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及民族主义派于1939年春赢得西班牙内战之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秘密情报局能够搞到具有价值的政治或军事技术情报。然而，在这个阶段，秘密情报局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意大利和德国。1937年2月，秘密情报局海军处负责人E.H.拉塞尔上尉告诉辛克莱，“今后许多年里，地中海都将关系紧张，或在战争时期成为我们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等地找到当地的特工来提供海军集结、海岸防御、空军集结、机场和军事目标的情报”。3月10日，寻找合适人选的通知便发给了秘密情报局驻欧洲和北非的所有情报站。不到一个月，比菲·邓德代尔认为他已经在巴黎找到了合适的人员，一个法国商业旅行者，一个已经为法国海军工作的间谍。邓德代尔说，此人为英国工作的动机是“他认为，我们两国应并肩战斗，同时他也想增加一点收入”。该特工与秘密情报局的草率关系说明秘密情报局在扩大业务方面出现的一些实际困难。邓德代尔出手十分大方，付钱让他去考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潘泰莱里亚岛（一个位于马耳他以西、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特定目标）。当他的报告寄达伦敦时，空军处的温特博特姆对报告中提及的停留在该岛港口的意大利航空母舰米拉利亚号的细节提出了质疑。而海军处则表现得较为开明。虽然雷克斯·霍华德认为，该特工是否到过潘泰莱里亚岛“非常令人怀疑”，但该报告还是交由海军部和空军部来评价。
邓德代尔开始对聘用一个“在这个行当做得太久且伺服过多位主子的人”变得警惕起来，并声称“在正常情况下，我决不会聘用这样一个人，但鉴于目前的局势，我想我会给他一个试用期”。即使在海军部和空军部给了其情报较好的评价之后（这表明，在此事件中，他们的批评部门职员可能要比秘密情报局的职员坦诚得多），邓德代尔也觉得管理一个现成的法国特工的风险似乎太大，于是在此后不久便把那人解雇了。
英法联系
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便在法国开展活动，这一事实反映了与法国安全和情报部门保持联络的重要性。刚开始，比菲·邓德代尔情报站的主要搜集目标是苏联，使用的是“一战”后在伊斯坦布尔首次发展的一些白俄联系人（也包括其他人）。邓德代尔对这些人严加保护，当中有许多人提供了从苏联境内搞到的情报，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称之为间谍活动。1934年，他这样描述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侨民：他曾受雇于秘密情报局局长达7年，特别有用，居然从苏联军事出版办公室搞到了官员手册，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他经常送礼物给他”。此人还“基于个人的了解、新闻及随机线索”，提供了“苏联海军事务的报告”，甚至还搞到了“禁止出口的报纸”。邓德代尔以前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位线人在苏军第比利斯办事处工作，他用当地报纸夹带寄出有关军事调动的情报和一些武器装备的技术资料。还有一个在俄罗斯南部以铁路官员为中心的情报网，对他们关于中亚军区的铁路运输报告，孟西斯在1930年11月的评价是“非常有价值”。但是，18个月后，该特工及其小组因费用太高而被取消了。
法国当局对邓德代尔的一些活动至少是了解的，而且彼此间还有过直接合作，例如在1928年联合报告苏联叛逃者鲍里斯·巴加诺夫。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很显然，法国不仅纵容邓德代尔的间谍工作，而且还与秘密情报局合作与德国对着干[290]。1933年11月，孟西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明显是来自法国官方内部提供的情报，分发了关于法国情报状况的详尽评论。与在英国一样，钱是个问题。孟西斯观察到法国情报局（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机构）由于预算削减，也已不得不减少一些活动。他注意到法国和波兰秘密情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而且法国人通过设在阿尔及尔的情报网取得了有关意大利的颇具价值的情报。虽然有几个法国特工被安置在了德国，但他们“目前被绝对禁止发送任何报告”，因为打算只在战时才会启用他们。孟西斯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正在招募数量众多的“高级女特工”。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德代尔一手建立了与法国同行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法国情报局反间谍中心的保罗·帕洛尔中尉在1937年会见了他，事后回忆说，他是“一个极为迷人而儒雅的同行”，此人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受到了法国方面的极大赞赏。到了30年代后期，双方一直共享有关阿布维尔（德国陆军情报局）、帝国安全部（即德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纳粹政权内部的情报[291]。1937年10月，孟西斯（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英国情报局的“头儿”）拜访了法国情报局局长里韦上校。他说自己对三个内容宽泛的话题感兴趣：德国军事情报；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一般活动，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所使用的意大利和德国军事装备的具体细节；法国的政治见解，尤其是英法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孟西斯向法国坦言，尽管秘密情报局在搜集有关德国军队的情报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但他对意大利的情况及其在西班牙的军事进展较为了解。考虑到德国在中欧的野心，他预测，德国军队可能在三个星期内占领奥地利（实际上这发生在五个月之后），德国肯定将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类似压力。他认为，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公众舆论都不会赞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参战。而英国，他坚持说，既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做好准备。因此，他认为，目前惟一的选择就是等待。法国人认为，这一不同寻常而又坦率的政治主张“当然是个人意见”，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他们认为孟西斯在英国陆军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此铭记于心。[292]
1938年7月，为了欢迎海牙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史蒂文斯少校，孟西斯通过里韦安排了与法国情报官员们的一次聚会[293]。史蒂文斯后来在情报二局（法国陆军部情报处）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这位法国人与他交流了有关德国间谍的情报，这些间谍是通过荷兰派遣来法国工作的。史蒂文斯向伦敦证实，法国人十分急于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荷兰情报站就秘密情报和反间谍事务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报告说，法国人以“最大的善意和坦诚”欢迎他，他们“提出的互惠合作”是“绝对真实可信的”。辛克莱私下里十分感谢里韦，称“你给了史蒂文斯在巴黎那几天非常盛情的接待”，他“回来时更像是个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了，你无疑在我局有了优秀代表”！他还说，“安排在荷兰的联合行动将证明，这对我们双方情报机构都是有价值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和英国情报机关各有进一步互访。1938年12月，总部政治处的戴维·富特曼前往巴黎寻求在政治情报特别是有关苏联、远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情报事项方面建立协作关系。返回伦敦后，他报告说，与法国殖民地情报局一名官员会见“令人感到非常愉快”，这主要是由于“45000（邓德代尔）已经与他的法国朋友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邓德代尔在1939年1月应法国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之约访问巴黎。戈弗雷1月12日来到邓德代尔的办公室，后者向他展示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方法、安全措施、地图绘制、报告和计划，包括空中拍摄的照片等。邓德代尔事后从两人共同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戈弗雷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因此法国人也就满意了。“他们对戈弗雷上尉的印象非常好，”他报告说，“我相信在他访问之后，他们愿意为我们做一切事情。”1月底，一个法国情报代表团来到伦敦举行会谈，参与人员有秘密情报局的孟西斯和史蒂文斯，还有凯尔及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孟西斯告诉法国人，他相信，德国人并没有认真准备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在更遥远的战场上，他指出，英国人十分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有关活动。中东也是一个问题，他希望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局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问题上能够加强合作。由于担心他前任手下的一些特工可能被德国人策反（他是多么正确啊），史蒂文斯报告说，他已与荷兰安全当局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联系，并正在发展一个由20位精兵强将组成的针对德国人的情报网。孟西斯补充说，这完全是在替法国人服务，并提议，当秘密情报局在荷兰重点开展反德工作之时，法国也应集中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做同样的工作[294]。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秘密情报局倡议下，白衣夫人情报站重新被激活了。
法国人于1939年1月访问伦敦期间，所提到的话题之一就是两国情报机构的沟通合作，以“低地国家”为基地，安置反德双重间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代号“李270”的比利时人。1934年他既被法国情报局又被德国阿布维尔招募。他向他的法国主管官员提供了他搞到的德国对法国航空业的调查问卷（连同他的回答），并于1939年1月提供了另一份针对英国情报要求的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空军，表明德国怀疑英国要在荷兰建空军基地。孟西斯十分感兴趣，于1939年3月催促法国同行从该特工处获取任何进一步的情报。关于德国方面的情报再没有了进展，但在1939年6月，意大利人找到李270，要他充当针对英国的间谍。虽然从这个间谍身上得到的回报并不多，但奥利维尔·福卡德评论说，此事说明在大战前夕，两个情报机构之间是“谨慎而明智的伙伴关系”，及其越来越多的合作，“幕僚间无拘无束的会谈和外交手腕”[295]。这是秘密情报局早期施行的雇用双重间谍策略，成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重大作用的双交叉系统的起源之一。
1939年整个春天，邓德代尔开始与法国人一道安排与德国和意大利交战的动员工作。他说服孟西斯邀请里韦访问伦敦，非正式商讨万一需要在法国再次部署英国远征军的有关安排。在访问期间（6月上旬），里韦、亨利·纳瓦拉上尉（来自法国情报局德国处）和指挥官布伦（他们的动员主任）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下榻在多尔切斯特酒店。在萨瓦饭店用餐后，他们与孟西斯、休伯特·哈顿——霍尔（陆军部）和雷克斯·霍华德会谈。随着1939年夏季英法合作不断加强，规模不断扩大，辛克莱对邓德代尔肩负的重担感到担忧。虽然辛克莱认同邓德代尔是与法国的主要联络人，但辛克莱认为让他“独立承担这次联络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任务”而不至于干扰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辛克莱因此告诉邓德代尔只负责与特工、双料间谍和法国总参谋部有关的工作职责，而由站长（当时是1937年取代了杰弗斯的杰弗里·W.考特尼）来处理反间谍、外勤安全、审查、护照“和任何类似的事务”。
一个快速发展的英法情报关系，其代价就是增加了英国对法国判断的依赖，而事实最终证明，其对德国的实力和能力估计过高。道格拉斯·波奇辩称，二局的地位低，预算有限，因此，“递交给最高统帅部的情报质量有严重的影响……对他们的情报不能切中要害而感到恼怒，情报官员们唱高调，夸大德国士兵、坦克和飞机的数量”。陆军中校肯尼思·斯特朗——战争爆发前在柏林使馆任武官副官，然后在陆军部陆军情报局德国科工作——回忆说，法国的估计有时要比英国的数据高20%。这一现象持续到1940年，这（根据F.H.欣斯利的说法）“导致白厅高估了德军师级编制的总数”，他宣称，尽管这“没有造成不幸的战略后果”。[296]
在20世纪30年代邓德代尔建立的与法国的所有联络关系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上校古斯塔夫·伯特兰，法国肃反处处长。1931年至1938年间，汉斯——蒂洛·施密特（对外称“阿什”），一个在德军通信部门工作的非常有价值的法国间谍，提供了有关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情报。伯特兰将这份情报的一些内容转告了波兰人与英国人。这帮了波兰人的忙，他们最终成功地仿制了机器，并从1933年起破译了恩尼格玛密码机往来的一些电报，直到1938年12月德国对机器做了某些改进才终止。按照欣斯利的看法，英国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与法国人（或者准确地说，波兰人）进行合作的极大兴趣”[297]。然而，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10月伊始，指挥官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告诉辛克莱，伯特兰提供的文件“有助于我们研究恩尼格玛密码机”。事实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军事组的蒂尔特曼上尉形容这些文件“十分重要。有了这些东西，既省时又省力，价值不可估量”。邓德代尔把伯特兰带到伦敦，私下里与政府秘密代码专家的同事们保持联系。从1938年10月起，这位法国人通过邓德代尔陆续向英国转交了许多无线电情报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