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刘晏的为官生涯可以概括为“四落四起”，如前所述，“第一落”是在唐肃宗时代，因他的“同学宰相”、迂夫子一个的房琯食古不化，郑人买履似的竟然完全照搬古代的火牛阵来对付叛军，结果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所以被撤了宰相，而受到牵连的刘晏也被贬到彭原郡去做太守。
“第二落”是在肃宗末年，时任御史中臣、京兆尹以及户部侍郎的刘晏再次被贬，当了通州刺史（今四川达县），被贬的原因按《旧唐书》的说法则是“为酷吏敬羽所构”，也就是身为京兆尹的刘晏被自己的下属酷吏一个的敬羽陷害；而《新唐书》的解释则是被一个名叫严庄的人诬告所致。
比较起来，似乎《新唐书》的说法相对可信。
熟悉“安史之乱”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严庄曾是安禄山的“狗头军师”，在安史之乱前期，曾一度为虎作伥，帮安禄山出了许多坏点子，但后来又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一起将安禄山谋害。说来唐朝对待那些叛徒也真是宽大，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唐军光复长安、洛阳后，严庄向唐军投降，但就是这样一位罪恶昭彰的“甲级战犯”投降后竟然被唐帝国既往不咎，任命为司农卿。
严庄之所以要害刘晏？事情的起因据说是因为鸿胪卿康谦被人告发与叛贼史朝义串通，案子牵连到严庄，严庄被逮捕下狱。身为京兆尹，当时，严庄被逮捕下狱包括到他家里去抄家的事自然都是由刘晏全权负责的，这让严庄很是怨恨。于是，严庄便在狱中反咬刘晏一口，他向肃宗诬告说刘晏经常向他泄露一些“禁中语”，也就是“跑风漏气”，经常把一些皇帝与他说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房话”以及绝密消息给泄露了出去。这是真的吗？自然很难查证，刘晏自然也很难自证清白。由于被严庄诬告，无异于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刘晏便被肃宗贬到通州。
“第三落”则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代宗迫于舆论压力，下诏将曾对自己有拥戴之功的权阉程元振予以撤销一切官职，充军流放。由于程元振得势的时候一度势倾朝野，身为宰相的刘晏当时自然没少与他交通往来，所以，程元振倒台后，刘晏又一次受到牵连，被代宗从宰相的位子上撸下来，当了有职无权的闲官太子宾客。
所以，从刘晏的前三落中也可看出，身在官场，有时一味的“夤缘大老”也有很大的风险，这里所说的“夤缘”也就是攀附权贵，以求仕途通达，而“大老”则是指所攀附的权贵人物。因为与房琯、程元振这些权贵关系太近，跟得太紧，结果刘晏反而因此惹祸，受害被贬。
如果说，前“三落”都有惊无险，不过是刘晏为官生涯中三次小小的挫折、三个小小插曲，无论对他的仕途还是人生都影响不大乃至毫无影响的话，那么，“第四落”则非常有害，非常致命，结果，这一“落”不仅使刘晏的政治生命完全结束了，也使他的生命被剥夺，人生旅程至此突然戛然而止了！
关于“第四落”，也就是刘晏的死，很显然是由于“政敌”杨炎的陷害，至于杨炎之所以要陷害刘晏，按照史学家们的观点，一般认为，主要是“因为元载”，也就是说，杨炎乃是为死去的元载复仇。
这事说起来显得有些复杂。原来，杨炎乃为“一代名贪”、代宗李豫时的宰相元载的同乡，俩人都是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人，而且，杨炎还是元载的门生。据说，元载任宰相时，善于玩权弄术的他曾一直想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以便将来自己致仕后新任宰相仍为自己的党羽，能够眷顾好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其实，这也是古代官场一般权贵重臣普遍的做法。为此，他曾暗中物色有文学才望的年轻朝臣着意加以培养、重用。起初，元载看中了礼部郎中刘单，但不幸刘单英年早逝。于是，元载又选中了吏部侍郎薛邕，可没承想薛邕很快又犯罪被贬，所以，杨炎便成了元载的第三位人选。
能得到炙手可热的当朝宰执大臣元载的青睐与提携，杨炎曾一度官运亨通，“进步很快”，他先是被元载擢升为吏部侍郎，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可就在他向更高职位迈进时，没想到自己的“大恩人”元载却突然被代宗赐死，结果不仅他的“大靠山”像糖塔一般轰然坍塌，而且还祸及杨炎自己也跟着倒霉，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按说，元载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像他这样的大贪官即使是被赐死一百次老百姓也会欢天喜地，拍手称快。可是，杨炎却不这样认为，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受过元载的“恩”，感情与看法当然会不一样。
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杨炎却因此痛恨刘晏，把元载的死与自己的被贬完全归罪“转嫁”到刘晏头上。
有学者认为，杨炎之所以痛恨刘晏，乃是因为元载的案子是由刘晏主审的，而元载以前也曾有恩于刘晏，可是刘晏却不仅知恩不报，而且还恩将仇报，将元载硬是活活送上了断头台，所以，受此案牵连被贬官的杨炎认为刘晏“过河拆桥”，“卖主求荣”，从此恨透了刘晏，并决计要为元载报仇。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杨炎显然是冤枉了刘晏。因为，元载的倒台完全是由深谙“君王南面术”的代宗玩弄政治手腕一手推倒的，跟刘晏毫无干系，而且，在审判元载时，作为主审官，刘晏其实自己也很不情愿，相当为难，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与元载关系一向不错，刘晏不愿意也不好直接去主审元载，但更主要的还是刘晏深知，元载在官场经营多年，党羽众多，自己主审元载，完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弄不好还会惹出许多麻烦，踩上许多“地雷”。
就因此，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当代宗诏令由刘晏主审元载时，因为“畏载党盛，不敢独讯”，刘晏一开始很想推辞，但又不敢明着抗旨，于是便找借口让皇帝多派几个人组成一个“审判小组”，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审讯”，以免把责任和后果全揽到自己一个人头上。
由此可见，“主审元载”对刘晏来说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别无选择的事情。而对于“主审元载”给自己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刘晏显然事先也已经预料到了。
然而，令刘晏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尽管他深知审判元载弄不好会让自己惹上麻烦，这就像火中取栗，他担心搞不好会烧伤自己，但到最后，他竟然不是被“烧伤”，而是活活被“烧死”，这就超乎他也超乎一般人的预料了！
事情发生在元载一案过去两年之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了，太子李适继位，是谓德宗。想当年，德宗李适之所以能够在宫廷激烈的立储之争中最终胜出，正位东宫，完全是由元载鼎力支持的结果，所以，感恩图报的德宗登基后便一心想为元载翻案，为元载的党羽平反，就因此，杨炎便一跃而成为大唐国相，成了德宗的新宠。
人的命运常常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人生的气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转换了。特别是在封建官场，“三年河东，四年河西”，经常是“风水轮流转”，热灶便冷灶，冷灶变热灶，是常有的事。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杨炎曾是刘晏的老下级，但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处得一直很不好。而且，杨炎又是一个喜欢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比较狭窄，所以，他的宣麻登相对于刘晏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果然，随着杨炎的得势，刘晏的政治厄运来临了。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就在杨炎上台还不到两个月，他便急吼吼地唆使德宗将刘晏罢去使职，到了二月，又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都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但心肠歹毒、报复心极强的杨炎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很快，他又费尽心机想出了一个“动摇东宫”的罪名，不由分说按在了刘晏的头上。
原来，在德宗李适做皇太子时，代宗十分宠爱独孤妃，并由此“爱屋及乌”，十分疼爱独孤妃所生之子韩王。善于见风使舵的宦官刘清潭等人因此请求立独孤妃为后，并说韩王多次得到符箓，将来应当拥有天下。刘清潭等宦官这样说，意图当然很明显，就是鼓动代宗废黜李适的太子之位，拥立韩王为太子。当时有人传说刘晏也暗中参与了这一废立阴谋。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事实上以刘晏的处事持重可以想见他也绝对不会冒冒失失地参与这种弄不好会搭上自己身家性命的“政治赌博”。
可是，为了置刘晏于死地，想不到杨炎在事情已过去很长时间后又别有用心，旧事重提，哭泣着对德宗说：“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先帝（代宗）和陛下有幸没有被奸臣离间。不然的话，刘晏、黎干等人企图废立太子动摇社稷的阴谋就会实现了。”说到这里，杨炎故意顿了顿，然后定定地望着德宗说：“如今黎干已经伏法了，而刘晏至今还逍遥法外，论罪应当处死！”
这是完全要置刘晏于死地的节奏了！
在我国古代，废立东宫在政治上一向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如今杨炎故意把这笔旧账翻出来，无疑是要重新激起德宗的仇恨，唆使德宗找刘晏“秋后算账”。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唐德宗是个头脑简单且鲁莽冲动的皇帝，用欧阳修在《新唐书•德宗纪》中的话说就是：此人“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就因此，当代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曾说“德宗是个‘猪皇帝’”，严重缺乏“政治头脑”。
经杨炎这么暗中一挑拨，一使坏，德宗立马“受欺于奸谀”，对刘晏恨意顿生，切齿痛恨起来。
为了使德宗能够痛下决心，杀死刘晏，随后杨炎又立即提拔与刘晏有宿仇的庾准去任荆南节度使，也即叫他担任当时已被贬为忠州刺史的刘晏的顶头上司。对杨炎的这一刻意安排，庾准显然心知肚明，于是一到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刘晏的“黑材料”，且很快便奏报朝廷，显得煞有介事地说刘晏曾致书“泾州兵变”时被叛军拥立为帝的节度使朱泚，书信中有很多“怨望”、诽谤朝廷之词，是谓“不敬”，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收罗兵卒，擅自夺取官物，胁迫诏使，图谋作乱。
很显然，庾准在“黑材料”中说的这些谎话也太离谱了！
倘若说刘晏的书信中有“怨望”之词也就是发几句牢骚或许还有可能，但要说一向手无缚鸡之力且从未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的刘晏“收罗兵卒”，准备造反，则绝对是信口雌黄的诬陷不实之词。这种话恐怕就连小孩子也不会相信。
可是，对于庾准这种明显的诬陷不实之词，由于有杨炎在一旁“作证”，德宗皇帝竟稀里糊涂地完全相信了，而且，他也不去派人调查核实，便立即下诏以“谋叛”罪将刘晏处死了。
所以，从表面上看，刘晏的“突然死亡”完全是由杨炎一手陷害的结果，杨炎完全是杀害刘晏的主谋与凶手，但在实际上，杀害刘晏的凶手还有一个，那个人就是“猪皇帝”德宗。
试想，如果德宗真要想保刘晏，甭说是一个杨炎，就是十个杨炎，也奈何刘晏不得！甭说杀他，就是想动刘晏一根手指头谅他杨炎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说来封建专制统治有时就是这么残酷，这么轻率，就因为德宗的“糊涂”，刘晏这位当年被肃宗称之为“朕之萧何”的“大唐财神”、国之栋梁居然被以一个非常“莫须有”的罪名就给处死了，而且死的是那么轻易，那么冤枉！
据说，刘晏死后，朝廷在查封刘晏家财时，发现这位掌管“大唐国库”管理国家财政几十年的“政府要员”，其全部家财竟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的家中竟然就只有两车书，几百斤麦子而已。
如此一来，不查还好，一查，却“查”出来个清官，一个为大唐帝国可谓呕心沥血无私奉献而且真正称得上是两袖清风的“清官”。
所以，史书上说，刘晏被处死后，“天下冤之”，当时朝野内外几乎所有的官员以及普通百姓都为刘晏鸣冤叫屈，甚至连那些当时不服中央管辖的强藩这时都站出来为刘晏喊冤。
如果说，安史之乱使李唐王朝大伤了元气，但人心还并没有散的话，那么，刘晏之死，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则是大伤了人心，使人心完全散了，这，应该说是非常可怕的。
就因此，建中初年，曾一度有着勃勃野心或曰“雄心壮志”的德宗希望能平定所有强藩，从此“一统江山”，但强藩们因为有了刘晏这一“前车之辙”，都对朝廷有了防范戒备之心，且相互议论说：“刘晏这么大的功劳，都被杀了，何况我们这些人呢？”结果，由于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德宗的“削藩之战”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于刘晏被冤杀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看得最为清楚，李德裕是大唐最后一位贤相，一次，在向武宗进谏时，他说当年因为错杀了刘晏，使得“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意思是说，那些本就对抗朝廷的强藩因为刘晏的被杀，更加感到了恐惧，从此更加拿刘晏的死“说事”，并以此为托词，与朝廷离心离德。
仅此可见，刘晏之死，不仅是有唐一代最大的冤案之一，而且，无疑也是一桩对李唐王朝特别是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中唐政权危害最大的冤案。
有学者说，刘晏是中国古代极为罕见的一个杰出人物，无论是论才能，还是论品德，抑或还是论真知灼见，他都是上品之才，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品之才“，一个忠心耿耿为唐王朝体国经野、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想不到最终竟落得如此令人痛心疾首让天下英才齿冷心寒的下场。
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出于众，人必非之”，也许是从小就有“神童”之誉的刘晏“太有才了”，就连上天也要嫉妒他，所以才让他上演了这样一幕血淋淋的悲剧。
但仔细想想，封建王朝，人治社会，正义通常总是战胜不了邪恶，天纵英才却往往会无端遭到奸佞小人的欺凌与陷害，由此说来，刘晏的悲剧其实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应该说是整个李唐王朝的悲剧，是穿越整个封建时代人治社会官场逆淘汰的悲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