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神经症的真正原因却无疑是心理的。不久之前，人们还很难想象机体的失调和生理的障碍能够在十分简单的心理学手段下获得缓解，但近年来医学却已经认识到存在着整整一类心身失调的疾病，在这些疾病中，病人的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的读者也许并不熟悉这些医学上的事实，那就让我举出一个癔病性发热的病例吧。这个病人的体温高达华氏102度，但通过心理病因的吐露，其发热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治愈。另一个病人的牛皮癣扩展到几乎遍布全身的地步，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并无能力治疗他的皮肤病，但我将全力关注他太多的心理冲突。在对他的心理困境作了6周的紧张分析和讨论之后，就像是未曾料到的附带结果一样，他的皮肤病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另一病例中，病人刚刚由于结肠胀气做了一次手术，切除了40厘米的结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再次明显地胀气。病人不顾一切地要求再做手术，外科医生虽然认为那是必要的，却拒绝再为他做第二次手术。可是，随着某些内在心理事实的发现，病人的结肠恢复了正常功能。
这些经验使人难以相信心理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人们很难再继续否认想象中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确实不在视野狭隘的人希望找到它们的地方。它们存在，但并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认为存在只能是物质的存在是一种荒谬的偏见。事实上，我们能够当即认识到的唯一存在乃是心理的存在。反过来，我们完全可以说，物质的存在纯粹是推论，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感知仅仅是知觉到以感官为媒介的种种心理表象而已。
当我们忘了这一简单然而基本的事实时，我们无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甚至当一种神经症除了想象之外再无任何别的原因时，它也仍然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如果某人把我想象成他的大敌而杀了我，我将仅仅由于想象的缘故便死于非命，想象的存在是确实的，它很可能和物质的存在同样真实，同样有害，同样危险。我甚至相信心理的干扰比流行病和地震更为危险。中世纪的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病死的人并没有1914年的意见分歧和俄国的某些政治“理想”杀死的人多。
心理尽管由于缺少一个外在的阿基米德点而不能领悟自己的存在形式，但它却仍然存在。实际上，它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
那么，我们对患了想象的癌症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呢？我将告诉他：“是的，朋友，你确实患了一种癌症式的病，你让一种致命的邪恶驻留在了自己身上。不过，它不会让你的躯体死亡，因为他只是你的想象。但它最后却会让你的灵魂死亡。它已经破坏和毒害了你与他人的关系，破坏和毒害了你的个人幸福，它还会继续长大，直到最后吞噬你的整个精神，使你最终不再是人，而仅仅是一个恶性的破坏性肿瘤。”
我们的病人显然知道他并不是他那病态想象的创作者，尽管理论上他会同意他是他自己那些想象的所有者。如果某人患了真正的癌症，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对这种疾病负责，尽管事实上那癌确实长在他自己身上。然而一旦涉及的是心理，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一种责任，就仿佛我们是我们心理状况的制造者一样。这一偏见是最近才产生的。并非很久以前，甚至那些高度文明化的人也相信精神性的实体可以影响我们的头脑和情感。那时，精灵与鬼魂、男巫与女巫、魔鬼与天使，甚至还有诸神，都可以在人身上制造出某些心理的变化。从前的时代，一个认为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一想法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可能会感到某人对他施了魔咒，或者，他是被魔鬼附体。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这种幻想的制造者。
作为一种事实，我把这位病人的癌症视为一种自发性的生长，它起源于心理中并不等同于意识的那一部分。它仿佛是一种强行闯入意识中的自主形式。人们可以说意识是我们的心理存在，然而癌症却有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它自己的存在。这一表述似乎完全概括了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一案例作语词联想实验，会立刻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他的反应会延迟，会改变，会受到压抑或被自动闯入的东西所取代。有许多“刺激词”得不到来自自觉意图的回答。对之作出回答的将是某些自主的心理内容，而这些心理内容甚至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肯定会发现这样一些回答，这些回答来自癌症这一想法的最深的情结。每当一个刺激词触及与这一潜在情结相关联的东西时，自觉的自我（the conscious ego）作出的反应就会受到来自这一情结的回答的干扰，或甚至被这一回答所取代。仿佛这情结是一个自主的存在，能够对自我意图进行干扰似的。的确，所有这些情结都表现得就像一些拥有自己精神生活的继发人格或局部人格似的。
许多情结所以脱离于自觉意识，是因为自觉意识宁可通过压抑作用来摆脱它们，但是也有一些情结此前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意识，因而也绝不可能受到武断的压抑。它们在意识之外成长，最终凭借其不可思议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冲动闯入到意识中来。我们的病人即属于后一范畴。尽管他有文化、有头脑，他还是孤立无援地成了占有和主宰他的东西的牺牲品。面对自己这一病态想法的不可抗拒的魔力，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自己。这一病态的想法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体内增生，直到有一天终于显现出来并且从此以后就始终不可动摇。的确，只有在极少的间歇期他才能暂时摆脱这一想法。
这些病例的存在，有助于说明人为什么害怕意识到自己。帷幕之后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这一点谁也不可能知道——因此人宁可“认真地考虑和观察”处在自己意识之外的种种因素。大多数人对可能存在的无意识内容都有一种原始的“惊恐”。在所有天生的羞怯、耻辱和精明之下，存在着对“灵魂中未知的危险”的隐秘恐惧。人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荒唐的恐惧，但他却应该意识到这种恐惧并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相反，根据和理由可谓过于充分。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一种新思想会不会抓住我们或抓住我们的邻人。我们从现代和古代的历史中知道，这些思想往往是如此陌生，而且的确是如此古怪，以致简直就是对理性的侮辱和挑衅。从总是与这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中产生出一种狂热的沉迷，这种沉迷导致的结果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心良苦和通情达理，都要么被活活烧死，要么被砍去头颅，要么以更为现代的方式用机关枪成群地杀死。我们甚至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些事仅仅属于遥远的过去，因为不幸的是，它们不仅属于现在，而且似乎特别属于将来。“Homo homini lupus”（他人即狼）是悲哀而永恒的真言。人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害怕那潜伏在无意识中的非个人力量。我们幸而意识不到这些力量，因为它们从未——或几乎是从未——出现在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日常环境中。然而如果人们群集在一起成为民众，那一直潜伏和沉睡在每个人身上的兽性和魔鬼就会被释放出来。作为民众，人不知不觉便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准——这一水准一直处于意识阈限之下，一旦被民众形式赋予活力，就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出来。
在我看来，把人的心理视为纯个人的事情从而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去对之作出解释，乃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一种解释只能运用到个人的日常兴趣和人际关系中去，而一旦出现某些微小的麻烦，一旦出现某些未曾料到和异乎寻常的事件，本能中完全陌生的和不同寻常的力量就立刻会召唤出来。我们不可能继续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这些力量，毋宁说，它们倒更可以与某些原始事件如日食时发生的恐慌之类相比拟。把今天在俄国爆发出来的杀戮冲动解释为个人的父亲情结，这在我看来是极不充分的。
由集体力量的汹涌所导致的性格变化是令人惊奇的。一个温和而通情达理的人可以变成一个疯狂而野蛮的野兽。人们往往容易把这归咎于外部环境，然而任何从我们身上爆发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事先并不存在于我们身上。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的边缘，而且，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致被随时可能的火山爆发所毁灭。向理性和常识发出呼吁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你只有一所精神病院来接纳发了疯的民众，你又能做些什么呢？疯子和暴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被非个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所驱使。
事实上，只要患上任何一种神经症，就立刻可以咒语般地召唤出不能以理性手段去对付的力量。我们的癌症病例清楚地显示，人的理性和智力在对付最为明显的无稽之谈时是多么无能为力。我总是告诫我的病人，把这种明显荒谬却又不可战胜的无稽之谈视为他们尚未理解的力量和意义的表现。经验使我明白：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并为它们寻得适当的解释，乃是更为有效的方式。然而，一种解释只有当它能够制造出一种与病态效果相伯仲的假说时才是有效的。实际上，我们的病人面对的力量和暗示已经超过了他的自觉意识能够拿来与之抗衡的东西。在这一危险的情境中，让他相信他以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站在他的症状的后台隐秘地制造和支撑着他的症状，就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这样的暗示立刻就会使他的战斗精神瘫痪，而他也就会失去道德意识和道德力量。更好的办法倒是使他懂得：他的情结是与他的意识人格相对抗的自发力量。何况，这种解释与将其还原为个人动机的解释相比，也更符合实际的情况。个人动机的确存在，但并不是由他的意志所造成，而仅仅是外来地发生在他的身上。
在古代巴比伦史诗中，当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傲慢和自负导致他对诸神的蔑视时，诸神便创造出一个其力量可以与吉尔伽美什匹敌的人来检验这位英雄的抱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病人身上：他是一位思想家，总是靠智力和理性来对世界作出安排。他的野心至少铸造了他个人的命运。他把一切都强行置于理性不可动摇的法则之下，而自然却不知在什么地方逃脱了他的掌控，并且带着复仇的愿望卷土重来，使他蒙受无法予以打击的无稽之谈，使他产生患了癌症的致命想法。这正是无意识的聪明手法，它用这种手法使他感觉到自己仍是他的主人。这是最坏的打击，是他所有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他全能的意志力量最难以应付的打击。这样一种情形只能发生在由于自己的自负而惯于滥用其理性和智力的人身上。
然而，吉尔伽美什逃脱了诸神的报复。他做了一些梦，这些梦向他发出警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梦向他显示，他如何才能战胜自己的敌人。而我们的病人，生活在一个诸神早已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或至少是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虽然同样也有这样的梦，却不会去聆听它给我们的启示。毕竟，一个有头脑有教养的人，怎么能迷信到把梦如此当真的地步呢？当然，对梦的普遍偏见不过是一种症状，在这种症状后面，对人的心理的低估实际上更为严重。科学与技术的惊人发展，也使人变得惊人的缺乏智慧和内省。不错，我们的宗教说到过灵魂的不朽，但对于人的心理却几乎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如果没有神圣的恩典，那么人心注定了只能沦入永恒的诅咒和朽坏。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心理受到的普遍低估负责，但事情当然并不完全如此，远比这更为古老的是原始人对任何与无意识毗邻的东西的恐惧和厌恶。
意识在其发端之初必定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意识是多么容易得而复失。“灵魂的危险”之一就是灵魂的丧失。当心理的一部分重新沦为无意识时，所发生的情形就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发狂”（running amok），它相当于德国英雄神话中的“发疯”（going berserk）。这或多或少都属于失神状态（trance-state），往往伴随着破坏性的社会效果。甚至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也可以导致意识的丧失。原始人因此培养出种种精致的礼貌，如：压低了声音说话、放下手中的武器、四肢匍匐于地、磕头、出示手掌。甚至我们今天的礼节方式也仍然显示出对心理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宗教式”考虑。我们巫术般地彼此祝愿，以便向命运讨好。我们相信与人握手时，左手不应该放在衣袋里或放在身后。如果你希望特别地讨好别人，你总是用双手与人握手。在极有权势的人面前，我们总是摘掉帽子，露出头来向他鞠躬。我们把我们的头不受保护地交出来是为了讨好那拥有权势的人，因为他很可能突然被无意识中不可驾驭的暴力倾向俘获而突然失去理智。例如，在战争舞中，原始人就甚至可以兴奋到流血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