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说来，真的是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忠嗣不仅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个优秀的预言家，他生前曾预言过两件大事，到最后都极其不幸地一一应验了。
如前所述，王忠嗣预言的第一件事便是唐军攻石堡城必克，但肯定会伤亡惨重，以几万唐军将士的生命换取一座小小的石堡城委实是得不偿失。
后来，就在王忠嗣去世的那一年，如杜甫所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玄宗念念不忘石堡城，坚持要前线将领哥舒翰对石堡城发动进攻，哥舒翰不敢违抗，结果，唐军血战石堡城，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石堡城总算用人海战术给攻下来了，但唐军伤亡惨重，也真的如王忠嗣所预言的那样，付出了伤亡数万人的代价。
所以，尽管哥舒翰因石堡城之战加官进爵，但与他生活在同时代的李白还是写诗“臭他”：“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说哥舒翰取得的“紫袍”分明是用几万唐军将士的鲜血染红的。
仅此可见，“枪杆子”可以得逞于一时，而“笔杆子”却往往能穿透许多个世纪。有时候，文人的“笔杆子”端的是很厉害，千万不可小觑！
王忠嗣的第二个预言则是在他任边镇节度使时便“预言”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日后必反。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杨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正与李隆基和杨玉环这一对“天下第一夫妻”打得火热，互“秀”恩爱。以致朝野内外一度窃窃私语，都在私下里传说“干儿子”安禄山与漂亮的“干妈”杨玉环之间的“鸡头米绯闻”，而为人奸诈外表显得极度仗义豪爽憨厚的安禄山与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奸相李林甫也交情深厚。所以，王忠嗣的这一“预言”到了玄宗那里连“耳旁风”都不如，至于李林甫则想必就更是不怀好意，听了这话，他表情夸张地眨眨眼，“呵呵”两声，然后朝玄宗意味深长地一笑，那意思似乎是说：“王忠嗣在边关呆久了是不是呆傻了，得了癔症，胡说八道？”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后来，玄宗与杨贵妃这一对老夫少妻宠爱的“干儿子”被杨贵妃亲热地呼为“禄儿”的安禄山竟然真的谋反了！
“安史之乱”，安禄山几乎一把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大唐100多年的基业几乎被这位安大胖子烧得一干二净。
所以有学者说，假若当初唐玄宗听信了王忠嗣的“预言”，对这样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预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暗中稍加防范一下；假若王忠嗣没有含冤早逝，而是依然手握四镇兵权，有王忠嗣这个“常胜将军”在，也许安禄山就不敢太过于放肆，那么，“安史之乱”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有王忠嗣这样一个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盛唐名将砥柱中流，杖策定国，正如唐诗所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安史之乱”的平定也许就绝对不需要八年那么漫长的时间。
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悲剧照样发生，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
王忠嗣死了，作为一个“右派分子”，至死，玄宗皇帝都没给他“摘帽”，而后来的李唐天子因为守着一个“烂摊子”，因为国事蜩螗一个个在位时都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显然也都没有谁愿意也是在没有闲心思闲工夫为他“平反昭雪”。
仔细想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着“民贵君轻”思想的王忠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爱民（将士）胜于忠君”，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思想简直就无异于是一种“政治瘟疫”，所以，王忠嗣的“做法”不值得提倡，王忠嗣的案子永远不能“平反”。
也正因此，从更为深一层次的角度说，王忠嗣的死不仅是一个悲剧，而且更是一种悲剧的悲剧。
三、“财神”之死
“唐朝的格林斯潘”
在讲罢刘文静与王忠嗣的悲剧故事后，这里，我们最后再来讲一讲大唐另外一位悲情人物刘晏的故事。
如果说刘文静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在政治上不那么成熟，严格说来只是一个“半吊子”政治家），王忠嗣是一位军事家，那么，刘晏则名副其实乃是大唐无疑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三个人物，三种角色，三种经历，三种人生，但最后却都殊途同归，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先后上演了一幕人生的悲剧。
说到刘晏，想必一般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刘晏不仅是一个留名青史的“历史名人”，而且还是一个被写进《三字经》中的“文化名人”，《三字经》中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从中可以看出，刘晏很小就是个“神童”，在人生的舞台上，还才刚刚登台亮相，便立即红遍全场，成了一位传奇似的“名角”。
据史书记载，刘晏7岁举神童，也就是说，还才7岁，在一般像他这么大的孩子还才刚刚开蒙读书的时候，他便考中了“童子举”，比现在的“科大少年班”还要“少年班”。为了证明小刘晏千真万确是个“神童”，《新唐书》特地为我们讲了个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说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去泰山封禅，途经刘晏的家乡曹州南华（今山东省东明县）时，时年还才只有十周岁的刘晏便写了篇歌颂封禅的文章《东封书》进献唐玄宗。看罢这篇文辞优美情真意切的《东封书》，玄宗有些惊讶，在心中对一个10岁的孩子竟然能写出这么文采斐然的文章未免有些且信且疑，于是便让宰相张说当场测试，想亲眼看看到底是真是假？
熟悉唐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张说是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当年武后策贤良方正，张说年才弱冠，对策第一。这以后他一直在朝廷做官。在当时，张说在大唐最高行政机关“写材料”的功夫是出了名的，绝对称得上是朝廷首屈一指无人能比的“大秀才”。他曾主编《三教珠英》，监修国史，掌朝廷制诰著作，人称“燕许大手笔”。
说实在的，张说在内心中也以为刘晏是个“假货”，因为在这世上，古往今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于是他就当场给刘晏出了个题目，想考他一考，难他一难。谁知，刘晏接过张说的题目，不假思索便才思泉涌般地“刷、刷、刷”写了起来，很快便向张说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张说不看便罢，一看，也禁不住啧啧称赏，于是他当即向玄宗汇报说：“此子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一个国瑞啊！”
既然连“大才子”张说都这么夸奖，说明这刘晏还真是个“神童”，于是玄宗喜出望外，立刻就给刘晏“提干”，授予他太子正字。如此一来，刘晏就更是名声大振，此后，经常有公卿大夫请他做客，四处“走穴”，至于刘晏的“粉丝”更是多不胜数。当然，那时没有广告，没有网络，否则，一些精明的商人肯定会重金聘请“网红刘晏”为自己的企业或产品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凡“地球人都知道”的广告。
从史书上看，虽然10岁时就当了“童官”，做了“太子正字”（《旧唐书》中也说他任的官职是“秘书正字”），但刘晏在仕途上的进步并不快，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以至于一直到天宝年间，经过好几次“交流任职”，平级调动，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他才做到了夏县（今山西省夏县）县令。
不过，虽然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县令毕竟是个“实职”，不像以前的“太子正字”只是个有职无权“刊正经史子集四库全书”的虚职，所以，在夏县县令的职位上他有幸第一次接触到管理工作，因而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在最基层的岗位上增长了从政的必备才干，为他后来治国理政为国理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说来，刘晏真的是一个“优秀的年轻干部”，用坊间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也确实是一块当官的料，很会当官，善于当官，人家当官举轻若重，官当得很累，很烦，结果往往还当不好，可他当官举重若轻，官当得轻松，而且当得有声有色，很有成效。
就说在夏县任上吧，在以前，历任县令最头疼的就是督催赋税。由于种种原因，每年的赋税总是很难收，收不好，若是太软了吧，一般人根本不买账，可如果要是太强硬了吧，比如派官差去挨家挨户强行征收吧，有时又很容易“官逼民反”，惹出事来，被“上面”问责。
就因此，“收税”一直是一桩老大难的事。这以前，每逢遇到“收税”，那些县令都头皮发麻。
可是，自从刘晏当了夏县县令后，想不到他竟然对“收税”一事应付自如，每到一年的收税时节，也没见他开展任何声势浩大的“突击收税月”活动，那些官差们也从来没像杜甫诗中描写的“石壕吏”那样为收税穷凶极恶，整个夏县境内也从没有出现过“有吏夜捉人”以及“史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场景，但令人委实感到奇怪的是，每年他总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全县的“税收任务”。就因此，在当时，刘晏便有“廉能之名”。
按照唐朝的干部制度规定，低级官员在任满一任之后，必须空缺几年，然后才能得到一个新的任命。像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人满之后一般要“待岗”好几年，然后才能上岗“再就业”。可是，如果在这期间中了“制举”，则可以立刻再授官。
所以，为了不至于在任满一届县令后“待岗”，在任夏县县令期间，刘晏就去参加了“方正贤良”制举，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干部任职考试。中制举后，刘晏不用“待岗”，又可以继续当官了，不过，虽然是“优秀年轻干部”，在任县令时也颇有政绩，但他这次却没有得到提拔，职务仍然是县令，不过，不是仍在原地任职，而是“异地交流”，由山西交流到河南，当了温县县令。
虽然没有提拔，但刘晏并不感到委屈，到温县后，他一如既往，快快活活地当他的县令。因为轻车熟路，刘晏的芝麻官当得更加有声有色，做了不少让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实事与善事，以致于当地的百姓竟给他立德政碑，要将他的惠政流芳百世。
有道是：宰相起于州郡，猛将发于卒伍。由于长期的基层工作的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才干，也使他取得了出色的政绩，就因此，在温县任上，他被调到京城，提拔为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虽然比县令只高了半级，属于从七品下，但因这些官职多由进士出身而由文学素养之人担任，声誉较好，地位较高，而且又经常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工作，一般都升迁较快，“前途无量”。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应该说刘晏的仕途已经进入到了政治的快车道。
可是，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安史之乱开始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被唐玄宗李隆基和大唐第一夫人杨玉环认作“干儿子”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几个北方少数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代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
突如其来的战乱犹如决堤的洪水一下子把刘晏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都给冲毁了。战乱中，他逃到襄阳避难。这时候，如果不是他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很可能就会犯重大的路线错误。
原来，当时永王李璘正在南方招兵买马，准备叛乱。刘晏到了襄阳后，李璘力邀他到自己帐下任职，但刘晏却坚决推辞了。比较起来，大诗人李白在这方面头脑中似乎就少了一根弦，兴冲冲地跑到永王李璘手下做官，没想到却误上了贼船，结果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因而遭致充军流放。
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40岁的刘晏重新回到朝中，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所谓度支郎中，大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部长，掌管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刘晏还兼了个江淮租庸事，大约也相当于掌管江淮片税收的税务局局长。任何时代，财税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更何况是在战争期间，财政税收更是头等大事，所以，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是他第一次掌管财政事务，刘晏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特别重大。
上任伊始，刘晏没有呆在中央，而是奔赴江淮地区“深入调研”，因为当时北方战乱频仍，税收是根本就甭指望了，税收的重点主要就是江南。所以刘晏亲临江淮一线，想坐镇指挥税收工作。但是，他刚到了吴郡，永王李璘便起兵造反了，于是，按照当地采访使李希言的要求，他便临时客串了一回余杭太守，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市长，率领义兵坚守余杭。
由于措施得当，余杭最终被坚守住了，但“守城有功”的刘晏却被贬官了，原因是他的好朋友房琯因为打了一个败仗被撤了宰相，刘晏因此受到牵连，被贬到偏远的彭原郡（今甘肃宁县一带）任太守，好在很快就又转任陇州（陕西省西陲）刺史、华州（今陕西华县等地）刺史，升河南尹。
当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刘晏很快又被任命为京兆尹，大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不久又升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之、铸钱、盐铁等使，成了朝廷中的一名要员。
虽然在这以后不久，因被人诬陷被贬官，但很快，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唐代宗李豫即位，“人才难得”的刘晏又恢复了京兆尹之职，同时兼任户部侍郎，领度之、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不久，他又被提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领使职。
如果说，在这以前，他在仕途上的历练全是基础全是铺垫的话，那么，直到现在，属于刘晏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