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地成形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三年内击败国民党，并在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这彻底打破了美苏对远东格局的最初设想。由此构成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而在“三八线”上朝鲜南北两边的交战，则更像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
朝鲜战争始于中共的“出人意料”，而其结局对世人而言同样是“出人意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胜利，不只是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格局，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因此而随之改变了。同时世人也由此知道了，后面的历史将不再仅仅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书写的。
缘起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当天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而黄百韬第7兵团由于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错误，一直拖延至7日才开始按照国民党参谋部的计划向西撤离。粟裕随即抓住这个稍瞬即逝的时机，迅速歼灭负责殿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的第3绥靖区四分之三以上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起义，黄兵团最终在11日被华野围困在了狭小的碾庄地区……
也正是在这关键性的几天，在位于西柏坡的窑洞中，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抉择，根据华野总前委的意见，将战役范围由原计划的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扩大到淮河下游、黄海之滨的广大地区，以一战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这就是军史界众所周知的“小淮海”到“大淮海”。
就在决定被作出的这一刻，整个世界接下来的历史都被改写了。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军事上国民党军主力尽失，江南地区多数都只剩临时征调的乌合之众，解放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已占据优势；地缘上解放军在江淮以北站稳了脚跟，国民党军虽然数量庞大，但被动防守，沿江布防，军队的密度被长江大大稀释，而越过长江之后，作为国民党政权根基的东南地区便再无地理屏障可以依托；经济上，为了应付战事带来的开支，国统区滥发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彻底破产，而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开始在石家庄发行，由于人民币实行与粮食挂钩，且币值稳定，众多国民党地方政府都纷纷储备，国民党政权在金融领域也已完败。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最初估计应该在50年代初结束的解放战争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基本结束了。
在此同时，随着二战的结束，过去由英法等传统列强主导的国际格局也随之宣告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实际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日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它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破坏，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战后受到了新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又有战胜国驻军，德国连国土都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受到限制，说它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虽然在战争中免于亡国，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体系取代，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体系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个层面考虑，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
以此来推而广之，最初中国的那个“战胜国”名头也着实虚得很，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全都受制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代表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但如此，如军警宪特这类强力部门，也都在政府这条线之外，单独和美国人保持有直接联系，仅从此说那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可以视作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此时则正由苏军占领[1]，新疆地区同样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那时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的学校教材都是苏联的，提到“首都”这个概念，孩子们想到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南京。而从历史上来看，苏联（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新疆地区的觊觎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当初俄国为了攫取东北地区最终引发了日俄战争，而这恰恰是十月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二战爆发之前之所以苏联一直未有太大的动静，从地缘角度说，是因为在东北方向有日本的势力作为制衡，在新疆（中亚）方向有英国的势力作为制衡，如今这两个国家一个战败一个元气大伤成了半残废，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就不难想象了。
除此之外，英国人也并不安分。英国人不光控制着香港地区，随着他们从印度的撤离，除了在印巴之间预设了克什米尔问题之外，英国人在中印之间同样制造出了藏南问题，同时西藏噶厦政府在英国的策动下也蠢蠢欲动，伺机准备寻求独立。而法国在同一时期也作为美国人的“代理人”开始重回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如此一来中国西南地区的稳定性必将骤减——西方国家通过教会势力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渗透自清代就已有之。
可以说，抗战结束后，中国迎来的并非是一个新生，而是新一轮的危机——或许不会使得国家陷于彻底分裂，但绝对会叫这个国家有合无统，有名无实。资源丰富以及富有地缘战略价值的东北、西北、西南之地将尽数被他们控制，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将被压缩在东部沿海地区，看似富庶，却既无矿产资源又无地理屏障，这样的环境下国府沦为他人的附庸也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环境下此前西方国家许诺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废除不平等条约[2]只能是一张张看着好看却吃不到嘴里的画饼。
当然，对于美、苏、英等国而言，这一切看着很美好，但也不是可以立马就能兑现的，他们都需要时间：在三大战役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美苏也正在地球的另一端斗得不可开交。辽沈战役正式开打的1948年9月，也恰是柏林危机进入高潮的时候——德国西占领区正忙着拟定新宪法为联邦德国建国做最后准备。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位于世界咽喉加油库的中东地区，巴以分治之后中东战争爆发，伊朗国内局势正处于波诡云谲的状态（1949年巴列维国王通过政变复辟君主制），这背后则分别是美英和美苏之间的斗争。
“8·15”抗战胜利之后，美苏两国都在尽力撮合国共和谈，并都更加倾向于国民政府，根源就在这里。两国都不想被远东的问题牵制太多，欧洲和西亚地区才是当时全球战略的首要之地。至于中国，自然是能拖得越久越好，拖到他们可以腾出手来。而这一系列如意算盘，都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而成为了泡影，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对比1943年的风光无限，宋美龄在1948年底第二次访美时碰的一鼻子灰了。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
时间回到1945年，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侧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各种控制区域。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两德分裂的东方翻版，美国人从上海把李承晚势力弄到了美占区，1948年4月在南朝鲜宣布建立“大韩民国”；苏联作为应对，在不久之后给北朝鲜松绑，在同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自韩国、朝鲜建国之后，两边就都宣称自己才是朝鲜的“正统”，而对方仅仅是“窃取”了国家名器的“伪政府”，与自己不共戴天。三八线上，双方你来我往，摩擦、冲突时有发生——所以朝鲜战争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什么“谁打了第一枪”的问题。南北两个政府都忙着整军备战，以图统一朝鲜半岛。而苏美两国则都对此不置可否，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了，他们的战略重心此时都在西方，因此南北两方虽然天天都在摩拳擦掌但都很难真有什么作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前”成立，彻底改变了远东的战略格局。伴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南下攻势，此前美苏等国对中国大陆地区战略利益的种种期许至此全部宣告落空。从上文对美苏在华潜在势力范围的介绍不难看出，随着根基在长江以南的国民党政权的彻底瓦解，美国在中国大陆也就彻底失去了立足点，对中国政治层面的主权已然难以构成威胁。而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留在南京除了对中共的“示好”之外，另一个任务则是试探中共是否会继续继承国民党政府此前对美国的种种承诺，即向美国让度经济主权。如此中美之间自然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而与此同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也在发生着改变——最初苏联对中共一直报以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且更乐于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这自然是因为和“国府”之间极其实惠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溃退，为了远东安定从而使得自己可以继续专注于欧洲，苏联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成为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外国政府。
对于新中国政府而言，建国之初中国继续在国际上得到政治、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需要以一个公平的身份参与国际贸易，而当时的环境给中国的选择并不多。美国已经无法选择，俄国在历史上确实掠去了中国大量领土，然而相对于美英等国，中苏之间的问题主要也就是领土问题而鲜有其他，因此中国的经济主权特别是货币主权相对来说更有保障。此外，苏联对于中国而言处于一个十分明显的强势地位，即便要解决领土问题，也只能以合作的方式。多重因素决定了对苏一边倒政策在当时是必然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赴莫斯科访问，除了经济援助之外，领土问题便是此次出访的核心议题，中苏之间围绕东北、外蒙等一系列领土主权问题展开了拉锯战。中方利用英国、印度等英联邦国家将和中国建交的消息向苏联施压——苏联的要害在于它当时必须集中力量于西方，同时在外蒙问题上予以让步[3]，最终中苏在1950年废除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订立新条约。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领土问题上规定“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由此恢复了中国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然而这一条约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苏联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不过“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可以“借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一句话“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新中国能够和苏联重新修订条约，如前所说很大程度是凭借“势”而不是自身的硬实力。此时新中国所面对的是携二战余威、风头正盛的苏联。而当时新中国全国钢产量只相当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场的用钢量。自1840年起百余年积贫积弱留下的窟窿，朝夕之间想补上，谈何容易。
也正是中苏新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一直到1949年苏联还在反对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而到了1950年1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首次表态“可以和金日成同志谈谈”，并表示“准备帮助他”。斯大林的考虑是：如果朝鲜胜利，则苏联在中国“丢失”的利益从朝鲜半岛找回来——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大连和旅顺港，且苏联可以通过朝鲜半岛，继续影响东北；而如果朝鲜失败，届时鉴于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国将不得不请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港和大连，长春铁路也会根据条约实际上亦“失而复得”。不仅如此，从地缘上说朝鲜半岛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跳板，中间不过一个对马海峡而已，假如朝鲜真能拿下整个朝鲜半岛，那么驻扎于日本的美军将失去一大块战略纵深，如此1945年苏联在日本没达到的利益没准就有机会找补回来[4]。最不济朝鲜的战事还可以牵制美国人在欧洲咄咄逼人的势头——北约刚刚在1949年成立。
最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一路攻城掠地，韩国李承晚的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人民军赶下海了。而在9月15日至28日，也就是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人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很快被瓦解，开始向北溃退，朝鲜政府不得不下令征召全国所有16~45岁的男性投入战争。
迫于局势，朝方开始向外界求助。最初朝鲜首先想到的是苏联。但苏联却先由大使什特科夫“婉言拒绝”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而后10月1日，斯大林回电朝方“请找中国同志相商”。当晚深夜，朝鲜方面与中国使馆联络，请求中国出兵朝鲜。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对朝鲜的请求会如此冷淡——即使朝鲜兵败退到中国东北成立流亡政府，苏联也不吃亏，按照斯大林前面的谋划，苏军就可以继续留在东北。这种局面下苏联自然不会在朝鲜投入多少资源。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苏联不愿提供空军支援，在装备援助问题也并不痛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