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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蝙蝠效应——话说苏联解体(5)


  波兰在30年代末的二战前,工业生产还处于1913年水平。当时全国3500万人,从事工业的人数只有80万人。波兰人口在欧洲次于苏德英法意,居欧洲第6位,但工业总产值在欧洲仅居第16位,所以人均工业产值很低。1937年,人均钢产量波兰只等于法国的1/5,等于德国的1/10。波兰人均工业生产水平大大低于世界人均工业生产水平。例如,波兰人均发电量为115度,而世界人均水平为250度。

  罗马尼亚在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方面,二战前占欧洲第18位……根据国际联盟的材料,1928年罗马尼亚生产的工业产品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0.3%,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一半,比希腊低1/3。

  保加利亚战前属于巴尔干半岛最落后的农业国,1939年人均电力产量为42度(仅为德国1/20);冶金工业只产6000吨钢,相对600多万人口,人均钢产量只有近1公斤,约为德国人均钢产量的1/330。同时,轻工业也很落后,人口平均计算的纺织品产量,只及德国的1/45,英国的1/25,法国的1/18。

  1945年以后,东欧各国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以战前的1938年的工业生产为100,1980年时,匈牙利为1330,捷克斯洛伐克为1235,波兰为3430,东德为1020,保加利亚为6880,罗马尼亚为4530,苏联为1970,英国为255,法国为475,西德为500,意大利为825,奥地利为740,爱尔兰为600。从以上数字看出,到1980年时,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比战前的1938年增长9~60多倍,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意大利增长最快,也仅增长7倍多。

  1979年人均电力消费量,保加利亚4098度,捷克斯洛伐克4674度,匈牙利2864度,东德5974度,波兰3324度,罗马尼亚2882度,苏联4653度,联邦德国6103度,英国5368度,法国4617度,奥地利4867度,意大利3267度。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均电力消费量都超过1979年世界人均电力消费量的1849度(而战前除捷克斯洛伐克超过世界人均电力消费外,其他东欧国家都还远低于世界人均电力消费量),而且平均水平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二战前,东欧国家的人均钢产量远低于德英法三国中任一国。而1980年,东欧国家的人均钢产量452公斤,低于联邦德国的712公斤,但高于法国的431公斤和英国的202公斤。

  阿富汗战争

  在关于海权的书籍中,1979年爆发的苏阿(富汗)战争,通常是必须提及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一般人很难把阿富汗和海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国家之一——如果你想看海,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的国境出发都必须跨越上千公里。不单很难和海洋联系起来,你甚至很难把这里和水联系起来,阿富汗终年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40毫米,可耕地面积不足农业用地的2/3。

  但就是这样和水都几乎挨不上的国家,在地缘战略学者眼中却和海权有着莫大的联系。关于1979年的苏阿战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基于其“南下战略”而走的一步棋,即首先占领阿富汗然后在继续南下,最终获得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切断西方阵营国家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进而将西方势力逐出西亚及北非(即通常所说的中东地区)。

  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具备可操作性的。事实上早在彼得大帝时代,沙皇俄国就有这样的战略规划,之后19世纪中亚至西亚一带地区的历史干脆就是一段沙俄与英国的勾心斗角史。但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次学者们也许想得有点多了——政治的确很复杂,但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波澜壮阔……

  1973年之前的阿富汗尚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国王就是2007年去世的查希尔,当时阿富汗原本不多的可耕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各个部族的首领手中,1973年7月17日,查希尔的堂兄达乌德亲王发动政变,推翻了亲美的查希尔后成为阿富汗总统。达乌德掌权以后,在美苏之间开始奉行摇摆但相对亲苏的外交政策。而达乌德执政也不过五年不到,1978年4月阿富汗左翼人民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达乌德掌权,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掌权,随即开始奉行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已经开始在阿富汗进行渗透,当时阿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是由苏联培养出来的,可想而知,阿富汗国内的政权更迭以及阿人民党本身与苏联都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人民党内部的矛盾随即开始升级。准确说,是党总书记塔拉基和总理阿明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愈演愈烈,塔拉基本人奉行的是完全亲苏的政策,因此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支持,相对应,阿明在表面对苏联人毕恭毕敬的同时,一面清除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一面和美国情报及外交机构暗通款曲。

  阿明的举动自然无法逃脱克格勃的眼睛,他的作为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由此苏联便卷入到了阿人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来。对苏联而言阿富汗不仅是地理上的战略要冲,也是意识形态上中东穆斯林地区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当时,美国、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都在对阿富汗进行渗透,甚至有苏军的少将在阿富汗失踪,阿政府军曾出现过一个整师倒戈,美特工在阿境内公开活动,来自中东国家的宗教人员甚至已经活动到了苏联境内,在苏军少数民族官兵中传教。

  因此,阿富汗的局面一旦失控,对苏联而言可不是一个进不了印度洋那么遥远的问题,而是苏联自己的领土完整将受到严重的实实在在的威胁。

  在当时,苏联曾极力主张让塔拉基干掉阿明,但塔拉基本人生性优柔寡断迟迟未决,于是苏联军方一度要亲自动手,无奈由于走漏消息使得对阿明的暗杀以失败告终[5]。最终还是阿明先一步动手,在1979年9月14发动政变,塔拉基全家在政变中都被杀死了,他本人被人用枕头活活捂死。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苏联不得不承认了阿明的合法性。但阿明在掌权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始肆意清除异己,在党内外大开杀戒,同时阿明暗地里密会美临时代办,叫外长去纽约见美副国务卿,俨然准备搞等距离外交的架势。而比这些更要命的是,阿明声称要在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阿富汗全国范围内关闭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一下子激怒了阿富汗的普通民众,而阿明在他们眼中则是苏联的代理人,这使得原本和苏联比较友好的阿北部中部的穆斯林也纷纷起势暴动,到了1979年12月阿国内的局面几乎要完全失控,全国有近一多半国土上有反政府武装,到后来连首都喀布尔也不安全了,爆炸事件四起,人心慌慌,政府军整师整团倒戈,苏援武器装备还没使用就被卖到了塔利班手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苏联党政军高层纷纷主张应该拿下阿明,由苏军介入来恢复局面。

  而最终促成苏共高层下决心兵进阿富汗的可能则是苏联高层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曾爆发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去管它,当时苏军20万大军仅用3天就控制了捷全境,大批的军官由此获得了战功。由此使得1976年苏共25大后军人代表数量骤增,而这又引起了当年其他力量的不满,对于将平衡作为第一要务的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在1978年之后,由于团结工会的不断发难波兰的问题日益升温,这种背景下军方有了在波兰再搞一次“布拉格之春”的打算,而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再次在波兰用兵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如前所言,此时东西方关系已经趋于缓和。

  但是考虑到军方庞大的势力,在26大之前完全不顾及军方的情绪同样是不可想象,因此勃列日涅夫还必须要给军队另找一个对西方刺激相对较小的出气孔,而阿富汗恰恰就是这个理想的“出气孔”。对阿用兵的问题被提出来后,极力支持的不仅是军方的强硬派,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政府也极力支持,因为一旦开战就意味着中央将大量给这几个加盟共和国拨款。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军的第一份作战计划很快就摆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眼前(只要是像点样子的军队,对于存在潜在可能性的战争肯定会预先准备多套预案),这份方案着实把勃列日涅夫吓得不轻,苏军参谋部的计划是:出兵20万以上以彻底控制阿富汗全境,而为了保障阿境内的稳定,下一步苏军高层甚至打算打进巴基斯坦并将其再次肢解,在濒临印度洋早有离心倾向的卑路支省建立“卑路支共和国”,就此打通苏联南下印度洋的陆上通道。这份方案究竟是军方高层的真实想法还是仅仅是为了漫天要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勃列日涅夫的角度考虑,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疯狂”的一份计划的。最终的计划明显是“打过折”的,苏军入阿人数始终被限定在十万之内,并且作战区域也被严格限定。这样一来,从政治上看似乎是没问题了,可在军事上却使得苏军陷入了20世纪60年代美军在越南那样的窘境: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国家以及沙特源源不断地把各类援助运入阿富汗,然后由苏军和人家的“影子”无休止地拼消耗[6]。

  1979年12月27日,苏军特种部队以200人攻打阿明宫,大获全胜。此战苏军以200人对垒2500人,以轻武器和装甲运兵车对阵两辆坦克和多门火炮,数小时激战,亡10人,伤35人,拿下易守难攻的阿明宫,阿明本人被击毙,卡尔迈勒乘苏军坦克到达喀布尔,接管国家权力。自此长达十年的苏阿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刻意忽略了。

  除去苏联高层的权谋考虑之外,从当时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安全着想,当时苏联在阿富汗地区同样是需要有所行动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宗教极端势力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

  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1979年12月25日到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10.4万人——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5.6万人,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军队死亡13万人,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

  此外,当时媒体对美制毒刺导弹的报道也被夸大了[7]。一种单兵便携防空导弹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势只能是用来糊弄外行人。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基斯坦军方截留,一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总数的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1989年2月2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飞行员格洛夫诺夫上校和他的机组在执行低空侦查任务时被击落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12.7毫米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8]。按照战后统计,反政府武装打出去的毒刺的命中率最高不超过40%,也就是说毒刺导弹充其量只能算是苏军的一个麻烦[2],而与当时克里姆林宫里的勾心斗角比,这个威胁就太小了。

  阿富汗战争十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十年共计200亿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