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有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在于泽铭的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泽铭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1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1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20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1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1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1公斤。”于泽铭说。
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泽铭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自己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关系的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元钱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3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元钱。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泽铭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