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刘晏执管财政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连年战争，江河破碎，经济崩溃，藩镇割据，宦官窃权，官僚贪腐，以致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一片黑暗。在此之前，唐朝有居民900万户，人口5200万，此时，居民仅200万户，人口1700万，税收锐减，再加上连年打仗和给养大批军队，唐王朝的开支不断膨胀，财政赤字不断加大，以致整个国家已完全到了行将崩溃破产的境地。
但也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方特殊的政治舞台上，刘晏上演了他人生中最为精彩的节目，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大唐财神”的形象。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刘晏是大唐帝国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即使是到现在，他的许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也并未过时，甚至比当下国内许多滥竽充数似是而非的所谓“经济学家”要深刻得多，也正因此，有人把刘晏比作是我国古代的“格林斯潘”。
在我国古代，受传统儒家“君子动口不动手”思想的影响，士大夫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一些“口头君子”，高谈阔论“嘴上功夫”了得，动手能力奇差。但起于州郡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刘晏却不是这样，与其说他是一个理论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务求实效的改革家，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一个有真知灼见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秘诀之所在。
就像写文章一样，刘晏很会统筹兼顾而又突出中心，针对当时“太仓空虚，鼠雀犹饿”，整个长安城粮食供给困难老闹饥荒以及帝国财政税源锐减入不敷出的现状，他紧扣主题，紧紧围绕“粮”、“盐”二字，善于把握核心问题，分别作了两篇极为出色的大文章。
上任后，刘晏认真开展实地调查，感到要写好“粮”字这篇文章，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而“南粮北运”的瓶颈主要是当时的“漕运”即水路运输很不通畅，为弄清多年漕运利弊，刘晏不辞艰辛，对过去的漕运路线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尽得其病利”，弄清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然后写了一份详细的言之有据富有针对性的“调查报告”上报给当时的宰相元载，提出了疏浚河道、南粮北调的计划。
从史书上看，元载这人是个贪官，但实事求是地说，人也非常能干，而且善于用人，否则，在仕途上他也不能上到这个层次。他知道刘晏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于是就把漕运之事全权委托给刘晏负责处理。于是，刘晏大权在握，便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整治河道，疏浚淤塞，很快就大大改善了漕运条件，使漕粮能够一路畅通从江南运到长安。同时，为了改进漕运工具，降低漕运成本，他让政府出钱修造大船，然后雇佣民工运输，又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既提高了漕运的效率，又大大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就这样，当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京师长安粮食一度奇缺、粮价暴涨的问题便自然得到了解决。从此以后，“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据说，当第一批“南粮北运”的船队到达长安后，京城百姓欢呼雀跃。史载，当时就连代宗也欣喜异常，禁不住激动万分地说：“今后我们父子有饱饭吃了！”为此，他特意带着自己的皇家卫队和皇家乐队到东渭桥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迎接刘晏，并称赞刘晏说：“卿，真是朕的萧何啊！”
在为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李唐政府解决了“有饭吃”的问题后，刘晏又着手为濒于崩溃的大唐帝国重点解决“有钱花”的问题。
马克思有句经典的名言，叫做“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显然，要解决政府有钱花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好赋税问题。在此以前，唐政府的税收主要依靠租庸调，也即出自农民身上的租税，而在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千村霹雳，万户萧疏，十室九空，真正可谓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在这样的“国情”下，若是单纯依靠租庸调已经杯水车薪，无力解决国家财政的困境，于是，刘晏这位大唐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又在“盐”字上做文章，谱写了一曲盐铁新篇章。
唐代的盐最初实行官民自产自销，而非像汉代实行国家专卖。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榷盐”(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10钱提高到110钱。但官卖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财政收入也不见增加。
刘晏主管盐政后，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他精简盐铁机构，清除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除在主要产区设立盐监，管理和收购食盐，还在杭州等地设立了四处盐场，便于食盐的储存、分销。其次，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很有些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的色彩；取缔各地政府和军队对边境盐收税；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即由政府运盐到边远地区采取财政补贴以此平抑价格。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来自盐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每年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如此一来，不仅国家增加了大量的税收，盐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普通百姓也大大节约了食盐的开支，真正是三全齐美。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我国古代，从管仲开始，历来的政府理财家或改革者，如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把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作为目的，手段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推行的乃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但刘晏的经济思想却是“理财当以养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民”。为此，他的改革颇具市场经济的色彩，在改革中，他力求同时关注利国与利民，把加强国家控制和发挥私营商贩的积极性两者并用，两条腿走路，从而努力实现国与民双方利益的“二胜”，即现代所谓的“互利共赢”或者叫做“双赢”。
如在漕转改革中，他将过去的征调徭役改为由政府出钱雇人，如此一来，“不发丁男，不劳郡县”，但却既确保了漕粮的及时运达，同时又增加了百姓收入。在盐政方面，则鼓励商人经营，以商代官，政府仅仅管理与征税。至于商人把盐运到何处销售，官府不加限制。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边远地区，刘晏设立常平盐，即政府出面将盐运到商家不肯去的边远地区储存起来，待该区域盐紧缺时，以低于市场的方式出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便民与惠民的效果。
说来，在我国古代，无论是商鞅还是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因为触动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太大，因而最后都闹腾的天下汹汹，民怨沸腾，但唯独刘晏的“改革”能够在当时“人无怨苦”，几乎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可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几乎获得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普遍认可的唐代最杰出的理财实践家和最著名的经济改革思想家、“中国古代的格林斯潘”，一个扶危持颠为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李唐王朝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帝国功臣”，最后却遭人陷害，被赐身死，成了大唐又一个屈死的冤魂。
“死后只有两车书”
有关刘晏的悲剧，即使是在今天读来，也禁不住让人扼腕叹息，心中未免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痛。
说来，这真的是一种宿命，一种历史的宿命：在我国古代，大凡那些志在安邦兴国利民的改革家，几乎无一例外，其结局都很悲惨。
想当年，商鞅在偏僻落后的秦国掀起了一场革旧维新的改革，改革涤瑕荡秽，兴国强邦，使秦国很快跃升为当时的春秋霸主，但是，商鞅工于谋事却不善于谋人，改革中竟然将公子虔给得罪了，所以，秦孝公死后，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可怜这位中国最早最优秀的改革家“改革”到最后，竟然将自己“作法自毙”，车裂身亡。
相比较起来，刘晏与商鞅显然是两种性格的人，从史书上看，这位“大唐财神”不仅很会谋事，而且也很会谋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不仅主管智商的右脑发达，而且，主管情商的左脑也非常聪明。也正因此，他虽然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奇才，是个典型的学者型专家型的高级官员，但他说话做事却绝对不是那种“书生气”十足的书呆子，从不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而且，他也不像商鞅以及后代的王安石、张居正那样性格倔强，遇事固执己见不善通融六亲不认一意孤行，为了“改革”可谓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以致结果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使自己也使整个改革陷入到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
在为人处事方面，刘晏显然是个精明人，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一身兼二任，将帝国“财税部长”和“组织人事部长”两顶帽子都戴在了自己头上，“财权”和“人事权”都攥在自己一人手里，但在平时，他为人却非常低调，从不专横跋扈，盛气凌人。
有这样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佐证，据说，因为刘晏主管的部门非“财”即“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都是些有钱的单位，属于好单位，“好口子”，所以，有很多人都想到这样的单位工作。也正因此，当时有许多权贵政要都纷纷走后门，找关系，想请他帮忙，把自己的子弟或亲朋好友想办法安排到刘晏手下的“财税部门”工作。按常理说，有权的部门通常也是最容易得罪人的部门，因为找的人多不可能什么人都能满足，所以难免会得罪人。但刘晏的做法说起来却很聪明，事实上也很滑头，对那些托关系走后门的人他几乎有求必应，一概来者不拒。但是，对那些有后台却无能力的权贵子弟，他一般只安排他们清闲的职位，却不赋予他们实际的职权，故此，实际上也就等于让他们白拿工资，花钱把这些“富贵闲人”给养起来，如此一来，既没得罪那些找他走后门的权贵政要，同时，又有效防止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渎职误事。在当时，委实是两全其美。
仅此可见，刘晏这人确实头脑很活，懂得变通，做人做事从来都会给他人当然也给自己留有余地。
的确，官场其实就是江湖，而且是社会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江湖。在这江湖中，其实你不一定非要多么会做事，但你却必须要会来事，会做人，必须要善于经营人脉，特别是要能够交好上司，交接权贵，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乃至在官场呼风唤雨，左右逢源。
以刘晏的智商与情商，他当然会对这些官场“潜规则”了然于胸，以致“活学活用”，所以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不断能寻找到一些他明里暗里“傍大官”、“傍权贵”的蛛丝马迹，如，他曾与他的“同学”、肃宗时的宰相房琯关系非常要好，与代宗朝的权宦程元振关系很不一般，至于与当时的“天下第一贪官”当朝宰辅元载交情也很深厚，显然也正是由于他很会交际，在大唐最高官场人脉深厚，所以，刘晏的改革总是能够得心应手，顺风水水，很少有政敌或仇家在他后面使绊子，扯后腿，用《资治通鉴》上的话说就是：“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终莫能逮。”
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封建官场，人情社会，很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同样的事由不同的人去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对错，只有结果。所以，初涉官场的人即便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多半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而那些官场中的老江湖则往往能四两拨千斤，即便是一件看似很难的事解决起来也往往不费吹灰之力。
这就是官场哲学，官场铁律，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悟到没悟到，其实它都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千百年来一直客观存在着。
显然，刘晏是一个深谙官场秘诀的行家，一个经营官场人脉的高手，但是，自古以来，从来都是仕途险恶，宦海风涛，一如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在《如此官场》中描写的宦海风涛那样：宦海潮“风波险恶”，“白浪滔天，不知掀翻了多少船只”。所以，在这片波诡云谲的宦海中，即使是有再好的水性，即便是再高明的水手，有时也难免会遭遇到狂风恶浪乃至会有船翻人亡的危险。
而事实上刘晏的仕途也真的如此。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