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秘密情报局的战后部署日益集中到受共产主义影响最为直接的国家，以及可能有效化解这一影响的那些地区。实际工作中，这就意味着人力财力汇聚到欧洲和中东地区毗邻苏联阵营的国家，还有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尽管在影响较小的地区，出于预算的考虑，情报局被迫精简其配置到了极致，不过它依然保持着全球性的触角。毫无疑问，这就是拉美地区的实际情况。战争结束时那里有十个情报站，一般是单人编制。短短几年间仅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和里约热内卢这三个站被保留下来。秘密情报局与非洲的交道甚至更少，40年代后期，除了英国南非自治领外，非洲还只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英国领土内部安全由军情五处负责，情报局只在亚的斯亚贝巴设有一个小情报站，工作更多地面向中东而不是非洲，想来任何涉及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地的情报，都可以在相应的欧洲各国首都获得。纵观整个中东地区，除伊斯坦布尔、开罗和耶路撒冷这三个较大的站，秘密情报局的布点相当稀疏，对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依靠联络员提供的情报。巴勒斯坦是秘密情报局负有主要责任的地区，在战后的世界里它非常独特，因为共产主义在该地区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在这个“帝国之端”，犹太人对安全“民族家园”的寻求和大屠杀的恐怖记忆交织在一起，激化了动荡、狂暴且一触即发的事态，使得英国及其安全情报部门，包括秘密情报局，最终都无能为力。
巴勒斯坦
虽然秘密情报局在耶路撒冷有个重要站点，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情报收集来自与巴勒斯坦警察犯罪调查科、陆军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分享。从1946年起直至1948年5月英国单方面撤离，在英国军队和犹太暴乱分子之间剧烈的暴力冲突中，秘密情报局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任务。其间前秘密情报局官员德斯蒙德·多兰在1946年9月被暗杀，此前他于1942年10月调到了中东安全情报处。1946年12月，百老汇的判断是，秘密情报局来自阿拉伯方面的消息来源强于犹太人方面，而耶路撒冷是中东地区“有效渗透该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惟一政治情报站。
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例如犹太右翼地下运动和斯特恩帮）造成的威胁在巴勒斯坦就够吓人了（如1946年7月，斯特恩帮炸毁耶路撒冷的戴维王饭店，91人丧生），还逐渐延伸到欧洲大陆和联合王国本土。1946年到1947年，犹太右翼地下运动属下小组对德国境内的英国军事基地实施了破坏行动，在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局安放了一颗大炸弹（未爆炸），威胁刺杀贝文和艾德礼，给内阁成员寄信件炸弹，炸毁罗马英国大使馆（其中秘密情报局办公室遭到严重损坏）。秘密情报局协助追踪犹太复国运动各组织，还向军情五处通报了犹太右翼地下运动领导人蒙拉基姆·贝京利用整容手术改变容貌的错误情报[582]。关注的焦点是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非法移民问题，自30年代以来英国行政当局就为此伤透脑筋。英国人设定了移民配额，以防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增加（这必将加剧社区紧张局势）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事实证明该配额越来越难以强制执行。尤其是考虑到大屠杀的背景，经历过野蛮迫害和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显然不顾一切要到达巴勒斯坦，面对他们的渴求，严格执法就显得既残酷又吹毛求疵。另一方面，英国要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负责，政府希望能保持一定的社区平衡，需要与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维持良好关系，这些都使得英国当局对获准定居该地区的犹太人数量保持严格限制。[583]
但是该如何加以执行？到1946年末，政府征求秘密情报局的意见，局里提交了一份文件，包括“威吓船长和水手们使其不敢参与非法犹太移民和偷渡的行动建议”。它没有畏首畏尾，“实际上，就其性质来说，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胁迫，而胁迫生效的唯一可能，就是对象人群中某些成员确实得承受令人不快的后果”。报告指出，如果传言仅仅以“虚无缥缈”的麻烦事件为基础，“很快就会穿帮”，“为‘耳语’和谣言提供某种实质性支持绝对有必要”。可以通过英国政府发出公开警告，或者采取隐蔽行动，这又涵盖了一系列可能性：如散布将对轮船采取恐怖行动的谣言，或破坏船只，“使轮船无法起航或在离港后抛锚”。各种选项包括“起航后，发现某种破坏装置导致轮船‘无法正常’运转”，“在轮船淡水供给或者船员的食物中做手脚”，还有“停靠港口的轮船失火”。在一封附信中，孟西斯反复权衡了这个计划：将责任推到某个臆造的且显然颇为强大的阿拉伯组织，不过这也许会遭到反对，因为它可能“激化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还可能激起犹太人对阿拉伯人进行报复”。退而求其次，可以“空穴来风”散布谣言，给他们后面的组织制造“神秘气氛”，尽管他认为“相较将传言与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联系起来的建议，这不太能令人信服”。不管最后决定如何，他感到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一旦走漏消息，除了毁掉成功的一切机会外，还可能给英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584]
外交部里的意见大体都反对较为激烈的建议，认为一旦被发现，风险过大。东方处的彼得·加兰认为，“恐怕这些都是战争期间而非和平年代可以接受的行动，而且可能使我们在行动所在地的国家陷入严重困境”。尽管如此，1947年2月14日，在秘密情报局与来自陆军情报局、殖民地事务局和外交部的代表开会后，海特通知孟西斯启动计划，只要“没有带来伤亡的风险”。秘密情报局不能杀人或者使已经起航的船只抛锚，“即使要纵火，也只能在船只空载时采取行动”；同时禁止在淡水和食物中做手脚。实质上这就意味着不得在轮船实际运载难民时展开直接攻击[585]。这就是“困窘”行动（命名恰如其分）的由来。
一段时间以来，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对巴勒斯坦境内安全负责）都在监视非法犹太人偷渡，行动代号“越境”。信息收集针对法国和意大利的难民营。成群结队希望移民的人从那里来到地中海沿岸港口，乘坐轮船抵达巴勒斯坦。在米兰、巴里和普利亚，英国情报人员确认有几个难民营被非法越境组织用作“非法移民的过渡营地。在每次非法运载之前，罗马难民营内的人数都会大幅下降，而且他们最后都会出现在这些营地，要求得到几天的庇护，时间长短视其搭乘非法移民船只离开的日期而定”。这些难民营的英国官员察觉到这一流程并竭力扰乱其交通。在法国，一位情报人员找到了一个非官方难民营，提供了马赛附近地中海沿岸港口中“可疑船只”的细节（包括照片）。
根据获得的“越境”行动情报，1947年初在百老汇组建了一支“困窘”小队，指示为“减缓非法移民流入巴勒斯坦”。指令明确要求，“尽管受到怀疑还可以接受，首要的考虑因素是绝对不能留下将这种偷渡的实际行动与英国政府联系起来的证据”。秘密情报局内部对有关行动的消息严格管制（参与人员被称为“困窘者”），为此搭建了一个特殊通讯网络“海洋”，专用于“困窘”行动的通讯。除情报局之外，军情五处和外交部（包括奥姆·萨金特）里仅有几个人了解行动计划的简要情况，不过1947年5月咨询外务部后，孟西斯指示他在雅典、开罗和罗马的代表“单独面见他们的使团团长并告知此事”。行动预算30000英镑（约合现在875000英镑，尽管最后仅使用了13000英镑），涉及三个方面：针对潜在难民船只的直接行动；宣传计划；对无法直接采取行动的黑海港口，用欺骗计划扰乱其移民。
由前特别行动处成员组成了小分队，一队部署在法国，另一队在意大利，不过仅在意大利发动了实际攻击。提供的是英制水下炸弹和定时器，因为大量此类武器“在战争期间被提供给欧洲的抵抗运动，去向不详”，据信这样不会构成任何安全风险。不过对特工的假身份做了精心考虑。首先相关英国人出现在国外需要好的理由，这通常包括经商、访友和度假，以及乘游艇到地中海旅行。如果出了问题，这些说法穿帮，“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承认与英国政府有联系”。反之，他们要声称应募于“一个反共组织，由一群国际实业家（主要来自石油业和飞机制造业）组成”，据称其指令来自纽约，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理由是“俄国人通过犹太逃亡群体，将犹太共产党人渗入巴勒斯坦，因而危害了该组织在中东的各种利益”。为此这个国际组织招募了“前突击队成员式的”特工，在英格兰牛津附近的一座老庄园大厦内进行培训。特工们受到告诫，这种假身份“是其最后防线，即使面临牢狱之灾，也别指望从英国政府处得到任何帮助”。
1947年夏及次年年初，意大利港口内的五艘轮船遭到袭击。破坏分队考虑的重点是确保任何目标船只均未装载货物，且船上无人。一艘轮船被报“全损”，两艘被毁坏。另两艘船上安放的水下炸弹显然未被发现。其中有一颗水雷被碰刮落水，后来为潜水员寻获，“确认其来自英国”，不过当地港务主任认为这“不奇怪，因为阿拉伯人当然会使用英制弹药”。
作为行动宣传方面的一部分，为将怀疑从英国人身上引开，一个叫作阿拉伯巴勒斯坦保卫者的组织横空出世，声称对阻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负责。百老汇用“适当国别打字机”准备好信件，从巴黎寄给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各大报，影射苏俄插手移民。信件中声称：“俄国试图在巴勒斯坦强行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向他们而非西方寻求精神力量和支持……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爆发战争，就是犹太人攫取这个国家。两害相权，保卫者们宣布他们将‘把战斗带到这些麻烦的根源所在地’。没有伤害‘无辜犹太人’或者‘在巴勒斯坦导致更大麻烦’的意思。他们警告说：‘我们将只袭击那些直接参与犹太人非法移民的家伙和他们的帮凶。’”
与影射俄国插手犹太人迁徙的企图相反，欺骗计划的目标在于暗示，英国人正在利用移民从东欧转移特工。一份伪造的英国政府文件暗示，不仅“英国情报组织”在利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网络将特工渗透进中东，而且“来自‘铁幕’之后的犹太移民是了解俄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宝贵情报来源”。1948年2月，这份文件被来自百老汇的官员安置到维也纳的卡萨诺瓦夜总会，都知道那里“苏联国安部成员频繁出没，据信由俄国人控制”。在布加勒斯特也寄出了指向该英国计划的各种信件，希望当地邮政检查员会将其报告给苏联当局。不过到1948年初“困窘”行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这预示了5月14日英国身心俱疲地从巴勒斯坦撤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欺骗行动产生了效果。
回顾这一事件，一位秘密情报局官员认为可能错过了最大机会，就是1947年初夏计划在法国地中海沿岸小港口希特破坏“沃菲尔德总统号”的行动。搭载一批受过破坏训练的特工，一艘秘密情报局控制下的游艇跟踪着这条轮船。他们计划在其船身安放延时三至四天的水下炸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尽管这能让“游艇在爆炸发生时到达意大利海域”，这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特工们几乎无法保证爆炸不会带来伤亡。无论如何，法国政府在1947年5月已向英国人保证，他们自己也将采取措施阻止移民运输，此后外务部对法国境内的“困窘”行动做出了严格限制，游艇得到指令“继续驶向意大利境内的其它目标”。然而，7月沃菲尔德总统号搭载4500名难民驶离法国，以“1947年大逃亡”而闻名世界。轮船到巴勒斯坦尚未靠岸，就被英国安全部队查扣（行动中三人死亡），移民们被强制遣返欧洲。事件激起新闻舆论（尤其在法国和美国）的怒火，遭到了极严厉的谴责。一名参与此事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反思道，“英国政府无疑付出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代价”。事件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好的宣传武器，甚至连我们的朋友都对非法移民们流露出同情”。这名官员辩称，“当初秘密情报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对付沃菲尔德总统号，如果外交部予以批准，所有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试想实际花费可能只需匪夷所思的100英镑，而英国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他暗示“很难找到比它更为显著的例证，既显示了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价值，也反映了外务部‘掌握着秘密情报局里的行动武器，却未能善加利用’”。[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