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的生活充满了对潜伏在心理中的危险的不断关注，用来减少这种危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禁地的建立是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而无数的“特布”（taboo）则标划出异常谨慎和细心观察到的心理领域。有一次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时我正和生活在东非埃尔贡山南坡的一个部落在一起。我想询问我在树林中经常发现的“鬼屋”（ghost-houses）的情况，闲谈中，我提到了selelteni（“鬼”）这个词，立刻，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并且表现出痛苦和惶恐。他们的目光都从我脸上移开，因为我大声说出了那个只能低声说出的词，因而有可能招来最危险的后果。我不得不转换话题使这次谈话能够继续下去。这些人向我保证说他们从来不做梦，做梦是酋长和巫医的特权。于是那位巫医向我承认说，他也已经不再做梦了，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地区长官。“自从英国人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梦了。”他对我说，“地区长官知道所有与战争和疾病有关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生活。”这一奇怪的说法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前，梦是最高的政治向导，它是Mungu（上帝）的声音。因此，普通人要是说自己做了梦，就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
梦是那位“未知者”的声音，它总是以新的阴谋、新的危险、新的牺牲和战争以及别的麻烦事情来发出恫吓。一个非洲黑人有一次梦见他的敌人俘虏了他，把他放在火里烧。第二天，他召集他的亲戚，要求他们把他放在火里烧。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而且如此尽心尽力地把他的双脚捆在一起放进火中。他的脚当然残废了，但他却逃脱了他的敌人可能给他带来的灾祸。[4]
有一些巫术仪式，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屏障，以防范无意识中那突如其来的危险倾向。梦被视为神圣的声音，视为神派来传达消息的信使，同时又被视为种种麻烦层出不穷的渊薮——这一奇怪的事实，丝毫也没有使原始人变得心神不宁。从希伯来先知的心理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原始思维的残余。[5]当然，在倾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他们往往有所迟疑，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个像何西阿这样虔诚的人来说，为了服从上帝的命令就必须娶一个淫妇，这确实也是颇为艰难的事情。[6]人文曙光出现以来，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通过确定的形式和律法来限制这一武断的、势力强大的影响。这一过程持续和贯穿了整个历史，表现为层出不穷的仪式、制度和信仰。在最近两千年中，基督教教会接管了这一功能，开始在这种影响和人之间起媒介和保护作用。人们并不否认，在中世纪教会的著作中，神圣的启示可能发生在梦中，然而这一观点却并没有受到鼓励，教会始终保留着决定某种启示是否应视为真实的权力。尽管教会也承认某些梦是上帝送来的，它们可能含有某种直接的启示，但总地说来教会并不倾向对梦作认真关注，甚至还反对这样做。因此，至少从这种观点看，最近几百年来精神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完全不受教会欢迎的，因为这种改变确实有效地阻挡了早期的内省心态，不赞成对梦和内心体验作严肃认真的考虑。
新教运动推倒了教会精心建立的众多壁垒，但它很快就体会到个人启示可能产生的分裂效果。教条的樊篱一旦被拆除，仪式一旦失去其权威性，人就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而得不到教义和仪式的保护与指引，而这种保护与指引却不仅是基督教的精髓，同时也是异教宗教经验的精髓。新教基本上失去了传统基督教所拥有的庇护，如：圣祭、忏悔，很大一部分礼拜仪文以及祭司职掌的代赎功能等等。
我必须指出，以上说法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并不打算成为这样的判断。我所陈述的仅仅是事实。不管怎样，新教强化了《圣经》的权威并用它取代了教会的权威。然而正像历史业已表明的那样，人们是可以用多种方式诠释一段特定的圣经经文的。同样，对《新约》所作的科学批评也并不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神圣经典的信仰。在所谓科学启蒙的影响下，大量受过教育的人要么离开了教会，要么对它漠不关心。如果这些人全都是索然无味的理性主义者或神经质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损失倒并不值得遗憾。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却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只是不能同意现行的信仰方式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很难解释布克曼运动[7]对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新教阶层产生的可观影响。那些背弃了教会的天主教教徒往往或隐或显地向无神论者倾斜，而新教徒则一有可能便成为教派分裂运动的追随者。天主教教会的绝对主义倾向似乎产生出一种同样绝对的否定精神，而新教的相对主义倾向却能容忍信仰的多样性。
人们也许会认为我离题太远地谈起了基督教的历史，而本来目的却只是为了说明一般人对梦和内心体验所存的偏见。其实，我所说的这一切，乃是我与我的癌症病人的谈话的一部分。我告诉他，最好认真地对待他的强迫观念而不要把它贬斥为病态的无稽之谈。不过，要认真对待它，就意味着要承认这样一种诊断，即在那确实存在的心理中，出现了一种类似癌肿的问题。我的病人肯定会问：“那么这正在生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我也确实不知道。尽管正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它无疑是某种不自觉的补偿，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和特征，我们却全然无知。它是无意识的自发显现，而这所说的无意识却建立在意识无法发现的那些心理内容上。
我的病人于是好奇地想要知道我将借助什么方式到达那成为病根的心理内容。冒着使他大受惊吓的危险，我告诉他，他的梦将为我们提供所有那些必要的消息。我们将把这些消息看成是出自一个有头脑、有目的、有人格的来源。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说，同时也当然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是在把极度的信任放在一个不受信任的东西即放在心理之上，而它的存在却至今仍受到不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否认。当我向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说明我的方法时，他的评论颇为典型：“这一切确实非常有趣，然而却十分危险。”是的，我承认这很危险，其危险程度并不亚于神经症。如果你想治疗神经症，你就不得不冒某种危险。去做某种事情却又无须冒险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对此我们知道得相当清楚：对癌肿做外科手术同样是一种冒险，然而这样的手术还是得做。为了更便于理解，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病人把心理想象为一个微妙精致的肉体，在这个肉体中是可以长出肿瘤来的。普遍的偏见要么把心理视为无法想象的、比空气还要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么认为它或多或少是一个由逻辑和概念组成的知识体系。这种偏见是如此巨大，以致今天人们如果意识不到一定的心理内容，就会认为这些心理内容根本不存在。人们不相信在意识之外还有某种心理功能，他们把梦视为荒谬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建议只能引起广泛质疑，而我也的确听闻过世上所有用来反对梦这一影影绰绰的幽灵的说法。
然而，在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同一些冲突和情结，却在联想测验中证明了它们的存在。更有甚者，这些情结还构成了确实存在的神经症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梦至少能像联想测验一样为我们提供有关神经症内容的信息。事实上，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联想测验提供的还要多。神经症症状就像冒出地面的芽，然而植物的主要部分却是在地下发展的块茎。这地下的块茎就是神经症的内容，它是情结、症状和梦的母体。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梦恰恰反映了这一隐蔽的心理过程。如果我们到达了那里，我们也就到达了神经症的病“根”。
既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深入说明神经症的心理病理，我就建议用另一个病例来说明梦怎样揭示了心理中未知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做梦的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既有学识又有头脑，他患了神经症并打算从我这里寻求帮助，因为他感到他的神经症已变得具有巨大的力量，正缓慢而无疑地从下面破坏着他的元气。幸好，他的知识结构还没有遭到破坏，他还能自由地运用他很高的智力，因此我给他安排的任务是观察和记录他做过的梦。我并没有对这些梦作出解释，只是在此后很久，我们才开始着手分析它们。因此我将要叙述的这些梦并没有受到任何篡改，它们再现了心理事件那未受任何影响的自然序列。病人从未读过任何心理学读物，更不用说任何分析心理学方面的著作。
由于这一连续的系列共由400多个梦组成，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传达所有这些材料给人造成的印象；不过，我在别处却发表了从中选择出来的74个包含着特定宗教关注母题的梦。[8]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梦者只是所受的教育是天主教教育，自己却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宗教问题也并不感兴趣。他属于那种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如果有谁把任何种类的宗教观点强加给他，他只会感到惊诧和迷惘。一个这样的个案也许是极有价值的，只要我们确实没有弄错某些梦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如果谁仅仅强调自觉意识，并不相信无意识的独立存在，那么弄清这些梦究竟是否从自觉意识的内容中获得了自己材料，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而如果事实确实支持无意识假说，那么也就可以把梦作为可能的资料用来说明无意识中的宗教倾向。
我们不能期待梦用我们知道的方式来言说宗教。然而400个梦中，却有两个梦明显地涉及宗教。我把梦者本人的记录公布在下面：
所有的房子都有某种剧场的气氛，都有舞台场面和布景。有人提到过萧伯纳的名字。演出被设想为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背景上有一个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公告：
尽管这里引用的梦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然而对它们的考察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梦有许多不同的侧面，因而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
这是宇宙的天主教教堂。
这是主的教堂。
所有感到自己是主的工具的人可以进来。
在这下面又用较小的字体印着：“此教会由耶稣和保罗创建。”就像商业公司宣传其悠久历史的广告。我对我的朋友说：“过来呀，过来看看这个。”他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人们感到自己有宗教感的时候，就非得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回答说：“作为新教徒，你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位妇女点头表示赞同。然后我看见教堂墙上有一个宣言似的东西。上面写道：
信徒们！
当你们感到自己是在全能的主之中时，不要直接向他说话。主是言词所不能达到的。我们也郑重告诫你们不要沉溺于任何有关主的性质的讨论。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切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言传的。
（署名）教皇×××（名字很难读）
于是我们走了进去。里面类似于清真寺，又特别像圣索菲亚大堂[9]——没有座位，空间感很强；没有圣像，只有框在墙上作装饰的经文，就像圣索菲亚大堂里的《古兰经》文本那样。其中一段经文写道：“不要谄谀你的恩人。”刚才点头赞同的女人流着泪哭着说：“那就什么也不剩了！”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完全正确！”但她消逝不见了。一开始，我面对柱子站着，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改变了位置，看见很多人挤在一起。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独自站在一边。然而他们非常清晰，因此我看得见他们的脸。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主的力量里。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他们极其庄严地重复了三遍。后来风琴开始伴奏，他们齐声唱起巴赫的一首赋格曲。但原来的曲谱被遗忘了，许多地方他们只是花腔式地唱着，后来却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歌词：“此外的一切都不过是纸。”（这意味着它不会我给留下生动的印象。）合唱渐渐消逝，仪式中温暖舒适的那一部分开始了。它极像学生们的晚会。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平易可亲。我们到处走动，彼此交谈，彼此问候，不断有人给我们供应酒（它来自一所教会学院）和其他使人兴奋的东西。教会的健康标准是喝醉，仿佛为了表示每个人在这种不断高涨的成员情谊中的愉快，喇叭响亮地奏起了反复重叠的爵士旋律“查尔斯也和我们在一起”。一位神职人员向我解释说：“这些显得有点粗俗的娱乐是受到官方赞同和允许的。我们必须稍微适应一下美国方式。和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时这种情形是难免的。然而我们决定性的反禁欲倾向，却使我们在原则上不同于美国的各个教派。”这时我在一种极大的轻松感中醒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