言，巨变时代来临。
与美国东部哈佛大学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被点燃一样，西部旧金山赤足素食的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好友斯蒂芬·沃兹尼亚克，同样被杂志封面上的这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Altair）深深吸引。
那一代人，大多数都将电脑看作集权控制的化身而蔑视它，认为它是奥威尔式的专制统治工具，是五角大楼里统治阶层所独有的机器；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即后来被称为黑客的人，欣然接受了电脑并开始将它转变成解放的工具。所幸，后来为自己的电脑麦金托什拍出极具传播性广告——“1984不是《1984》”——的乔布斯，是后一类人。
被阿尔泰震撼的当然不只是乔布斯与比尔·盖茨。旧金山，沃兹尼亚克与乔布斯身边的朋友迅速建立了一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1975年3月5日，俱乐部决定以这样一个议题集会：“你想搭建自己的计算机吗？抑或是终端机、电视机、打印机？”沃兹尼亚克表示：“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这次聚会，朋友们进行了阿尔泰计算机演示，而对沃兹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微处理器的规格表。
苹果的故事，沃兹尼亚克和他的第一台真正的个人电脑，近乎创世纪的传奇，广泛流传：
当他想到微处理器时，也就是带有一整块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他有了一个想法。他一直在设计一台终端机，带有键盘和显示器，可以连接到一台小型机上。利用一枚微处理器，他就可以将小型机的一部分性能转移到终端机上，这样终端机就可以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这个主意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键盘、屏幕、计算机整合在一套个人装置中。“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这个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他说，“那天晚上，我开始设计AppleI计算机的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