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连环灾难则等于是彻底坐实了日本“亚洲老二”的地位。在遭到这次重创之后，日本在各个领域的恢复都是需要时间的，而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是要继续发展的。而且如前所述，日本众多支柱产业要想恢复正常运转至少需要等到半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能普遍“过剩”的今天，届时日本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还能剩下多少未被瓜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非常不乐观的。总之，亚洲“第一”与“第二”间的距离就此将被彻底拉开，中日韩之间从国力上说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一个较为分明的梯级结构，也将最终促使东亚地区局势进入到一个长期稳定的阶段。
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一场地震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呢？恐怕不能这么讲。我们只能说，这次大地震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历史进程的推进，使得一个早晚要来的局面提前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一次地震使得日本核电系统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来了一次总爆发，其实这也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缩影——这次地震只是把一些原本存在的问题提前揭了出来而已。日本曾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日本经济的崛起也不过是发生在上一代人的事情。日本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各种工业产品的标准制定几乎完全由欧美国家所垄断，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绝少能插上话。从量的角度说，日本人对比欧美国家并谈不上多富足。更要命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它的经济总量相比严重失衡。可以说，日本在“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其实一直都还没有站稳脚跟。再直白一些说，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发达国家。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日本战败后就已经注定——美国通过种种手段，在战后为日本打造了一个“玻璃笼子”，而这个“笼子”远比给西欧预备的那个要狭小，也更难以被冲破。
这里“笼子”不只是指经济方面，在地缘上，通过默许日本某些人把甲级战犯供奉进靖国神社、将钓鱼岛毫无道理的交付给日本等手段，美国在日本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之间钉进去了一系列钉子，由此就限制了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在内政上，由美国为日本量身定制的《和平宪法》，其本意是为了限制日本政府的权力。通过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特搜部等部门动辄对不合美国心意的政治家进行“斩首行动”，同时日本媒体不断推波助澜，使得日本多数政治家在上台后支持率都会迅速降到个位数，这导致日本政局更迭频繁，政令不通，执行力极度不足，这个问题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卫队竟然几次拒绝执行首相的命令；此外，战后日本黑帮势力活动猖獗，各政治势力和财团鲜有不和黑帮存在瓜葛的，黑社会的存在进一步弱化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在国内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却在钓鱼岛问题上反复挑衅刺激中国。这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也把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摆了出来——那就是日本社会并非是铁板一块，相反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化，这就是所谓关东、关西两个派别。关东指的是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都23区和周围的神奈川、琦玉，关西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一直在关西地区，关东属于被边缘化的地方，所谓“明治维新”，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具备资本主义特征的关东贵族集团取代了传统的关西地主贵族集团。而由关东武士集团演化而来的军国主义势力则是日本历次对外侵略的主要推手，同样主张脱亚入欧的主要也是这批人。而相对应的，日本国内所谓的“知华派”更多的则来自关西派系，也就是说，对华关系是关西集团的一个重要的外交资源。在这次连环灾难中遭受重创的是关东地区，关东压制关西的传统格局可能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如今在日本连迁都已经开始被提出来讨论了。要知道，当初“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国都从京都迁到了江户（东京），如今一场天灾，百十来年的经营可能就要白忙乎了，这种情况下原来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利用时间差“内部问题外部解决”，通过破坏关西集团外交资源来打压对手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如今日本政界再次右转，钓鱼岛问题一再升温。
商道治国之困
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国企与私企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起码说在战略领域是不存在的。在美国人的政治逻辑中，他们的政府主要任务不是管理国家，而是管理世界。现今的美国政府设置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说，基本是围绕外交来配置的，美国务院实质就是一个权限更大的外交部，而总统的大部分工作同样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管理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内政是失控的，在美国商界人士从政以及政界、军界要员离职后进入大财团董事会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从经济运行角度来说，它的各个大财团事实上起到了中国各个部委的作用，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管理者要拿高薪，董事会要拿巨额分红，因此它们对经济运行管理的前提是：必须有赢利，其他的问题都只能在满足这个前提之后才能考虑。往好处说，就是国家做到了军、政、商一体化，三个集团可以在一套统一的方案下有序行事。而从坏的一面看，美国的国政对外是在做生意，对内同样是在做生意，既然是生意，那么赚钱多少和做事好坏很多时候就未必有什么必然联系。
以基础建设而论，目前美国电网80%是有私人资本架设和运营的，而为了压缩成本，这些公司的供电网络大多采用了树形网状结构，也就是一条主干电路上分出许多的小枝桠对各个地区供电，而一旦干路出现哪怕是一点问题后果就是整个一个市乃至一个州大面积停电。可以说，美国电力系统在发达国家中的声名狼藉与他的国力是很不相称的，甚至比之不少发展中国家都不如。与之对应的，中国目前的电网布局是蛛网状的拓扑结构，相对于树状结构，这种结构的架设和运营成本更高，但安全冗余度也更高，多数电力事故的波及范围都可以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两种思路比较之下，美国的消费者确实也省了一些钱，但必须承受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巨大潜在损失，而运营商通过压缩成本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可电力事故于他们而言则是无损的。
相比较，对美国人生活影响更大的医疗领域受这套商道治国的思维影响更大。如今美国的医疗领域准确说应该叫做金融、医疗联合体，其盈利的核心在于医疗保险。美国所有的医保业务都是由金融大财团掌握着，医院更像一个大金融企业中的一个部门——其实许多医院本身就是。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而如果患者有相应的医保的话则费用可以减半，只需要花一半的钱，或者也可以说不买医保的话你的诊疗费用将要翻番——这意味如果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话普通人根本是看不起病的。而美国的医保与中国不同，它并非上福利而是商业性质的，必须全额支付，费用高昂且规定严格——要精确到身体的特定器官和特定肢体，且一年清零。这等于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定期给金融财团一笔“保护费”以换得一年的太平，要说垄断，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垄断了。很多患者挑选治疗时间的首要因素不是医嘱，而是必须赶在自己医保到期之前或生效之后。
医疗的另一大成本在于医药，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药品专利保护法律，这使得美国药品价格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药厂的利益，即便是普通人从比如加拿大这类国家购买药品，都很可能被视作是走私犯罪。相应的，药品走私也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独特景观。金融机构剥一层皮，药厂再剥一层皮，那剩下钱是否就能落实到患者身上了呢？别忙，接下了等着你的是诉讼成本，在美国打官司不光是维权同时也是一种盈利。任何医疗失误都意味着潜在的诉讼官司，而一旦败诉则意味着医院必须拿出一大笔钱。这看似保障了患者的权益，而事实则是，任何一个患者只要进了医院，那么院方首先要做的是从头到脚做一遍过筛子似的检查，以把打官司的可能降到最低，而由此产生医疗费用也必须是患者来买单的。这样层层剥皮之下，假如你最初掏出了一百美元，那么真正和你治病有关系的恐怕只有二三十美元。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医疗旅游业异常发达——美国老百姓常常会持旅游签证到古巴或印度看病，这样的花费远比在美国国内要便宜得多，而由于人数众多，这种医疗旅游也早已成为古巴、印度等国一项举足轻重的产业。
与医疗类似的是美国的教育领域，它同样是与金融捆绑之后的产物。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本科的奖学金远比研究生和博士生难申请，道理很简单，后者是要为美国精英层培养高端人才甚至是接班人的，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生意”。众多私立的大学学费，即便对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学生贷款于是成了多数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唯一途径，而且美国的学贷是复利模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驴打滚、利滚利”，往往在学生毕业之后马上就要背上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始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诱因就是由于失业率增高使得众多年轻人失去了收入，无法继续偿还银行的学贷而被逼入绝境。
轮回
2400多年前的中国，作为中原地区最大霸主的晋国被其国内韩、赵、魏三家贵族所瓜分。“三家分晋”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土崩瓦解，由此华夏大地上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势均力敌的诸侯国，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了“大争之世”的战国时代。历时近200年的战国时代，既是一个列国相互征伐、吞并的年代，也是一个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各种制度相互检验的时代。除去争战，那个年代列国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变法。秦有商鞅，魏有李悝，韩有申不害，楚有吴起，赵有武灵王胡服骑射……各个措施、手法各有不同，但基本要旨都在于压制贵族豪强，强化中央集权，以国家意志对举国资源进行统一调配。而由于内部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各国变法大多不了了之，唯有西北的秦国，将法家治国一推到底，最终建立起了远远领先于东方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法律体制，以此实现了举国一体。凭借对国内资源高效的统筹调配能力，秦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华夏，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虽然秦二世而亡，但它为后来的汉王朝打下了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社会体制、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而20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也就此搭建而成。
有句话叫做“形我者死，神我者生”。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面对来自西方文明的侵袭，也始终没断过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可偏偏是越学越挨打，历史上中国西化搞得最彻底的时候，也并未扭转这种颓势，原因何在？百余年来资本主义列强究竟强在何处？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还是东方的日本，在国内出现变革之前无一不是贫弱之邦，英国在法国这样的欧洲传统大国眼里有如蛮夷，而日本在德川庆喜幕府时代曾因“黑船事件”一度被当时的朝鲜所嘲笑[19]。
权力如同财富，不可能凭空消失，只会转移。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君权与商权互不统属，国家的人口、土地、财富又因为封建领主的存在而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弱势的国王对贵族难以节制调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之后，资本家、贵族都纷纷被纳入到了议会之中（早期由于成本还比较低，干脆用法规规定参选议员的个人财富的标准要求，没钱根本没资格参与），这意味着举国的资源有了一个统一调配的平台，只不过这个“平台”的组织者不再是国王而是一群贵族与资本家，而保留下来的君主，则给这个“平台”提供了法统和道统上的保证（英国国王同时也是宗教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