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雁门关战役后，仅仅过了四年，由王忠嗣执导的又一部“战争大片”——青海湖会战上演了！
青海湖会战可以说是王忠嗣的又一部得意之作。为了这部“战争巨片”的成功上演，王忠嗣显然精心准备了很久。
不妨先对青海湖会战的背景大致做些了解。
那是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的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进攻石堡城未果，战败被免。唐玄宗经过一番考虑后没有重新提拔新的节度使，而是让王忠嗣一人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四镇兵力总共有267700人，大约是当时唐朝全国总兵力的一半。一人佩四将之印，掌控万里边疆，手握天下劲兵重镇，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王忠嗣绝对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应该说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事情。
说来，王忠嗣真的是一个军事上的“有心人”，几乎什么时候都在琢磨用兵打仗的事情。考虑吐蕃等国骑兵强盛，对唐军的威胁极大，早在朔方、河东任节度使时，他便在边界地区高抬马价，这样一来，见利润不菲，各地胡人都争着把马卖给唐朝。如此一来，胡人战马逐渐减少，而唐朝的兵马却日益强壮。兼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后，他又奏请分朔方、河东镇的战马九千匹以充实河西、陇右，从此二镇的兵马也迅速强大起来。
眼见四镇实力都强大起来，且一切准备就绪后，天宝五年，性格沉稳的王忠嗣上表玄宗，要求对吐蕃用兵。一向好大喜功且很想干出一番惊天伟业的玄宗自然欢天喜地，欣然应允。
有了玄宗的尚方宝剑，王忠嗣立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
王忠嗣用兵的慎重与谨慎，和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敢与决绝，可以说是他最令人称道的特色与风格。由于他平时非常注重对骑兵的训练，故而，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他的骑兵军团乃是公元八世纪整个世界战场上最强的特种兵，战场上让敌人闻之胆寒的最剧烈的龙卷风。
所以，在这次青海湖会战中，他先是派小股骑兵侦查了解敌情，在摸清对手虚实做到知己知彼后，有一天，他的骑兵军团彷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敌军主力的背后。那边，还没等吐蕃的军队反应过来，这边，他的骑兵军团便以那种惯有的风卷残云式的攻击方式排山倒海般冲入敌阵，快刀斩乱麻似的很快便大破吐蕃北线主力，紧接着他又乘胜追击，在积石会战中将吐蕃残部全歼，并俘虏了8000名依附吐蕃的吐谷浑军。
在这次会战中，吐蕃死伤数万人，两个王子战死，重要战略盟友吐谷浑降唐，而其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几乎全部被唐军摧毁。自此，元气大伤的吐蕃在青海地带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其对河西地带的威胁也基本消除。
所以，雁门关之战与青海湖会战一举奠定了王忠嗣盛唐名将无可争议的地位。虽然，在唐朝众多的名将中，论名气，王忠嗣远远没有薛仁贵出名，但论战绩，王忠嗣绝对在薛仁贵之上，而且，王忠嗣可以说是一位“常胜将军”，这在唐朝的名将中，除了被称为“大唐军神”的名将李靖与李勣这两位双子星座，几乎还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提并论。
而且，更加令人称道的是，王忠嗣不仅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盛唐名将”，还是一位善于培养与提携年轻将领的“优秀伯乐”，正是由于他的慧眼识才与精心栽培，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和李晟等一批年轻将领在他的麾下才会脱颖而出，且在安史之乱前后竞相辉映，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将星光彩，在“国乱思良将”的危难时刻纷纷挺身而出，一个个都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疑，最终也都一个个成了名垂青史的大唐名将。
可是，说来令人唏嘘感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英勇善战且德高望重的盛唐名将，想不到其最后的结局竟然会是一个悲剧！
大写的王忠嗣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忠嗣的死，绝对是他“咎由自取”。
如果他的内心哪怕多少有一点点的自私，如果他的心灵哪怕多少有一点点的丑陋，如果他的人格哪怕多少有一点点的卑鄙，甚至，只要他的性格中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软弱与屈服，精明与势利，那么，他王忠嗣的结局就绝对不会是一个悲剧。
的确，假若说，在“大唐第一冤案”中，“大唐第一功臣”刘文静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死于他的太过于计较自己的名位高低，太过于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因而死得并不那么崇高的话，那么，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王忠嗣的死，则完全是死于他的正直，完全是死于他的高尚。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王忠嗣的死，应该说完全是死于他的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舍身取义的人品。
从史书上看，王忠嗣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他却没有那种贵族子弟不知天高地厚彷佛赵括纸上谈兵似的迂腐，虽然长在宫中，但他却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傲慢与张狂。然而，所谓“金无赤足，人无完人”，王忠嗣显然也有他的性格缺陷，而且，这种缺陷竟然还是他的“致命缺陷”。
那就是“固执”。
古往今来，通常那些有思想、有才干的人一般都很固执，而固执，一般来说，有时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但王忠嗣的固执却不是一般的固执，而且，他的固执从结果看，也非常“坏事”。
这里，还是具体说一说王忠嗣的“固执”吧。
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王忠嗣的“固执”，与石堡城有关，也与唐玄宗有关。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王忠嗣这个人真的可谓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作为一名戎马倥偬的盛唐名将，虽然他年少的时候以勇敢自负，经常轻骑出塞，孤身对敌，就因此，当年玄宗皇帝怕他阵亡，还曾将他召回京城，然而，在他成为手握重兵的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后，却“以持重安边为务”，处处从国家大局着眼，不再轻启战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一名军中激进的“鹰派”渐渐变成了一位保守的“鸽派”。
可是，当时的大唐上下却几乎是清一色的“鹰派”，大家都想“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特别是“最高行政长官”玄宗更是患了一种“左派幼稚病”，其具体表现为，对内急征暴敛，骄奢淫逸，搞得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大唐盛世危机四伏；对外则穷兵黩武，不断给边防将帅施加压力，肆意挑衅少数民族，主动发动战争。
如此一来，一个“鹰派”，一个“鸽派”，观点截然对立的玄宗与王忠嗣的矛盾冲突便是无可避免的事了。
直接导致玄宗与王忠嗣冲突的是这样一件事：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一心想开边拓土的唐玄宗显然按捺不住了，他下令王忠嗣进攻被吐蕃夺走的石堡城。
但是，令玄宗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对他的这一命令，他的“义子”，一向对他非常敬重且素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王忠嗣却断然拒绝了！
在给玄宗的信中，王忠嗣的拒绝很干脆，理由看起来显然也很充分：“石堡城凭借天险与坚固的城防，吐蕃又以举国之兵力屯驻在其附近，现在如果我们兵临城下，非伤亡数万人不能攻克石堡城。臣以为以如此高昂的代价得到此城，得不偿失，不如厉兵秣马，静观吐蕃局势的变化，一旦有机会，便可乘机西取吐蕃。”
凭心而论，王忠嗣的这种“鸽派”观点是对的，因为，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王忠嗣很清楚地看到，大唐与吐蕃在玄宗时代打了几十年战，虽然唐军稍占上风，但是并无法彻底击败吐蕃，吐蕃的军事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唐与吐蕃陷入一时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之中，这是一场消耗战。虽然玄宗皇帝自恃我大唐国力强大，一心想效法汉武，有开拓疆土的野心，但是吐蕃政局稳定，并且占据青藏高原的天险之地，易守难攻，要消灭吐蕃谈何容易？所以，在王忠嗣以为，当时唐对吐蕃最好的外交策略就是彼此“睦邻友好”，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
而且，单纯就石堡城（位于今青海湟源县西南）来说，在王忠嗣看来，通往河西九曲之地的这座军事要塞固然地势险要，万夫莫开，但是遏制吐蕃攻势的最关键事情，是要把握“大局”，也即在整个战场对峙的局面下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控制最能够遏制敌人的区域。可是，多少年来，唐朝和吐蕃都在钻石堡城这个牛角尖，老是在这个“小局”上做文章，所以，分明是“棋高一着”超九段高手的王忠嗣固执己见地认为，好大喜功却又显然不懂军事的唐玄宗强令自己发动石堡城会战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但问题是，王忠嗣虽然很懂军事，但他却“相当”不懂政治。这就像比他迟几百年出生的岳飞虽然很懂军事但却完全不懂“政治”，不懂得揣摩赵构的小心思是一个道理。
显然，“军中右派”王忠嗣觉得自己的这种“专家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政治左派”唐玄宗却觉得他这是大错特错，当看到王忠嗣的“反对报告”后，玄宗的心里非常窝火，脸立马就沉下来了，他想：“你王忠嗣以为自己是谁啊？莫非你现在翅膀硬了，朕就hold不住你了？你说不攻石堡城朕就不攻石堡城了吗？”这样一想，玄宗便很生气，于是便断然否决了王忠嗣的意见。
既然要攻石堡城，而王忠嗣又表示反对，那么，派谁去指挥这场战役呢？就在玄宗为此犹豫不决的时候，没想到有一个人却主动请缨，要去征战。
这个人名叫董延光。
说来，在这个世上，古往今来，官场中永远都不缺少那种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人。有些人，智力平平，能力一般，但却很会“抢镜”，在自己的顶头上司面前牛皮哄哄，很会忽悠，很会“表现”。
无疑，董延光就是这样一种人。
董延光是一个武官，他当时的职务虽说是左金吾将军，但此人在羽林军工作，从未踏出过长安城半步，更未经过沙场鏖战的历练。所以，当他那天主动请缨要求带兵去攻打石堡城时，满朝的文武大臣一时间几乎都很惊讶，“嘁，就他也能带兵打仗？吹牛皮吧?”许多人当时就很怀疑。因为，打仗可不是搞修路开发房地产，只要有权有资金谁都会干。
但是，董延光的“本事”就在这里，此人能说会道，谈兵法能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在朝堂之上，他向玄宗显然也向所有大臣说：“启禀圣上，兵书有云兵贵神速，臣认为攻打石堡城也是这样。臣想效法当年信安王李祎的战术，长途奔袭，攻其不备，一举攻克石堡城，以恢复我大唐威仪。”也许是害怕玄宗不相信自己的话，紧接着，他又立下“军令状”说：“臣只需要王忠嗣协调兵力，保证粮草供应，即可在一个月之内攻克石堡城。臣愿意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攻克石堡城，愿受军法处置！”
董延光当时的牛皮吹的山响。想必赵括在九泉之下听了也自感不如，甘拜下风。
既然有人主动请战，玄宗皇帝当然龙颜大悦，于是当即诏令王忠嗣，分派一部分兵力，协助董延光袭取石堡城。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应该说，玄宗这也算是给王忠嗣“台阶”下了，既然你不肯攻打石堡城，那么好吧，我另外派人做主将指挥作战，你王忠嗣搭个帮手做个“配角”总可以吧？
可是，王忠嗣的“固执”就在这里，他虽然对玄宗的诏令不敢公然违抗，但在内心中依然固执己见，所以在“协助”一事上便虚与委蛇，消极违抗，以致能拖就拖，能不配合就不配合，表现得吊儿郎当，很不积极。
对于王忠嗣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就连他的一些部下也觉得他做得有些“过”了，因而未免都有些替他担忧，怕他会犯“政治错误”。如时任河西兵马使的李光弼就劝自己的“老领导”王忠嗣说：“大夫一向以士兵为重，虽然迫于皇帝诏命而分兵给董延光，却不设立重赏，士兵怎么会尽力攻城呢？皇帝对石堡城是志在必得，董延光的行动如果失败，一定会归罪于大夫，大夫财库充盈，何必吝惜几万匹帛而不堵住董延光的进谗之口呢？”
李光弼是契丹人，生于营州柳城，其祖上是契丹的酋长。因为觉得王忠嗣一向待自己不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平时非常关心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因而，为人庄严坚毅、沉勇有大略的李光弼便好心提醒自己一向敬重的这位老领导，希望他不要在这种事上“大事糊涂”，执迷不悟。千万千万不能犯“政治错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