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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5)


  冲绳血战前,东京担心美军率先在台湾登陆,于是在1944年底又把第9师团调到台湾。没成想,美军用蛙跳战术,绕过台湾,直打冲绳,使得第9师团在台湾平平安安地等到了战争结束。第9师团在南京战时的师团长吉住良辅,作为大屠杀的凶犯之一,跟中岛今朝吾一样在战争期间被编入预备役,战后意外躲过国民政府的追拿,在逍遥法外中活到1963年。

  言归正传。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侵华格局(汪精卫出逃),东京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怎么才能进行所谓“政治诱降”呢?这就需要军事高压。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战区的会战并没有减少。

  中国派遣军刚一成立,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招至南京,决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最醒目的城市自然是长沙。

  板垣虽刚因诺门坎之战的失利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踢下来,但并没影响这个“九一八”事变发动者在日本军中的名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石原莞尔,还是东条英机,都是他板垣的小兄弟。按板垣的想法,此战目的不是占领长沙,而是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皱眉:“如不占领长沙,战略收获将极为有限。”

  板垣解释:“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

  冈村在点头中质疑:“补给线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长沙。面对问题,要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不过,冈村也没说出如何寻找办法,故而最后仍按板垣的计划行事。

  此时的长沙,经1938年深秋的大火,市面上仍断壁残垣,萧瑟依旧。一年前的11月13日凌晨,由于电报中差了个“墙”字,长沙的中国守军误以为日军前锋逼近城外三公里的新河。为施行既定的“焦土抗战”策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放火。但点着后才知道,日军前锋抵达的,是很远的新墙河。火,却扑不灭了。

  大火后,社会鼎沸,媒体质询,要求严惩张治中。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张,只是把张撤职查办。但不枪毙几个人又没法向国民交待,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被处以死刑。

  长沙大火对这座城市来说,只是苦难的开始。

  八年抗战中,对大城市来说,除南京劫难、重庆轰炸外,没有比长沙的毁灭更惨烈的了。中日在长沙的四次会战,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硝烟的味道。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率第11军战斗司令所离开武汉,悄悄进驻南面的咸宁。

  为麻痹中国军队,冈村叫往前方运输弹药的汽车在回来时照样遮上帆布。但这并没有迷糊掉岳麓山下的薛岳。当发现鄂南、湘北和赣北的日军稍有调动迹象,他就知道离战斗已经不远了,鬼子早晚是要打长沙的。

  南昌会战后,薛岳一直在做准备,画出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第二道是汨罗江,第三道是长沙外围的捞刀河,并制订了把日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进行反包围决战的方案:“后退一定距离(如至长沙附近)再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决战的地点、决战时的兵力对比,皆可由我决定,故我主动而敌被动,我优势而敌劣势。能做到这两个的就好些,做不到就糟些。”

  9月23日,在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发动第一次侵犯长沙之役。

  中路是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晃支队,左路是新编成的第33师团,右路是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此外,江西境内的第106师团,担负在分战场牵制中国军队的任务。

  第6师团长仍是武汉会战期间的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则由田中静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兵库县人)接替去诺门坎“救火”的荻洲立兵。田中此前是日本国内的宪兵总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驻菲律宾的军司令官,接替老同学本间雅晴,再后来晋升为大将,做了陆军大学校长和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前夜,他作为东部军管区司令官,镇压了拒绝停战、起兵叛乱的分子。不过没几天他就自杀了。

  日军开始行动后,第106师团率先对南昌外围的高安发动牵制战。

  第106师团换了师团长,垂垂老矣的松浦淳六郎终于回国钓鱼、种地、写回忆录去了。新任师团长是个叫中井良太郎的无名之辈,上任师团长前不知在哪儿蹲着。不过这小子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在他的指挥下,第106师团的一万来人,竟然在罗卓英、卢汉、王陵基三个集团军中左突右冲,黄鼠狼般穿梭于高安、修水、武宁等地,在战术上确实起到了牵制作用。薛岳派王耀武第74军去围猎。第106师团在第74军的封堵下,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仍跳出了包围圈。

  按计划,打完这次会战,第106师团跟第101师团将调回国,士兵全部复员。但在回国的路上,东京一道命令,叫第106师团留下,立即开赴华南参加汕头之战。战役结束后的转年3月,师团就地解散,士兵被塞到其他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这个师团就以这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主战场上的第33师团从鄂南通城向东进行迂回,意在跟中路日军合击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薛岳早有洞察,派杨森第27集团军拦截。初次实战的该部日军手有点生,因行动缓慢一度被友军讥笑(该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缅甸仁安羌之战和印度英帕尔之战)。就在这时候,鄂南、赣北的日军都动了,第3师团上村支队随即由舰船载着从洞庭湖登陆,袭击了营田要塞。

  作为中路主力,集结在岳阳的稻叶第6师团和田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开始强渡新墙河,进而沿岳阳到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第一次长沙会战全面打响。

  扼守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的,是关麟征的部队。

  关麟征已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薛岳一直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起家部队张耀明第52军外,还指挥着陈沛第37军、夏楚中第79军。关把张、夏两军放在新墙河南岸既设阵地的左右两翼,陈部少量部队放在洞庭湖跟湘江的交汇处营田要塞,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于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

  虽然薛岳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但实际上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一开打就极为激烈。

  张耀明第52军第2师第3营在斗篷山死守阵地,在与第6师团的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营长胡春华因战斗之初受重伤被抬下火线而保存性命。在同样激烈的雷公山之战中,第52军第195师第3营,在史恩华少校率领下,对阵第13师团奈良支队。师长覃异之(黄埔军校2期,广西都安人)给史恩华去电话,告诉他可相机撤退。

  覃异之说:“我军此番诱敌深入,你部已完成任务,可迅速回撤。”

  史恩华答:“诱敌深入诚然为战略,但关键在于层层消耗敌寇,如不能消耗敌寇,则无法给其最终一击。故恩华决意死守,给其以最大消耗!”

  打到最后,史恩华残部还剩下不到百人,他叫部下把剩余手榴弹的保险盖都打开,在日军攻上来时,下令全部扔出去。

  说到投掷手榴弹,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曾谈到很多士兵忘记拉弦这件事。因为在打下某个日军扼守的阵地后,总会发现阵地上中国士兵扔的手榴弹还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究其原因:“均由于士兵未能练习投掷,致临事张皇,或则护盖亦未拴去,或则拴去护盖而不及拉引琴线,致予敌以还掷之机会者甚多……”

  但在雷公山,史恩华的部下没有浪费一颗手榴弹。

  乱世崩飞中,史恩华大吼:“刺刀!上刺刀!”

  史营长拎起一支步枪,翻身跃出壕沟。这样的镜头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所以当你觉得似曾相识时——哦,紫金山上的罗雨丰营长也是如此啊。告诉你:就是这样。正是这重重叠叠的相同场面构成了一道铁打的脊梁。鬼子可以踏过去,但那脊梁却弯不了。

  史部血战五天,全营战死,少校时年29岁。

  守营田的是陈沛第37军的一个师:罗奇(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95师。从洞庭湖乘舰艇而来的上村支队登陆后,营田一线陷入激战,第95师第570团营长苗振华同样率部死守不退,最后全营为国捐躯。

  胡春华、史恩华、苗振华,这三位30岁上下的营长是当时抗战军人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