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高祖李渊与裴寂俩人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相像。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俩都很有城府，很有手腕，属于那种很少以真面目真性情示人的官场老狐狸。也正因此，还在当年初次见面时，俩人就一见如故，一见倾心，由此成了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当然，封建官场，君臣之间从来就不会有所谓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综观裴寂之所以能够始终得到高祖李渊的恩宠，应该说，完全是由于他是一个把官场逆淘汰游戏规则谙熟到家的官场滑头，是一个非常善于迎合“圣意”的恃君高手，所以一直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与器重。
从史书上看，裴寂绝对是个马屁高手，不仅拍马屁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还能把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恰到火候。想当年，身为副职，他不仅经常在麻将桌上故意“放炮”，让自己的“一把手”李渊老是“和牌”，而且，还别出心裁，颇有创意地大搞“色情贿赂”，将晋阳行宫中原本属于隋炀帝杨广“圈养”的女人经常行贿给李渊“享用”，让色胆包天的李渊悄悄去动隋炀帝的“奶酪”，给皇帝去戴“绿帽子”。显然，对像裴寂这样一个如此善于迎合“圣意”的恃君高手，李渊岂有不喜欢之理？
所以，自从与李渊相识后，裴寂就一直是李渊身边的红人。尽管，论功劳，刘文静当之无愧应该说是“大唐第一开国功臣”，但在李渊心目中，却始终认为裴寂才是大唐开国第一元勋。君临天下后，他多次满含深情地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至于对裴寂的恩宠更是优渥无比，无以复加，据《旧唐书》记载，称帝后的唐高祖拜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说句不恰当的话，他俩的关系好得简直就像是一对有着“断袖之宠的“同性恋”。
要说裴寂真的是高人一个，尽管得到皇帝那么恩宠，可谓红得发紫，但他却并没有受宠若“昏”，并不得志猖狂，飞扬跋扈，而是处处低调，不事张扬，在官场中永远夹紧了自己的狐狸尾巴做人。
而反观刘文静却显得心浮气躁，感情用事，平时做人做事总喜欢“高调”。而且，在宫中他什么人不去得罪，却偏要去得罪皇帝身边的“第一大红人”裴寂，这就无异于自讨没趣，自寻死路了。
凭心而论，唐朝开国初年的朝堂之上，无论刘文静“之才”还是“之功”都可谓首屈一指，无人能比，但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那就是为人喜欢高调不知收敛的他太过于恃才自傲、居功自傲，其结果自然是把自己“傲”上了死路。
按说，刘文静也并非是那种在官场上一窍不通头脑发木不通人情不知进退的“书呆子”，他在唐朝开国前也曾表现得像当年张良诸葛亮那样富有远见卓识而且足智多谋，可是，让人纳闷的是，在宫廷博弈从事“玩人游戏”时，他却像同样表面上聪明其实却非常糊涂的汉初韩信以及三国时的杨修那样弱智低能，不懂世故，不谙世事，以致引来杀身之祸。
在今天看来，其实刘文静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冷静一点，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他稍微懂一点“政治”，稍微识一点“时务”，他就绝对不会傻乎乎地与裴寂争锋，因为，裴寂并不单纯只是裴寂，他的背后有皇帝李渊这一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他自己的背后靠山，顶多也就是一个秦王李世民，而且，以秦王李世民当时的处境，这位少年老成的秦王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真正靠山，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站出来帮他也还不那么肯定。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纵然是李世民自己平时也都夹着尾巴做人，甭说是在父皇李渊面前，就是在裴寂面前，他也有时故意谦让几分。
可想而知，在刘文静与裴寂争斗时，为求自保，他李世民又怎么会傻乎乎地公然站到他刘文静一边呢？
而且，只要静下心来冷静想想，刘文静也应该会觉悟到：自己对裴寂所得到的官职与待遇不满，其实也就是对高祖李渊不满。因为，他裴寂能当那么大的官儿绝不是他裴寂自己给自己任命的，而是高祖李渊心甘情愿委任他的；他裴寂住华第，食御膳，成天和皇帝在一起饮酒享乐，恩宠无比，所有这些待遇也绝对不是他裴寂自己就能给自己安排的，而是高祖李渊心甘情愿赏赐给他的，所以，在事实上，你刘文静对他裴寂不满，其实就是对高祖李渊不满；你刘文静跟他裴寂争锋，其实就是跟高祖李渊争锋，那么，既然这样，你刘文静还要跟他裴寂争什么？更何况，许多东西又岂是你刘文静靠争就能争来的？
可是，对于这些其实非常浅显的道理，刘文静显然至死都缺乏理智而又清醒的认识，因为太计较自己的官大官小，待遇高低，因而盲目与当时“大唐第一红人”裴寂攀比，结果越比越生气，越比越恼火，越比越冲动，越比越没理智，自然，也就越比越坏事。
从史书上看，直接导致刘文静走上死路的是这样两件事，这些事，显然与刘文静缺少“政治头脑”遇事喜欢冲动不能克制自己的性格有关。
那是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刘文静从镇守地长春宫回京师，看到高祖李渊对裴寂恩宠无比，心里感到很不平衡，也许是郁闷的太久了，一天，他和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因为胸有块垒，郁郁难平，喝着喝着，便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偏他这弟弟也不省事，这种时候不是劝哥哥想开些，看淡些，有些事情不要太在乎，所谓后退一步天地宽，这时反而与刘文静一唱一和，火上浇油，如此一来，本就很不冷静的刘文静更是怒不可遏，火烧房子似的，忽然拔出佩剑朝堂柱上用力砍去，边砍还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不把裴寂这狗日的头砍下誓不为人！”
这事过了也就过了吧，两个人私下说的酒话，气话，原也当不得真。可是，没想到这事过了不久，也不知是听信谁的鬼话，说他之所以背运，乃是家中妖气太重，刘文静信以为真，竟真的托他弟弟刘文起暗中请了巫师来自己家里驱鬼除魔，行厌胜之法，镇压妖邪。
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所谓的巫蛊之术、厌胜之法从汉代到清朝历来都是被严令禁止的，而且在宫中，几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忌讳这种事情，通常都将此事等同于“谋反”，严加惩治。既然这样，那么，刘文静做这种事情就真的是很不明智，严重缺少政治头脑，这样做的后果显然就不仅仅只是授人以柄，而是自掘坟墓了。
当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刘文静肯定心存侥幸，因为事情发生的地点无一例外都是在自己的家里，正常情况下，外人肯定不会知道，所以完全不需要顾忌，但不幸的是，他的家里这时却出现了“内奸和叛徒”——一个被他冷落失宠的小妾。出于报复，这个小妾竟然将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她的哥哥，而刘文静的这位“小舅子”显然也缺少政治头脑，听了妹妹的话后，头脑简单的他当即报告朝廷，以此邀功请赏，就这样，刘文静被彻底出卖了！
可以想见的是，当听说了刘文静的这些“罪行”后，以裴寂的性格，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禁不住发出一声冷笑，在心里说：“刘文静，这回有你好果子吃了！而且，兄弟，这回你死定了！”
而与裴寂不同的是，高祖李渊的第一反应则是闻讯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文静，并诏令裴寂、李纲和中书令萧瑀负责审理此案。一个案子竟然派三个宰相去审理，想可以见，李渊显然已将此案列为“皇帝挂牌督办大案”。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刘文静似乎才大梦方醒，忽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被审讯时，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不得不低下头来，竭力替自己辩解说：“义兵初起，我为司马，裴寂为长史，地位相当。今裴寂为仆射，占据了壮观的府第，而我受到的赏赐却和众人差不多，此外，长期东征西讨，家中没人照顾，心里确实有些怨气。或许醉后口出怨言，以致落到这个地步。”
很显然，刘文静的这些“供词”说的都是实话，但同时，在内心中，他其实也竭力想向高祖李渊证明自己：“皇上，臣所有的怨恨都是冲着裴寂这狗日的来的，跟您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臣不敢也绝对不会对您有贰心！”
但刘文静这样说，这样想，说明他还是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斗争哪会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其实，高祖李渊早就对儿子秦王李世民“势力集团”的这位谋臣策士、左膀右臂心存疑忌，再加上又对刘文静的自以为是与狂妄自大看不顺眼，心里一直想找个机会狠狠治一治他，如今既然抓到了他的把柄，岂能就此轻易放过他？
所以，听了刘文静满怀忏悔的“供词”，李渊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上纲上线”，杀气腾腾地对大臣们说：“文静之言，分明是要谋反！”
李渊说这样的话，明显是急于要给刘文静一案进行“政治定性”，将一桩原本很小的事情“拔高”定性为“谋反罪”，而既然是谋反罪，那么其潜台词无疑则是要定刘文静的死罪。
应该说，唐初的大臣多半还都比较正直，而且朝廷也还比较民主，虽然“最高首长”已经做出“最高指示”，为刘文静一案定了调子，但大臣们还是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如负责审理刘文静一案的另两位宰相李纲、萧瑀就不赞同高祖李渊的意见，一致认为刘文静并无谋反迹象。
这种时候，秦王李世民鼓足勇气也站出来替自己的部下刘文静说情，他列举了刘文静的一系列“开国功勋”，说刘文静只不过是使性子闹意见罢了，至于谋反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此外，朝中的很多大臣也都纷纷替刘文静求情，请皇帝宽恕他，免他一死。
但关键时刻，一直在那察言观色沉默不语的裴寂说话了，裴寂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是超过了众人，可是他性情暴烈，又心地阴暗，口吐狂悖之言，谋逆之状已显露。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假若赦免，留着他必后患无穷。”
想来，裴寂的话真是比刀子还锋利，经他这么一说，刘文静自然必死无疑了，因为，按照裴寂的逻辑，越是像刘文静这么才干卓著而又性情暴烈头上长有“反骨”的人，对国家的危害就越是巨大，如果不杀刘文静，留着他就会后患无穷，将来很可能会危及大唐社稷的安全。
显然，裴寂还有潜台词没说，那就是：“谁都知道，刘文静是秦王李世民的人，以他的才干和冲动好斗、敢于犯上“性格”，皇上，您今天如果不把他杀掉，将来有一天说不定他也会暗中鼓动秦王李世民起来造您的反啊！”
仅此可见，在政坛上，裴寂真的是一个超一流的“太极高手”，平时不动声色，总是不温不火的样子，韬光养晦，但紧要关头则会果断出手，以柔克刚，给对手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与裴寂可谓“知音”的高祖李渊显然听懂了裴寂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本来，无论裴寂说不说这番话，他都会决意杀了刘文静，以此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就像当年曹操杀曹植的谋士杨修一样，而现在，经裴寂这么一说，就更是觉得杀刘文静“有理“了。于是，他当即金口玉言诏令诛杀刘文静及其弟刘文起，并将其家人全部没为官怒，家产全部充公。
据说，临刑时，时年52岁的刘文静抚胸长叹：“高鸟逝，长弓藏，这句话真的是一点没错啊！”然后被刽子手砍下了死不瞑目的头颅。
由此看来，即使是到死，刘文静也没有完全觉悟过来，其实他的死并不完全是“高鸟逝，长弓藏”即封建社会老套的所谓“兔死狗烹”的缘故，而是他虽善谋天下却不善谋求自保，虽有谋事之能却没有谋人之智，更缺乏自知之明，因而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博弈中像个没头的苍蝇那样瞎飞乱撞，祸及自身。
所以，以刘文静“不太懂事”的性格，即使不被高祖李渊杀掉，可以想见的是，将来也很可能会感情冲动，闹出事来，必然会被唐太宗李世民杀掉。
而结果无论被谁杀掉，可以肯定的是，刘文静的死，都与忠奸无关，而只与他的性格有关。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刘文静的宿命所致，性格所致，也是官场逆淘汰使然。
而刘文静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但话又说回来，李渊究小过而杀元勋，怎么说杀刘文静都杀得很没道理，杀得小题大做，杀得很难服众，杀得非常冤枉。
故而，刘文静的死怎么说都是唐朝一大冤案，而且是“第一大冤案”。
所以，刘文静死后十年，他生前所效忠的秦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在血雨腥风中终于抢到了龙椅，当上了大唐第二代皇帝。显然是觉得李唐王朝愧对这位“大唐第一功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主动下诏为刘文静“平反昭雪”，追复刘文静的原有官爵。
然而，对一个已经“冤死十年”的“大唐第一功臣”来说，这一切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虽说刘文静人死不能复生，但他的死也不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因为他的死就像一面镜子，给当时乃至后代官场中许多人无疑提供了殷鉴，那就是：你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站错队；你可以不善于谋事，但千万千万不能不善于“谋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完全不需要那么聪明能干，但却必须要乖巧听话且善于哄得那位能够决定你的命运的人的欢心。
不是吗？在这方面，刘文静的悲剧无疑就是一本潜规则盛行的封建官场最为生动最为深刻的历史教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