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前英、美在地缘政治上用资源挟制日本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有一样东西可以勒住日本人的脖子，那就是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她一亿多习惯储蓄的人口所能提供的消费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市场则是在美国——3亿多人靠借贷消费。伴随着冷战压力的减弱，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的又一次抄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西方政策开始迅速软化，同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以此强迫日元在此后十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而当时能拿捏住日本的，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不听我的干脆你就不要卖。由此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由此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了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当然，日本政界也并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上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加之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势正处于战后的最低谷，对其“盟国”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始了对话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除了利用“洛克希德丑闻案件”把田中角荣赶下台之外，在田中访华前夕的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将法理上归属中国但实际上由美国人控制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训练任务交给了日方，这样一来，一个主权争端便在中日两国之间被生生的造了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再明白不过了。
大致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回过头再看如今日本以及背后的美国的种种举动，或许也就不再觉得太难琢磨了。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
——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体制问题”
据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11月7日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创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理论上说，这个机构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这算是头一次出现类似的机构，因此很多媒体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这是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军队的前奏。
如果以一种俯览全球、谋划数十年的视角来看，得出上面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然而从当局者的角度来考虑，以日本现在的情况，她的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恐怕是一些更具体、更眼前的问题。毕竟，对日本而言，如今已经不是属于“伊藤博文”、“石原莞尔”们的时代了。（对于日本，笔者的意见是，我们既要有所警觉，还要有自信，中国已经不是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日本同样也不再是那时的日本。）如果对日本的内政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安倍晋三的一系列举动其实多半是奔着强化首相权力去的。
用大白话来说一些政治名词：所谓“权利”，就是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谓“权力”，就是你可以叫别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权力的有与无、大与小，不是靠一个图章，一个名头可以决定的，它最终取决于你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
以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段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权力构成包含这么几种势力：天皇——所谓“明治维新”，从王权的角度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明治复辟”，天皇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幕府手中的摆设一跃成为了这个国家法统和道统的根本所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层抛开了佛教，改奉神道教为国教，而天皇不止是代表国民的国家元首，还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也就是神权的掌握者）；财阀——多是由地方的大名、豪强起家，直接控制着一个个工商业帝国；政治家——理论上是靠选票进入议会、担任大臣，而事实上则是财阀的合作伙伴，多数人本身就是门阀子弟；军部——多出身于参谋军官，相对于政治家集团，军部的人员更多是出自平民子弟。
近代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军部与财阀、政治家相互夺权，天皇在中间左右逢源打平衡牌的历史，著名的“二二六事变”（昭和维新）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本质上也可以理解成新贵与旧贵之间的斗争。最终军部势力逐步占了上风，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1941年前夕，随着美国对日宣布禁运，日本的工业体系随即面临停摆的危险（详见《日本的“代理人”国策》一文），而军部也随之面临着退出日本政治舞台的危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军部选择了对美国开战。
日本战败后的国内权力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的。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新格局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处在地缘上抗衡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经济上制衡西欧的双重考虑（同时也等于是为自己养了头“奶牛”——战后美国对外用兵的开销，很大一部分最后都是由日本政府埋单的），美国并未选择让日本去工业化，相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重新恢复、强化日本的工业体系。
很多文章里都曾提到过，美国人在战后对日本、德国都进行了“阉割”手术。具体而言，这里的“阉割”指的应该是打破了战败国对社会资源的统合能力，相对于不让搞军队、限制文宣、监控军事工业这类的手段而言，前者要实在得多。单就战败后的日本来说，军部作为“罪魁祸首”自然被彻底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而天皇最终则得以保留，在战败后，昭和天皇不得不宣告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御前会议这种形式也成了过去时，由此天皇作为各方势力的聚合剂的作用不复存在了，战后的日本天皇更多的是给日本国民以一个心理依托——类似于精神上的“锚”。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这样做，当时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都处于高潮，左翼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你把日本人心理上原有的依托给废掉，就如同砍断了锚链，保不齐很多人漂着漂着就到共产主义那边去了。此外，1947年在麦克·阿瑟的直接主持下，25个来自美国的青年军官完全按照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给日本人重新制订了一部宪法，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和平宪法”。除了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和宣战权之外，这部宪法客观上也限制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运行的干涉能力——在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便是拜日本现行法律体系所赐。
一系列的组合拳之下，日本的权力结构随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多数财阀都留存了下来，由于失去战前体制的制衡，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单没有减弱，相反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前提是你不能和美国人把关系搞僵，而政治家和财阀之间相互勾连，同出一门的情况也依旧存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门阀政治。大伙谁家的实力也不弱，谁比谁都强不到哪去，而且还缺乏一个公认的“主心骨”，于是就形成了如今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党内有党的局面。任何一个党派上台都会由于其他派系的掣肘而难有作为，而既然你做不好，也就正好给了其他派别轰你下台的理由，于是换另一波人上来，接着他们用不了多久又会被大伙一起给轰下去，如此周而复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今大伙在新闻里所看到的样子，隔三差五就看到日本又在换首相，巴西前总统卢拉曾开玩笑说“你和日本首相吃午餐，中间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人家就换人了”。整个日本政界，你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派系、平衡各方利益的灵魂人物。而这种内阁频繁更迭的局面，又给日本政治衍生出了另一个特色（或者叫做问题）。
“是，首相”
在1980年到1986年，BBC曾根据同名小说拍了一套系列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和《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笔者建议大伙不妨找来看看，先不说剧中比较夸张的搞笑成分，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之间的钩心斗角描绘的可谓是淋漓尽致。看过之后，不但了解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也对日本有了直观的认识——其实日本表现得比英国还要更明显一些。
简单说一下。我们总说“官吏”这个词，其实“官”与“吏”是两个概念，理论上说“官”的作用是制定大方向或者说是政策、法案，而“吏”则是具体的执行者，负责将这一“大方向”落实到实际中。大臣以及作为政府首脑的首相都属于“官”的范畴，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在英国、日本这样的内阁制政体下，各个部的大臣虽然是由首相任命的，但大臣必须得是议员，而议员则是依靠地区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社会性活动（演说、辩论等），而极少涉足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对于技术性工作大部分政治家们其实都是门外汉，一个人如果对某一领域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制定大方向”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即便做到了那个位置上，政治家们的大部分精力还得继续放在自己选区的民意支持率上，琢磨着如何兑现给选民的承诺，如何募集政治捐款，免得在下一轮选举之前乡亲们把自个给忘了。既不会，也没有精力去管，那么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就有赖于为数众多的职业官僚（吏）。久而久之，原本作为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职业官僚，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拥有者。《是，大臣》中的政务次官汉弗莱有一段台词，大致意思是说：职业官僚（又译为公务员）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大臣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给大伙争取更多的部门经费和编制，并且为本部门的各种问题承担责任。
日本如今的政治生态几乎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现实翻版。自战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成了万年不变的主题。除了“县官不如现管”这个固有因素之外，内阁频繁更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上世纪末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停滞了长达十年，这导致日本首相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借着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这场“东风”做到了到点下课以外，其他人能顺顺当当坐满一年都很不容易，至于内阁中的大臣没干几天，连自个办公室在哪还没记清楚就得辞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成了“铁打的官僚流水的大臣”，后者显然没法对前者施加太多影响力。譬如日本的“次官会议”。事务次官理论上讲类似于大臣们的参谋部，而由于在现实中日本政治早已成了官、吏两张皮的局面，所以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次官会议上做出的——按理说，次官会议的职能就是将每天的事务加以区分，事务性的工作就不再麻烦大臣他老人家了，大伙直接分配下去就处理，剩下的少数性质特殊的，再交给大臣、首相们去拍板，至于什么算是事务性工作，这也得是由事务次官们来认定。如此一来，别看政治家们在台前风风光光，一旦做到大臣的位置上，立马就会被官僚们当泥菩萨往庙里一放，然后庙门一关，大伙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而反过来说，所谓经济增长停滞，说白了就是“蛋糕”没法再继续做大了，那么后面如何“分蛋糕”就成了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政治架构加以改变。而对日本的职业官僚体系而言，任何改变都是不会受欢迎的。日本的现行体制下，职业官僚只要是没有违规，那么就无需为政府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官员也无权免除他的职务。最初如此设计是为了避免作为吏员的职业官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被迫选边站，卷入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而事实上这使得日本的政治体制在执行层面形成了“过稳定”的局面。而所有的职业官僚都是这一“过稳定”体系的直接受益者——我们通常听到的说法是，日本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普遍腐败，而职业官僚则非常廉洁。而实际情况时，日本职业官僚的待遇比同一阶层的公司职员普遍要高出不少，只要按部就班不违规基本就是旱涝保收，从机会成本上来讲腐败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而高级官僚与财阀之间的勾连也根本无需用收受贿赂这么“低级”的法子，他们在退休离职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大企业的高管位置等着自己，到时候拿高薪拿分红完全是合法的，你根本挑不出一点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