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发生了沃菲尔德总统号事件，欺骗计划也效果不明，总体来说“困窘”行动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尤其是它展现了特别行动在和平时期的能力。与战争期间相比，现在的行动面对不同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更为艰难。比如，“在战时最大的危险发生在行动期间，而且一旦行动人撤出该区域，行动就算成功”。但是在和平年代，危及英国政府的安全“是最大的危险，而且事后让一个英国人牵连到事件中将会是一场灾难，而在战时这并非相关因素”。1947年9月秘密情报局宣称，轮船袭击带来的震慑效果使得从意大利出发的航班完全停止。次年春天他们注意到，不少可能用于移民的船只离开了意大利水域，非法移民的犹太组织者们已经对船只的主要供应商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认为他完全暴露了，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就实际的特别行动而言，“困窘”行动的最后报告总结道，“周密计划和注重细节”使得大量现金和炸药得以偷运过境，证明情报局能执行破坏活动，同时保持相关特工的“完全掩护”，从而“使得他们在相关地区未来的行动中免受怀疑”。最重要的是，行动“平静地完成，维护了英国政府利益，没有招致对英国政府的一丝怀疑”。至于宣传方面，回顾不同事件的相关媒体报道，秘密情报局挖苦说，从行动中得到的一条教训是，“从纯新闻的角度看，水下炸弹被发现导致的失败比实际炸沉一条轮船还要成功得多”。
1948年5月8日，新国家以色列宣布独立以前，原雅典站站长奈杰尔·克莱夫接手耶路撒冷站。一个月后他报告了对巴勒斯坦的最初印象。“我认为我们错了，”他写道，“如果我们坚持把它看作一个国家，而如果我们还把耶路撒冷看作其首都——即使是未来的首都，那就是错上加错[原文如此]。”他以为该地区的形势“大致”回到了“一战”后的情形，“当时各方就为这一区域的所有权吵得不亦乐乎，现在好像又要为土地你争我夺了”。对秘密情报局来说也有机会。他坚持认为，“以色列国建立初期可能是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我们给他们安顿下来的时间愈久，在他们的铁幕中发现裂缝的机会就愈小”。因此他希望秘密情报局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但是伴随着新国家的诞生，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暴力和混乱危及耶路撒冷英国人的生命，7月份秘密情报局被迫暂时将站址迁至安曼，克莱夫继续担任站长。
不过百老汇依然热心于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控制区”保持一定的存在。鉴于“在目前条件下男性官员不可能到那里有效开展工作”（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8月份情报局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建议给海法的英国领事馆派遣“一名女性情报官员”，表面上是总领事的秘书之一。但是那位领事西里尔·马里奥特却不吃这一套。动荡的局势，五名耶路撒冷电气公司的英国雇员因间谍罪指控被捕（其中一人被判七年监禁，但是11月他的定罪被取消后得到了释放），这已经够马里奥特烦心了。此前他的建议是该国对“妇女和儿童”不安全，而“一名英国妇女”的到来会使他自相矛盾。不过，如果她确实要来，她应该“认识到作为此地唯一的英国妇女，她将引人注目，而且会受到犹太情报机构的严密监视”。再者，如果必须为她提供住处，马里奥特就不得不在办公室里装修一间浴室和卫生间，因为“生活区中的现有布局都是男性专用的”。任命妇女到该地区工作一直是外交部头痛的问题。1949年春，百老汇提出派遣一名女士到特拉维夫，领导在英国公使馆内的一个分站，但是外交部拒绝同意。1949年8月，情报局建议派遣一名女秘书到安曼。大使亚历克·柯克布莱德爵士对女秘书的问题尤其敏感，他力主如果“实在要派妇女来，她应该上了一定年纪，相貌最好令人望而生畏，且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40年代后期，以色列一直是“高优先目标”，1948年11月，秘密情报局认为英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保持鲜活的兴趣”。9月，在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得知“对以色列的情报搜集少得可怜”，12月站长得到指令继续呆在安曼，围绕该核心在耶路撒冷建设一个新站（秘密情报局将其设想为对付以色列的基地）。到次年10月，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已足够正常，因而秘密情报局中东区主任（即原东地中海区主任）建议，特拉维夫的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联络以色列当局，希望利用“他们的支持，招募并派遣特工进入苏联或者巴尔干地区”，虽然“毫无疑问这既艰难又棘手”。同时，“对以色列自身的渗透”可以通过耶路撒冷得到协调。在伦敦的约翰·梯格处长谨慎地同意可以“适时”向以色列派遣一位公开的联络官员，虽然他也就事论事，对坦诚联络表达了疑虑。他觉得尽管一般情况下，情报局一定能获得关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大量有益信息”，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以色列人将得到最大的回报，深入了解我们的组织并乘虚而入，除非我们的代表够机敏”。对把耶路撒冷作为对以情报工作为前哨的建议，梯格在1949年11月的信件中提出了质疑：耶路撒冷被新国家以色列和残存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至1949年阿以战争后并入约旦）割裂开来。他指出，“一条严密把守的军事分界线”横贯全市，“这是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在该地区开展行动相当不便。然而，一旦耶路撒冷“不再为这一物理障碍所分隔，我们应该立即在那里安置一名官员，以使其成为我们进入以色列工作的主要办事处”。即使有在该地区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历，经验丰富的梯格也未能预见到，这座城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复合。
远东
1945年8月，留给秘密情报局的是在印度和中国的松散部署，主要服务于支持蒙巴顿对日作战战略的军事需要。确实，尽管把自己看做独立部门，在东南亚英军司令总部，它实际上成为G.A.加农斯·威廉斯麾下P分处的情报收集工具。秘密情报局站点的布置，更多是为了支持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和收复马来亚，而非收集英国在该地区重塑势力所需的更为长期的情报。预料印度将要独立（1947年8月发生），秘密情报局将该区域总部，即情报局国际联络部，从德里迁至新加坡，唐纳德·普雷特成为远东区总监，下辖8名官员和17位秘书。1947年9月，在出发到远东地区巡视之前，此时还身在伦敦的太平洋区总监迪克·埃利斯评估了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状况。在中国境内有香港、天津、上海、南京和乌鲁木齐站，中国之外有东京、雅加达和河内站，还计划在曼谷、仰光、喀布尔和汉城建站。埃利斯对该地区情报的匮乏总体比较失望，不过他将其归咎于食宿的困难，以及官员们不同程度被其掩护职业所拖累，这也是战后行动环境令人讨厌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多少自己的本钱，主要依靠国民党政府获取情报。1946年后期，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国民党高级情报官员和一位前特别行动处联络员向南京站提出了详尽的方案，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假通讯社，利用以前被日本人雇用来对付相同目标的白俄人和一些日本人，收集苏联活动的情报。起初对这一主意（涉及付给联络员一笔工资）还有点热情，但因为南京站所说的“不切实际的汇率和中国混乱的经济”，情况很快变得有些混乱。而且，总部不信任那个联络员，将其描述为“一个中饱私囊的冒险家，骗术低劣的骗子”，因而抛弃了该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那位特工提供的苏联活动情报并不可靠，他在1947年初期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相互关系的分析却完全正确。不过，在总部它并未得到关注，可能因为到那时它已不值一提。他断言，“眼下国民党发现他们自己处境岌岌可危”。他们“既丢掉了土地也丧失了影响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远远优于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成功地挥霍了大部分优势”，“现在连他们是否还比敌人强大都是个问题”。
无论如何，九个月之后，为应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秘密情报局开始认真制订计划。1948年3月，总部给新加坡发报，指示天津站“在可能被共产党人占领的地区，尤其是平津地区和南满，立即为配备必要通讯器材的潜伏组织制订计划”。天津站长估计，当地英国公司将在接管后留下来，不过发现他们不愿合作，表现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态度，夹杂着沾沾自喜、自得其乐和听天由命的情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反映了战后的新情况）是，“一旦我们转身离开，几乎没有中国人——或许可以说完全没有——值得信赖，可以为我们认真工作超过二十四小时，除非我们对其保持强有力的控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原因很明显。天津站的代表根据实际情况断言，“说在对日作战期间有大量可以信赖的中国人与此毫不相关。日本人是异族敌人。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共产党既非异族也非敌人”。无论如何，一切均为时已晚。尽管为潜伏小组准备的无线电台在10月运抵香港，共产党人在中国北方的推进意味着只得到此为止。而且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无论对一般外交官还是秘密情报局来说，生活都变得日渐艰难，处处受到限制。到1949年3月底，评价“解放后天津站的处境”时，该站长助理特别提到，除了其他限制之外，新政权指示所有电报通讯现在必须“使用明码，辅以汉字文本”。1948年2月，乌鲁木齐站的主要目标是“渗透苏联中亚地区”，其主任以前是医务神职人员。他希望将传播福音和搜集情报结合起来。1949年秋末共产党人抵达之后，他也同样受到限制，不久这位秘密情报局人员即遭驱逐。
秘密情报局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必须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情报局的客户部门需要局里提供更为广泛的全球情报，还有那些客户对秘密情报局有所作为的期望。这个问题是奥姆·萨金特在1948年初提起的，当时他写信给孟西斯，抱怨对最近九龙的骚乱（这激起了对英国驻广东总领事馆的袭击）和巴格达的动荡与暴力，外交部未得到预警。“必须承认我有点不安地发现，”他写道，“对于最近九龙和巴格达可能发生事件的进程，贵局未能给我们任何警告。”萨金特“对秘密情报的供应很担心，因为在今后几个月中，我们很可能在整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面对影响深远的新动态”，显然暗指共产党人在西欧的政治挑战。孟西斯回信不担心法国和意大利，他认为那里的情报供应没有盲区。至于九龙和巴格达这样的特殊事件，他的分辩也合情合理：“在和平时期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即使遭遇雪上加霜的状况，对具体突发事件提供连续的预测也并不在秘密情报部门职责范围之内。”他辩称，“秘密情报部门的任务，是将英国政府各部门的一般性警告加以强化，力图有效渗透敌对势力，预知他们的总体计划”。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就提及的具体事件，秘密情报局未能做得更好。他指出在中国他的组织“才刚起步”，而且对九龙的严峻形势，估计军情五处的当地防卫安全官员或者领事馆官员都已经做了报告。在伊拉克，他承认秘密情报局代表更多地专注于政府情报来源而非反对党的联系人，不过坚持认为（尽管稍显勉强）骚乱开始以后，他的报告还算及时。[587]
秘密情报局在中国的本钱相继丧失殆尽，而各客户部门对情报的需求却越来越执着，埃利斯为此专门到香港评估局势，得出的结论是别无他法，只能利用与国民党人的现有联系。在1949年初给总部的电报里，他注意到“秘密情报局的‘中国机构’创建于1945年，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并未要求其情报收集早出成果”。他继续写道，“从那以后，形势和渴求情报的部门逼迫我们缩短时段，加快步伐”。目前，收效还“太微薄”，如果要扩大产量，他认为“正统方式”之外，必须辅以1948年底国民党联络人向南京站长提出的约定。中国人建议，每月支付3000英镑（约合今天的7.5万英镑），他们就可以“提供所有材料，答复特别问询，执行具体任务，保持并延伸无线电报和地下情报员服务”。如果需要，他们还提供破译共产党人密码的“完全合作”，“建设潜伏网络，通力合作渗透俄国和苏占远东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