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仅此可见，历史上即使那些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一言九鼎，随心所欲，有时候，为情势所迫，他们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妥协。
很显然，在这方面，即便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虽然，在皇帝任上，李世民当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对能够左右他的政治命运的关陇集团心存敬畏，不敢挑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最早应该是从西魏开始吧，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绝对实力的“关陇集团”一直都在主宰着历朝历代“最高领导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关陇集团”面前，皇帝不过是他们可以随意挑选的CEO，而一旦违背了他们的意志，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别说太子，就是表面看起来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皇帝，也会被他们轻易“罢免”，“红牌”罚下。
所以，在立嫡问题上，李世民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很想“立嫡以贤”，但既然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利益集团坚决不同意，他也只好妥协，只好作罢。
然而，在立嫡问题上，李世民可以妥协，可以迁就，毕竟，手掌手心都是肉，但是，被他这么一“妥协”，无意中就把吴王李恪给“妥协”掉了。因为，经他这么一“提醒”，使长孙无忌一下子牢牢“记住”了李恪，在心中忽然强烈意识到了吴王李恪对于自己的外甥李治的太子之位乃至日后统治的潜在威胁。
所以，也就从那一刻起，吴王李恪的命运已经被朝中当时最强势的人物长孙无忌无声宣判了：李恪必须死！
而之所以要“李恪必须死”，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李恪太优秀太出众了。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上多活一天，对大唐第三代接班人李治的执政地位乃至生命就会多一天隐患，多一天威胁。
也正因此，在李世民龙御宾天，新皇帝李治灵柩即位登基不久，等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了，于是，长孙无忌就迫不及待地策划了一场政治清洗案。以无中生有的“谋反罪”将唐高宗李治的叔叔李元景、哥哥李恪及妹妹高阳公主夫妇等一起“论罪”赐死，将曾有大功的宗室亲王李道宗流放，在这起“谋反罪”中，房玄龄、杜如晦的儿子都牵涉其中，家道一落千丈，曾经一度在朝中能与关陇集团势均力敌相互抗衡的山东士族集团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有时实在是太残酷太恶毒了！如长孙无忌对于吴王李恪的政治陷害就完全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而在这样一种****下，即使李恪无论怎样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其结果也会被一张无形的“莫须有”的“政治巨网”给罩住，因而无法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了。
的确，对于一向安分守己的吴王李恪来说，悲剧真的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当时太宗李世民已经逝世3年，朝中忽然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即高阳公主与她的丈夫房遗爱谋反事件。
说来，高阳公主的一生其实也是一个悲剧，这位“美丽的公主”是李世民的第17个女儿，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婚姻”极度不满，因而“红杏出墙”，曾经与玄奘大师也即《西游记》中的唐僧的徒弟——一个法号叫“辩机”的和尚偷情。而且，这位红杏出墙的高阳公主的丈夫房遗爱则是唐代著名开国宰相房玄龄的二儿子。虽然父亲房玄龄是“人中之龙”，但这位公子哥儿却十足是个“人中之虫”，平时游手好闲没个正经不说，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被戴上一顶顶绿帽子的他竟然能和自己的妻子高阳公主的情夫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如果教育不善，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官二代”与“富二代”也很有可能会迅速堕落成为“垮掉的一代”。
话说远了，却说高阳公主与她的“宝贝丈夫”浪荡公子房遗爱因为种种原因据说有一天竟然想要“谋反”，妄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自己的哥哥高宗李治的统治。忽然这一“重大新闻”，当时，朝野内外，几乎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呢？就他们这对宝贝夫妻，连自己的家庭都搞不好，还想谋反政变，篡国夺权？一时间，许多人私下都满腹狐疑。显而，在许多人看来，就这样的两个很不成器的“官二代”想要谋反这不是异想天开，开国际玩笑，事实上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但是，这则“重大新闻”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真的，而且，这边还未等房遗爱和高阳公主“实施谋反”，那边强大的大唐“国家机器”早已经开动，并很轻易地便将这一“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碾得粉碎。
本来，这次谋反事件压根就没有吴王李恪什么事，李恪平时为人低调，而且一直非常本分，远离是非，甭说对政变篡位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平时即使是对所谓的“时政”似乎也从来不闻不问，但是，说来人倒霉真是喝凉水都磕牙，哪知道，在审讯时，浪荡公子房遗爱因为知道长孙无忌深恨李恪，于是便故意诬陷好人，硬说李恪也参与了谋反密谋，妄图把水搅浑，以此戴罪立功，妄图使自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免于一死。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长孙无忌指使手下人故意授意一心想“戴罪立功”的房遗爱无中生有，血口喷人，硬是要将吴王李恪给牵扯进这一起“政治谋反案”中来的。甚而至于，还有学者认为，即便是所谓的“高阳公主、驸马房遗爱谋反案”也是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包括一直隐在幕后的唐高宗李治故意诬陷捏造的一大“政治冤案”。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对那些威胁皇权统治的政治反对派及异己分子实施重点打击定向清除。
然而，不管怎么说，反正如此一来，李恪便硬是给莫名其妙地卷进了这一恶性政治事件当中，成了长孙无忌定向清除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对于房遗爱的“交代”，长孙无忌禁不住喜出望外，于是，根本不用审讯，更不去核实，便立即宣判了“被谋反”的李恪的死刑。
如果说，必欲置李恪于死地的凶手毫无疑问是长孙无忌的话，那么，房遗爱则绝对是出卖李恪的“犹大”。当然，冷静下来想想，即便没有房遗爱这个“叛徒”，事实上迟早也会有一天冷不丁冒出来“张遗爱”、“王遗爱”之类的叛徒，照样还会把吴王李恪给“供出来”，到那时，长孙无忌照样还会想办法收拾吴王李恪，且毫不犹豫地宣判他的政治与生命的双重死刑。这是可想而知的，也是毋庸质疑的。
据说，在临行前，以前一向谨言慎行生怕祸从口出的吴王李恪彻底放开了，已经不再有所顾忌，他在刑场上大骂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陷害良善，宗社有灵，当不久族灭!”然后被刽子手砍下了头颅。
李恪的死是继刘文静之死之后“唐朝第二大冤案”，一个大唐最悲情的王子就这样含冤而死。他的死，不是死于罪孽，而是死于“名望素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都是优秀惹的祸。
如果说，杀害李恪的乃是长孙无忌当然也包括高宗李治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先“出卖”他的却是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
说来真的是像《窦娥冤》中说的，“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史载，“比窦娥还冤”的吴王李恪的被杀，震动了天下，以致天下汹汹，“海内冤之”。如果在天有灵，李世民九泉有知，也一定会愧疚交加。
的确，如果不是李世民生前曾一度想“易储”，想让“英武类己”的吴王李恪来代替生性懦弱的新任太子李治成为大唐第三代天子，由此引起了长孙无忌包括李治本人对吴王李恪的注意、防范与忌恨，那么，一向不惹事不生非可谓不问政事几乎与“出家人”无异的李恪很有可能会因此苟全性命，全身免祸。
所以，毫无疑问，对于吴王李恪的死，唐太宗李世民怎么说都难辞其咎，即使是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
然而，话又说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置李恪于死地的其实还是他自己。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首先，李恪实在是太出众了，在李世民的14个儿子中，只有他和魏王李泰比较聪慧，比较有才，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只有这两个儿子比较“类己”，然而，倘若将李恪和李泰两相比较，应该说，为人张扬处事高调且比较虚伪心地不善的魏王李泰无论为人还是处事都不能与李恪相比。的确，李恪果敢坚毅，“有英武才”，而且处世低调，性格沉静，可谓集众多优点于一身，在自己的一大帮皇兄皇弟中，完全可以说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才堪大任。
可想而知，有吴王李恪“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甭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一帮元老重臣觉得碍眼，看了不爽，老为高宗李治的皇位担忧，即便是看似憨厚其实是外憨内精的李治本人也觉得添堵，感到闹心，老觉得有颗“定时炸弹”埋在自己身边，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会突然发生爆炸。
凭心而论，对于长孙无忌和高宗李治来说，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只要不傻，任谁处在他们这位置都会这么想。因为，在他们觉得，吴王李恪是天生的帝王胚子，天生的帝王材料，文武兼备，名望极高，只要有人拥戴，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成为“李世民第二”。
的确，像宋太祖赵匡胤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既然吴王李恪多活一天对皇权就多一天威胁，多一天危险，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出现不测，那么，即便李恪再怎么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包括高宗李治也不会放过他，轻饶他，而是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心安。
其次，应该说，真正置他于死地的还有他那不尴不尬的“出身”，这倒不完全是由于他那所谓“庶出”的身份，而是由于他是前朝皇帝隋炀帝杨广的外孙。就因此，他虽然血管里几乎同时流淌着两朝皇族的鲜血，用现在小品中的话说出身那是“相当高贵”，然而，李恪的悲剧也恰恰就在这里。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本朝的文武大臣几乎大都是“唐朝的功臣”，而既然是“本朝的功臣”，那么，不用说，这些人则大都是前朝的“叛臣”，前朝的“罪臣”，对于隋朝几乎很少有人当初没有过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弃暗投明的行径，也正因此，可以想见，在心理上，这些李唐的“功臣”们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回到从前”，谁也不愿见到隋炀帝的后代卷土重来，通过隋炀帝的外孙吴王李恪“借尸还魂”，复辟倒退。也正因此，李恪自然也就成了宫中许多勋贵老臣“最不受欢迎的人”，最“放心不下”的人。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王李恪的死是“命中注定”的，是无法逃脱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的“死结”，一种政治的“宿命”。
一个人，不是因为罪孽，而是因为有才，因为出身被杀身亡，死于非命，历史上，李恪绝对不是第一个，很显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说来很有意思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王李恪因为出类拔萃，因为“鹤立鸡群”最后无辜被杀，含冤而死，但是，他的后代，也不知是汲取了他“都是有才惹的祸”的深刻教训，故意装傻，还是因为本身基因退化真的庸碌无才，到最后竟然能够全身免祸。
那是在李恪死后不久，据《旧唐书》记载，后来，在“牝鸡司晨”的武则天当政时，“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这位李千里就是吴王李恪的大儿子，原名叫李仁，在父亲李恪死后被放逐，始改名李千里。据说，这位李千里后来当官几乎从来“不问政事”，真正是“难得糊涂”。
可是就是这位李千里，因为“褊躁无才”，因为“难得糊涂”，竟然能够在武则天篡位前后对李唐“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实施的“政治大清洗”中存身免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明之举，是一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非常好的生存策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