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只有秦汉和明朝的天空充满杀伐暴戾之气，而像唐朝这样的朝代则风和日丽，天下太平，充满了画意诗情。可是，只要对唐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个封建王朝和秦汉及明朝一样充满了血雨腥风，在当时，无论是西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那里的黄土地上无不艳情漫漫，血海滔滔，即使是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那帘栊深重的宫殿里也散发出一股肃杀阴森之气。而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里更是鬼气森森，似乎总有许多屈死的冤魂在玄武门外，在大明宫的屋檐下，在紫宸殿的屋顶上痛哭或是哀鸣……
的确，这些屈死的冤魂，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有一则令人伤悲的故事，一段令人感喟的历史。
这里，不妨让我们跟着历史的追光灯去追寻一下那些浑身上下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一、大唐第一冤案
“大唐第一功臣”
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唐朝能够开国，刘文静首屈一指，功不可没，绝对称得上是它的奠基者，而且还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奠基者之一。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高楼万丈平地起”，刘文静不仅是唐朝这座宏伟大厦的最早建设者，无疑也是决定建设这座大厦的最早策划者或曰“总设计师”之一。
所以，如果当初要是把大唐帝国变成一座股份公司且以“大唐股份”上市的话，那么，最早的原始股持有者毫无疑问只有四个人：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四大股份中虽说李氏父子占了两份，处于控股地位，但刘文静的地位与作用也绝对不可小觑，不容忽视。除了李渊、李世民这两位董事长、副董事长之外，应该说，在其余的两位即刘文静与裴寂这两名董事中，论功劳，刘文静绝对排名第一，完全称得上是“大唐第一功臣”。
当然，在我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家其实都是“家”，根本没有“国”，在实质上完全属于民营企业，而且还完全是由一家一姓开办的“独资公司”，根本不存在股东与合伙人。所以，刘文静虽然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大唐帝国最早的开创者，但在李唐公司内，说白了，他其实也不过就是个老伙计而已。
据史料记载，刘文静是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字肇仁，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旧唐书》上说他“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人长得英俊高大，且才干卓异而多谋略。显然，像他这样的人，用坊间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属于那种头脑非常好使的“小诸葛”、“智多星”似的人物。隋朝末年，因为他的父亲刘韶死于战事，作为一名“烈士”之子，刘文静按当时的政策“顶职”承袭了其父仪同三司之职，后来又因为能干被提拔担任了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令，大约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市的市长。
靠“顶职”能当上这样一个级别的政府官员，而且还在一座地理位置并不偏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大城市当一个市长，整天价想必被一帮拍马溜须的下属官员以及腰缠万贯的大腕乃至姿色撩人的MM簇拥着、侍候着，刘文静的小日子显然过得“特别特”地顺溜舒心，如果换成一般人，估计一定会心花怒放心满意足了。可是，从史书上看，刘文静却不是一般人，他虽然靠“拼爹”才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而且还在一个地方当“一把手”，但他却很不满足，颇不安分。
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以肯定地说，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富足，显然没有“近忧”，但是，绝非酒囊饭袋的他却很有“远虑”。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隋朝末年，大业年间，炀帝昏庸无道，沉迷酒色，大司空杨素趁机把持朝纲，豢养“暗人”，党同伐异，为其铲除异己，大肆杀戮。一时间，朝廷内外血雨腥风，动荡不堪……在这样一个隋失其政、豪杰蜂起的乱世年间，据说当时身为晋阳令的刘文静很是忧心忡忡，不仅经常为国家的命运忧虑，也禁不住时常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显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刘文静都是那种绝顶聪明的“有心人”，在乱世之中，为了替自己的“前途”打算，在任晋阳令期间，他开始与当地的一帮豪杰之士暗中结交。
刘文静暗中结交的当地豪杰首先是裴寂。
裴寂幼年时是个孤儿，由他的几个兄长抚养成人。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从外表上看，裴寂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憨厚老实，性格随和。但从他后来的“政治表现”看，裴寂绝对属于那种外憨内精城府很深很有手腕的人，而他的极具欺骗性的外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伪装”而已。
当时，裴寂是晋阳宫副宫监。而宫监则由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兼任。晋阳宫是隋炀帝的行宫。据说，作为一位地方官，很有远虑的刘文静有意和驻守本地的“中央直属单位”——晋阳宫副宫监裴寂交好。而显然，作为一名“中央派出单位”的官员，裴寂也很希望与驻地的行政“一把手”刘文静搞好关系。如此一来，俩人便利用工作之便，你来我往，频繁交往，以致到最后竟打得火热，变成了经常形影不离的“把子”。之所以要在“把子”一词上打上引号，乃是因为，从史书上看，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关系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从始至终，他俩都未能真正成为那种可以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拜把子兄弟。
刘文静与裴寂是何时又是怎样认识的？史无所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的是，俩人相识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互不信任，双方都相互提放着，绝口“莫谈国是”，只是言不由衷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但到了后来，终于还是忍不住，有一天俩人单独在一起忽然开始谈论起了“政治话题”。而且，这一“政治话题”居然还是首先由裴寂似乎是在“无意间”提起的。
据说，那是在一天晚上，他俩先是在一起喝酒，后来又索性同宿一处。夜里，裴寂望见远处的城楼上燃起的报警的烽火，黑暗中显得很是忧心忡忡地叹息道：“我等卑贱之极，家道空衰，如今身处离乱，真不知如何处世才好！”
裴寂说这话，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听者刘文静却绝对有心，听罢裴寂的感叹，没想到他并没在心中引起共鸣，陪裴寂一起长吁短叹，反而不以为然且很是乐观地笑着说：“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如果你我同心，又哪里还怕什么贫穷呢？”
刘文静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话说到这种地步意思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显然应该首推刘文静。而且，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是刘文静最早做裴寂的“策反”工作，将曾经一度犹豫不决的裴寂引领上反隋“革命道路”的。
其次，刘文静结交的豪杰之士当然还有李世民。
李世民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二儿子。因为当时处于战乱年间，兵连祸结，很不太平，李渊把自己一家老小都安顿在相对太平的自己的老家，交由自己的大儿子李建成照应，而自己则常年带着这位二公子李世民在部队当兵。
刘文静出生于公元568年，比出生于公元599年的李世民整整大了31岁。据说，在一开始，平生自负才略轻易不肯服人的他曾对李世民抱有偏见，以为李世民乃贵家公子，且年未弱冠，各方面都还远未成熟，很可能只是“绣花枕头”一个。直到有一天他到留守府公干，与“嘴上没毛”的李世民有了一次直接接触之后，才开始对少年李世民的印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但真正让刘文静与李世民倾心相结互相叹服的应该说还是那次“狱中长谈”。
原来，就在刘文静暗中频繁与裴寂、李世民结交的时候，忽然有人告发他与瓦岗寨起义军头领李密联姻，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反贼李密的儿子，而按照当时隋朝的法令：凡是与贼首李密联姻者皆要下大狱。所以，隋炀帝在接到密报后立即下旨要太原留守李渊将刘文静捉拿下狱，关入太原大牢之中。
当得知刘文静入狱后，因为非常仰慕他的才干，李世民几乎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关系”悄悄来到狱中“探监”。
那天，在狱中忽然看到李世民来看自己，刘文静委实有些意外，所以，在略事寒暄之后，他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忽然心事重重地感慨道：“如今天下大乱，主上不明，黑白颠倒，何日是个尽头？除非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英雄临世，方能拨乱反正，廓清天下。”
刘文静说这话显然用的是“激将法”，他想看看血气方刚的李世民听后有何反应。果然，一听这话，绝非“池中之物”正是青春年少气冲牛斗的李世民便很有些激动地说：“您怎么知道如今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人呢?只恐平常的人不能识别罢了。……说实话吧，我今日到狱中看您，并非出于儿女私情，而是想来与君共商大计。时局如此，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见李世民一脸诚恳，虚心请教，刘文静便说：“如今李密长期围攻洛阳，皇上流离迁徙淮南，跨州连郡的大‘贼’与阻碍山泽的小‘盗’已有几万起了，只等待真主驾马驱驰去夺取。果真能够顺应天命人心，举起义旗大呼，则天下不难平定。现今太原郡逃避盗贼的百姓都来到此城之中，我任县令几年，知道哪些人是豪杰之士，一旦互相召呼着聚集起来，可以得到十万之众，令尊所领之兵又将近几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到半年，帝业可成。”
在今天看来，李世民与刘文静在狱中的这一番谈话简直就是当年刘备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再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前，刘文静做了大量的舆论启蒙、思想发动、仗策定谋等工作，对于刘文静的奋纵横略，立缔构功，就连正史也不否认，称他“定非常之谋”。
刘文静不仅有“谋”，而且有“勇”，从史书上看，“晋阳起兵”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由他最先打响的。
原来，老谋深算的李渊虽然很早就有起兵反隋的念头，且在暗中一直做着精心的准备，但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起兵却犹豫不决，始终拿不定主意。这也难怪，因为，起兵“造反”毕竟非同小可，弄不好是要掉脑袋且株连九族的事情，以李渊的老成持重，他当然不会贸然行事，孤注一掷。
然而，遇事“坚忍自持”的李渊虽然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们在暗中密谋筹划起兵的一些蛛丝马迹还是被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给发现了。王威和高君雅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亲信，也就相当于“军统特务”，对隋炀帝一直忠心耿耿。所以，当他俩发现“一把手”李渊意欲“图谋不轨”后，俩人便暗中商定想在一次祈雨会上出其不意地将主持祈雨仪式的主帅李渊干掉。
杨广有自己的“军统特务”，刘文静与李世民自然也有自己的内线和耳目。当他俩的内线发现王威和高君雅的阴谋诡计后，立即火速向李渊报告。获悉到这一绝密情报，刘文静与李世民立马聚到一起紧急商议，准备提前“起义”。为此，刘文静伪造隋炀帝诏敕，以对付突厥为名，招募了大量的军队，为“起义”提供了充分的军事准备。随即，他又向李渊、李世民父子献计，“伏兵晋阳宫”，并矫诏当庭状告王威、高君雅“谋反”，然后趁势来个先下手为强，结果“名正言顺”手到擒来地将王威、高君雅这俩个“军统特务”给杀掉了。
晋阳起兵后，一开始，顾虑重重的李渊一度不敢放开手脚，明目张胆地举起反隋大旗，关键时刻，又是时任大将军司马的刘文静直言上谏，向李渊晓以利害，指出如此不足以凝聚那些痛恨隋朝虐政的民心，无法赢得那些“天下苦隋久矣”的百姓的支持，由此说动李渊旗帜鲜明地举起李唐反隋的旗帜，从而使李氏父子起义的局面顿时焕然一新。
鉴于当时在所有反隋大军中，李渊父子的兵力是最为弱小的一支，足智多谋的刘文静主动请缨，先后两次出访突厥，联络当时我国北方这一最强大的游牧民族与李渊的起义大军结盟。经过一番艰难的外交斡旋，能说会道的刘文静终于说动始毕可汗派出2000骑兵、1000匹战马随他一起来到太原。
据史料记载，当时这支突厥兵来的正是时候，由于突厥兵勇猛善战，帮着向长安挺进的李渊，一举打垮了隋军的顽强阻击。所以，当这场战役极为艰难地取得胜利后，就连李渊也情不自禁地称赞刘文静说：“若不是刘公善于说辞，搬来突厥援兵，怎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结果呢？”
后来，李渊率军渡过黄河后，奉命领兵驻守潼关的刘文静效命疆场，与当时隋朝的著名大将屈突通在潼关展开了激战，最后生擒悍将屈突通，取得了潼关之战的胜利。此战充分展示了刘文静的军事才能，所取得的战绩完全出乎李渊的预料，就因此，他被以功擢升为大丞相司马，封鲁国公。
虽然，在后来的开国之战中，刘文静也有过失败，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从总体上说，他的功要远远大于他的过，因而，倘若要评选大唐开国功臣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大唐第一功臣”都绝对非刘文静莫属。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唐第一功臣”，一个“大唐股份”的原始股持有者或曰董事，最终却含冤而死，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