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辛克莱在这点上是错误的，因为希特勒直到5月30日才批准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计划。参见安德鲁，《秘密情报》，第392-394页。关于有价值的持续评估英国获取的有关希特勒个人的情报，参见温特，《英国情报机构》。
[309]‘我们应该怎么办？’1938年9月18日（英国国家档案，外交部371/21659）。
[310]莫拉维奇在其回忆录《间谍大师》第十二章中的说法。
[311]“德国：要素，目的，手段等”，包括附件辛克莱1938年12月21日致杰布的信（英国国家档案，外交部1093/86）；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德国人可能的意图”，外交大臣备忘录，1939年1月19日[外交政策（36）74]（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27/627）。
[312]内阁会议纪要，3月30日[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23/98/16（39）]；5月9日外交部与柏林和罗马的通话；“影子内阁的决定”，1937年7月7日（英国国家档案，外交部1093/87）。
[313]达尔文的日记，8月22日；达尔文1939年8月23日致西比尔·达尔文的信（达尔文文件，第一柜，62/218/1）。
[314]关于工业情报中心的历史和莫顿在其中的作用，参见班尼特，《丘吉尔身边的神秘特工》，第135-175页。
[315]维维安给梅德利科特未注明日期的便条，1939年8月13日（英国石油公司档案，查号：129910）。
[316]辛克莱致克罗的信，5月17日；汉基1932年5月21日会议纪要（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127/371）。
[317]科恩，《绝密回忆录》，1900年至1984年（科恩文件）。
[318]科恩，《绝密回忆录》，1900年至1984年（科恩文件）。
[319]关于斯蒂芬森与秘密情报局以及其与德斯蒙德·莫顿的联系，参见班尼特，《丘吉尔身边的神秘特工》，第218-220页。
[320]丹尼斯顿，《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第52页；安德鲁，《F.H.欣斯利和剑桥鼹鼠》，第34页。
[321]地政局物业转让文件，布莱奇利庄园，产权证号：BM677；辛克莱遗书，1938年11月4日。
[322]丹尼斯顿，《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第68页。
[323]关于D处和经济处的起源，参见希曼编著的《特别行动处》。
[324]赴伦敦代表团的报告，1939年1月30日至2月1日[法国国防部历史科（陆军基金会），7NN2502，dr250]。
[325]欣斯利，《英国情报机构》，卷一，第28-30页。
[326]达尔文的日记（达尔文文件，第一柜，62/218/1）。
[327]该通知最终于10月5日下发。
[328]随附在此通知的分送国名单中不包括波兰，而德国是被划掉了的。
[329]根据《死亡证明》，辛克莱死于“1（a）过度疲劳，（b）恶性脾肿瘤；2支气管肺炎”。
[330]参见1939年11月8日《泰晤士报》；达尔文的日记，1939年11月4日（达尔文文件，第一柜，62/218/1）；卡多根日记，1939年10月30号至31号，11月4号（卡多根文件，编号ACAD1/8）；辛克莱致卡多根的信（抄送威尔逊和艾恩赛德），1939年11月3日（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31]威尔逊11月7日写给卡多根的信；卡多根11月9日写给R.卡特勋爵（海军部）、P.J.格里格勋爵（陆军部）和A.史及特勋爵（空军部）的信；格里格11月14日写给卡多根的信；金斯利·伍德（空军部）11月13日写给哈利法克斯的信；丘吉尔11月18日写给卡多根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这封11月19日的信的打印版本的复印件，收于丘吉尔文件，编号CHAR19/2A，文件夹102-103）；卡多根1939年11月19日的日记（卡多根文件，编号ACAD1/8）。
[332]1945年6月30日的《泰晤士报》；由卡多根于1939年11月22日作注（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33]由卡多根作注（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卡多根1939年11月16日的日记（卡多根文件，编号ACAD1/8）。关于丹齐上校所谓的志向，参见费舍尔的《Z上校》，第195-200页。
[334]卡多根1939年11月27日、28日的日记（卡多根文件，编号ACAD1/8）；由哈利法克斯于1939年11月29日作注（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约翰·达尔文1939年12月1日、2日的日记（达尔文文件，第一柜，62/218/1）。
[335]利德尔1939年11月24日日记（英国国家档案，安全局4/185）。
[336]波兰在帮助英国破解德方密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见欣斯利，《英国情报机构》，第二卷，第二部，第945-959页。
[337]洛斯基，《海上战争》，第一卷，第100页。
[338]洛斯基，《神秘人汉基》，第二部，第447页。
[339]提供给汉基阁下的证明概要，未注明出版日期；戈弗雷2月2日写给汉基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40]“情报来源”，由海军情报局局长1940年2月2日作的备忘录（出处同上页注2）。
[341]虽然孟西斯几乎没察觉到巴斯对秘密情报局的批评，他还是告诉军情五局的盖伊·利德尔，他认为巴斯“大体方式上是可靠的虽然也许并不非常令人信服”（利德尔1940年2月23日的日记，英国国家档案，安全局4/185）。
[342]霍尔4月23日、24日写给汉基的信和回信；汉基1940年4月24日写给孟西斯的信（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127/375）（文件保留在内阁办公室）。
[343]汉基1940年4月24日写给霍尔的信（出处同上）。
[344]汉基4月29日写给贺瑞斯·威尔逊的信；威尔逊1940年5月1日写给H.L.伊斯梅的信；联合工业委员会战时的发展将会在迈克尔·古德曼即将出版的《官方历史》中披露。
[345]布莱克，《丘吉尔如何成为首相的》，第273页。关于莫顿的总体立场，参见班尼特，《丘吉尔身边的神秘特工》，第10-11章。
[346]秘密情报委员会1940年6月3日首次会议（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47]亨利·霍普金森（常务次官私人秘书）1940年8月9日写给卡多根的信（出处同上页注1）。
[348]埃里克·席尔1940年9月28日的笔记（英国国家档案，首相办公室4/80/3）；道尔顿1941年4月29日的日记（道尔顿文件，道尔顿/1/24）。1940年10月，孟西斯停止给莫顿发送特别报道，从此只为他提供政治和军事的每周简报。
[349]欣斯利，《英国情报机构》，第一部，第156页。
[350]孟西斯1940年10月2日写给霍普金森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51]卡多根10月7日的笔记；布里奇斯1940年10月10日写给霍普金森的信（出处同上）。
[352]卡多根1940年10月14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出处同上页注2）。
[353]布里奇斯12月13日写给卡多根的信；霍普金森1940年12月14日的笔记（出处同上）。
[354]秘密情报委员会1941年3月19日二次会议（出处同上页注2）。
[355]杰布1940年6月13日写给卡多根的信（出处同上页注1）。
[356]道尔顿，《重要年代》，第366页。关于特别行动处的形成，参见希曼编写的《特别行动处》。
[357]这份备忘录由孟西斯和纳尔逊于5月4日签署。
[358]丹齐于1943年5月11日所做备忘录（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59]赛尔伯恩1942年5月31日写给艾登的信，包括纳尔逊和杰布的注解（出处同上页注1）。
[360]赛尔伯恩4月22日备忘录[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66/23，WP（42）170]；孟西斯4月27日给彼得·洛克斯利的信，对357-383的注解（外交部）；未署名的注解可能是洛克斯利1942年5月13日写给卡多根的（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特别行动处和秘密情报局合作，由联合计划参谋机构1941年5月15日作的备忘录（终结版）[英国国家档案，内阁办公室84/45，JP（42）502]。
[361]皮特里1941年1月30日给史温顿爵士写的信，被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引用，《秘密机构无线电情报》，卷一（英国国家档案，政府通信总部43/6）。
[362]皮金在其《秘密的无线电战争》中对第八处通信处的活动有非常生动而详细的说明。
[363]参见维维安写给孟西斯的信（参见塞西尔，《“C”的战争》，第1841-1887页）。
[364]关于斯洛科姆，参见理查兹，《秘密舰队》，第一部，第三章。
[365]卡多根1942年2月10日写给孟西斯和三军情报机构局长们的信（英国国家档案，海军部223/851）。
[366]卡多根1945年7月3日写给孟西斯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塞西尔，《“C”的战争》，第80页；T.S.赖利的回忆录（赖利文件，编号MsEng.c.6875）。
[367]贝丁顿，《回忆录》，第276页（贝丁顿文件）。
[368]卡多根（外交部）1942年2月10日写给孟西斯的信，1945年1月7日被DDMI（F）引用到备忘录中（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69]“喜欢冒险的参议员”，《人民》（悉尼，新南威尔士）第3卷第21章（1952年11月17日，第38-41页）中有关于肯德尔传记的信息。
[370]秘密情报局1947年重新对拉姆塞表示有兴趣，他的外语技能可能会更有用。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个惯犯，“非常失望地”得知他其实正在利兹监狱，要一直到1950年才能获释。“因此，恐怕，”这份档案继续注解，“我们不能再考虑他了。我非常希望他已经改变了生活方式，能对他的国家有些作用。”拉姆塞后来成为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英雄，在《国家传记牛津字典》中有关于他的条目。
[371]1939年3月4日和9月21日的《泰晤士报》。威尔金森和布赖特·阿斯特利的《小装置和“特别行动处”》中的第41-45页，有关于撤退的生动描述。
[372]玛格丽特·里德和雷夫·C.哈尔斯特德写于1940年4月的《战争日记》，第100-101页（雷夫文件，手稿708/3）。福利信号在伦敦传播广泛，参见英国国家档案，陆军部106/6100和外交部371/24834。
[373]琼斯在《最秘密的战争和关于情报的思考》中叙述了他战时的情报经历。
[374]瑞典在战争中和战后都加强了警惕，这在《情报和破坏：英国情报局》的第16卷和17卷（大约1939年至1950年）中有详细的监视报告说明（瑞典军事档案）。
[375]关于瑞典安全局势，参见德纳姆的《纳粹党内部》和麦凯的《从情报到阴谋》。
[376]马利特1940年5月12日写给杰布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瑞科曼事件发生在特别行动处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克鲁克香克事件之后。
[377]关于希曼斯卡，参见加尔林斯基，《瑞士通道》，第84-92页，部分基于1979年与希曼斯卡的会见谈话。加尔林斯基的叙述与秘密情报局的档案证明不一致。
[378]欣斯利，《英国情报机构》，第一部，第56-57页。
[379]贝斯特在《芬洛事件》中提供了他自己的记述。
[380]因为衣物也实行配给制度，秘密情报局特别为特工安排衣服票券来购买晚礼服，也可参见黑哲赫夫，《奥伦奇的士兵》，第100-116页。
[381]关于特别行动处，参见福特，《低地国家的特别行动处》。
[382]参见诸如克莱伦斯情报站报告，编号1-45（1941年2月-1942年3月）（克莱伦斯情报站文件，第一柜）。
[383]比利时方面的情况在德布劳内的《秘密战争》中得到了如实描述。
[384]理查兹，《秘密舰队》，第一部，第13-15页，第32-61页。戴高乐的太太实际上已经设法逃走了。
[385]孟西斯1941年4月2日写给霍普金森（外交部）的信（常务次官处文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386]德·杨·德·拉马克，《戴高乐、帕西上校和英国情报局》。关于引人注目的改造账目，参见富尔卡德的《诺亚方舟》。
[387]欣斯利，《英国情报机构》，第二部，第248-249页。
[388]波兰在欧洲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在斯特林编写的《情报部门的合作》中得到了大量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