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说一下，南昌反攻战的同时，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四月攻势”。如果说战南昌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那么5月初爆发的随枣会战则是这个攻势的延续：日军被打后的报复。
其实，“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开始调动，没想到被李宗仁先打了一拳。所以，进入5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发起对随县、枣阳等重要据点的攻击。
按李宗仁回忆，随枣会战开始前，第5战区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就把情报传向了樊城。
蒋介石侍从室负责军事情报的唐纵（黄埔军校6期，湖南酃县人）在日记中证实李宗仁在南京确实有一内线。1940年重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被该内线探知，随后发密电给李宗仁。过程中，密电又被重庆截获：“所事言之纂详。委座特电李司令长官辟谣，并请其撤回给谍报员。”
但按李宗仁的说法，就连抗战前一直跟桂系打交道的日军大佐和知鹰二已被他发展成卧底：
……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电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我们以前提过和知鹰二，此人以做桂蒋分离活动著称（武汉会战后，亦在河南信阳设立秘密机关，妄图拉拢李宗仁，但了无成效），但要说最后成了李宗仁的卧底，并以高级军官的身份从日军最高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给李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这事听上去还是有点悬。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跟一直搞桂蒋分离活动的和知鹰二熟悉，抗战爆发后多多少少会引人非议，为卸掉这种指责，李称和知鹰二为反战人士，又被自己发展为内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暂且不去管谍报员的事，只说随枣会战前，李宗仁确实进行了相应布置，以致在面对冈村宁次以“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
日军负责中央突破的是藤田进第3师团，他们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进击。
开战之初，李宗仁叫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合击随枣地区的敌人，但汤不听，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李宗仁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担心的？”
汤恩伯也不解释，拂袖而去，这是李宗仁的回忆。
李宗仁回忆中的汤恩伯完全是个混不吝的形象，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汤则战术不凡。
战场正面在随县，藤田进第3师团集中兵力，以锥形攻势向桂军第84军张光玮（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永福人）第174师阵地攻击。张部依托地形，与鬼子死拼，战斗极为激烈。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用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的说法：“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塔儿湾一线终日枪炮声不息。
镇守该线阵地的是钟毅（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扶绥人）第173师的一个旅。
大战前，旅长梁津（黄埔军校4期，广西靖西人）命令士兵在丘陵上伪造工事，再在工事前一定距离处挖散兵壕，并于壕中斜挖避弹坑，并在每个伪造工事的两翼修建机枪掩体。
战斗开始后，藤田进指挥第3师团以每天6000发炮弹之量轰击阵地，但多打中伪造工事。随后，冲锋时，失去警惕的鬼子放弃疏散阵形，而使用了密集阵形。梁津集中所有机枪火力，完全把日军压制在阵前，后者伤亡惨重。日军攻右翼不成，转攻中央阵地，受挫后再攻左翼，枪声终日不停。
无计可施的藤田进下令动用瓦斯，中国守军阵地渐失。
第84军抗击起来激烈，溃退起来同样令人惊讶。凌压西回忆，随县一失，“致使全军凌乱奔跑，一泄几百里，停脚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
随县之后，枣阳亦失，李宗仁命汤恩伯、孙连仲两集团军南下截击向北迂回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一度使其不能自如。不过，藤江惠辅第16师团在左翼的包抄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麻烦，李宗仁司令长官部被迫由樊城向鄂西北的老河口转移。
后来，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枣阳失而复得，日军退守随县。
随枣会战在正面战场上具有特殊性，它确定了一个会战模式：从1939年春开始，非特殊情况下，日军发起一次会战，时间上通常在半个月（不包括反转回程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粮秣弹药的补给就会出现问题。会战结束后，日军往往撤回原驻地，两军随之恢复以前的对峙。
首战长沙
随枣会战期间的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坎再次爆发冲突。从5月打到9月，战斗激烈程度和规模是一年前的“张鼓峰事件”不能比的。
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洲国跟蒙古的边境有一段大致以哈拉哈河为界，但有争议。
5月4日，蒙军进入东岸放牧，被伪满士兵驱回西岸。前者发起反击，攻下后者的哨所。得报后，驻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来自熊本）立即派出一个先遣队赶往出事地点，接着对蒙军守备地点发起进攻，将之打回西岸。
事情当然没完。
伪满洲国背后是日本，蒙古背后则是苏联。根据两国协定，苏军立即出动。
关东军也不示弱。此时，位于关东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战争期间，先后两次出任位于指挥中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一个是爱制造祸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
他们先是叫小松原道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神奈川县人）独自率领第23师团增兵诺门坎。后来发现不行，又派第7师团一部增援。战事越发激烈后，紧急调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诺门坎日军各兵种作战。
但依旧不管用。
从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谋划的作战方案看，显然低估了苏军的战力。
以朱可夫为最高指挥官的苏联红军，在自开战后，往诺门坎地区运送了18000吨炮弹、7000吨燃料，集结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844辆，作战飞机515架，大炮542门。打到半程后，日本人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开始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东京军部计划调山海关内的第5、14两师团增援，而位于关东军战斗序列的第2师团和第4师团已赶往火线。但最后时刻，增兵再打这件事被大本营制止，进而向苏联请和。
日本先低头。
这一战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全部被拿下，勒令退出现役。但是，策划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没什么事，只是被调走而已。
“对这两个人的处分仅此而已。责任均由指挥官和幕僚长担任，与参谋无关——这就是陆军的原则。”[1]结果是，日美太平洋开战前，服部卓四郎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又跑到服部身边做参谋，两人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组成所谓“开战三人帮”，在参谋室里策动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幕。
一年前“张鼓峰事件”爆发时，蒋介石还寄希望于日苏大打。这一次激战诺门坎，他同样寄予希望，只是最后他同样失望了。
不过，就在诺门坎之战的尾声，欧洲局势骤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
这并非全部的变数所在。
往前推一周，诺门坎大战最激烈时，希特勒跟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年后的1940年秋签订的，但在三年前的1936年，日德还签订过一个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里，有这样一条：“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现在，德国人没跟日本人打招呼，就擅自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等于说把东京给骗了。可面对强大的德国，处处以德国为师的日本，又没资本发作，只能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咬嘴唇、甩辫子。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以“欧洲正在发生一系列怪事”为由拍屁股走人。
欧战的爆发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署着实让东京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按东京军部判断，至少三年后即1942年欧洲才有可能打起来。正是出于上述判断，1939年春，东京的陆军中央还弄了个截至1942年的作战规划。规划的基础是：在1942年，怎么打赢跟中国、苏联同时进行的战争。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39年的夏末秋初，东京很热，人人都在谈欧战，这个民族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大战开始了，日本怎么办？这是一种集兴奋、贪婪、茫然于一体的状态。
无论如何，1939年的世界是个开始加速疯狂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时代，西面是魔兽一般强力的纳粹德国，东面是攻击成性的军国日本，人类世界何去何从？
美国人还在沉睡，苏联人暂时还不想掺合进去，英国和法国在吃到德国人的苦果后，想奋起反抗时才发现：经过二十一年忍辱备战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掌控下，已武装到牙齿！
只说接替平沼上台的新首相：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策划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岳父阿部信行。
阿部在朋友圈被认为是个平庸到极点的人物。
不过，阿部一上任，却做了这样的表态：“欧洲开打，帝国无意插一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是解决‘中国事变’。”
这话一出来，海军很乐意，说：“对呀对呀，说得太好啦！谁说阿部大将平庸啦？阿部是陆军中少数几个明白人好吗！”
海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对日本跟德国结盟啥的不感冒。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结盟德国，必然得罪英国和美国，他仍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海军中央的佐级军官则直接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准备东南亚作战，把英国、美国、荷兰横扫出去，他觉得，必须控制西太平洋并占有那里丰富的资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橡胶。
阿部内阁的新任陆军大臣是刚从中国战场回来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不赞成结盟德国，认为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有苏联、美国支持，现在欧洲大战爆发，大家注意力转移了，日本也就有了迫降中国进而了结战争的机会。
畑这个观点被阿部认可。
就这样，1939年9月上旬，东京的新内阁组成没几天便撤销了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用来统一指挥侵华战争。第一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是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辖华北方面军（驻太原之第1军、驻济南之第12军、驻张家口之驻蒙军）、驻武汉之第11军、驻上海之第13军、驻广州之第21军。
中国派遣军虽是个总军，但实际上主要指挥华中的日军。换句话说，华北方面军和华南第21军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比如这两支军队的兵站交通事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就无权过问，而直接由东京的陆军中央指挥。
为应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备战（按很多人的说法，经诺门坎一战，日本放弃了北进政策。实际上，1940年初夏，德军降服法国后，军部要人田中新一仍起草了5个月内结束东南亚战事，随后北攻苏联至贝加尔湖的作战计划），东京把一些老牌师团调回国休整，随后将一些新建师团投到中国。以第11军为例，金泽第9师团调回去了，京都第16师团也调回去了，在保留第3、6、13等主力师团的基础上，组建并调来第33、34、39、40师团等部队。
在这里，交待一下第16师团和第9师团的后史。
作为侵华战争前期的主力，这两个师团全员参加了南京战和大屠杀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战役。
第16师团被调回国后不久，在陆军中央失势的石原莞尔出任了师团长。不过，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又走人了。珍珠港事变后，第16师团编入本间雅晴第14军，担负进攻菲律宾的任务，后一直屯驻该国。战争末期，爆发日美最大的会战莱特湾海战，此时京都师团的驻地正是莱特岛，后几乎全军覆灭，可谓恶魔部队最适当的结局了。需要提到的是，京都师团被调回国时，其前任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的狂人中岛今朝吾被编入预备役。该师团被歼于莱特岛后不久，中岛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躲过来华受审以及必定和谷寿夫一起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相比之下，金泽第9师团躲过了一劫。
回国后的第9师团，休整了将近一年，1940年夏被编入关东军，跟第2师团作为当家部队，一起警备苏联。一待就是四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大主力中的第2、5、6、18师团陆续被投入太平洋战场，第13师团仍在华中作战，第9师团则照旧蜷缩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直到1944年，日本已穷途末路，他们才奉命去塞班岛布防，可还没到呢，该岛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于是转赴冲绳，归军司令官牛岛满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