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音包含的信息对梦者的态度作了奇怪的批评。在教堂梦中，梦者试图以一种廉价的妥协来调和人生的两面。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那个不认识的女人（阿尼玛）因意见不合而退场了，而在现在这个梦中，声音似乎取代了阿尼玛的位置，它不仅表达了一种情感上的抗议，而且还就两种不同的宗教表达了权威性的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梦者是试图用宗教来取代那“女人”的形象——正如文本所说的那样。而那“女人”却代表着阿尼玛，这可以从下面一句话中得到证实，这句话指出宗教被用来代替了“心灵生活的另一面”。而正像我前面解释过的那样，阿尼玛就是“另一面”。她代表隐蔽在意识阈限之下，也就是说，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女性少数派。因此这批评的意思是：“你试图用宗教来逃避自己的无意识。你用它来代替心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宗教却是圆满人生即同时包含两面的人生的最高成果。”
拿此梦与同一系列的其他梦作一番仔细的比较，就可以确切无误地看出“另一面”究竟是什么。病人一直试图逃避其情感的需要。事实上，他十分害怕这些需要会使他陷人种种麻烦——例如陷入婚姻，陷入其他种种责任如爱、献身、忠诚、信赖、感情上的依赖、对灵魂需要的顺从等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和学院生涯毫不相干，更何况，“灵魂”一词简直就是对理智的亵渎。
阿尼玛的“神秘性”在于它对宗教的神秘暗示。这是我的病人最感困惑的，他对宗教自然是一无所知，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教义，此外还知道的就是：宗教可以用来代替某些扰人的情感需要——而这些需要却可以通过上教堂来予以摆脱。我们时代的种种偏见清楚地反映在梦者的感觉中，与之相反，梦中的声音却是非正统的，而且的确惊人地不合习俗。它严肃认真地看待宗教，把它放在人生的最高位置上，认为这样的人生是同时包含了“两面”的人生——这当然就颠覆了那最受他珍爱的知识学和理性主义的偏见。这样一场革命使我的病人担心自己快要疯了。的确，我应该说我们既然深知今天和昨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也就很容易同情和理解他的预感。确实，认真地看待这个“女人的形象”，认真地对待所谓的无意识，这对经过启蒙的常识将是什么样的打击啊！
我对他的治疗是在他已经对大约350个梦作了观察之后开始的。此时我获得了他那颠覆性体验的全部情况。无怪乎他试图从这样的冒险中逃开！好在此人确有“宗教倾向”（religio），也就是说，他总是“认真地注意和考虑”自己的经验，对自己的经验有足够的忠诚，这就使他能够继续抓住它不放。他简直“从自己的神经症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每当他试图背叛自己的经验或试图否认那种声音的时候，神经症病状立刻就会卷土重来。他无法“熄灭那火”，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经验具有不可理解的神圣性，不得不承认那无法熄灭的火确实是圣火。这是他获得治疗的必要条件。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一个案纯属例外，因为完整的人本身就十分罕见。的确，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只具有破碎的人格，他们拥有大量的代用品却并没有什么真货。然而对此人来说，落入这种境况却意味着患了神经症——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已经在如此惊人的程度上成了一种替换物，以致我不得不严肃地自问：是否这种“宗教”（我更宁愿把它叫做“教条”）在人类社会中就真的一点也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显然，这种替换物的一个明显的目的，是用经过选择的适宜象征——它们被饰以系统化、组织化的教义和仪式——来取代直接的经验。天主教教会以其不容置疑的权威维持和支撑着这些象征；新教“教会”（如果还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则凭借对福音信仰的坚持来维持这些象征。只要这两大原则仍在发挥其作用，人们就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和抵御直接的宗教体验。此时，即使这类直接的宗教体验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可以求助于教会，因为教会能够判断这种体验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斥。
在我的职业范围内，我遇见过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直接的宗教体验，而他们却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屈服于教会的决定和教会的权威。我不得不陪同他们经历激烈冲突的危机，经受对疯狂的极度恐惧，经受绝望的困惑和精神的压抑。这些情形既新奇又可怕，从而我也就充分知道教义和仪式——至少作为精神保健的方法——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如果病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总是告诫他去忏悔和接受神恩，以便保护自己不受直接宗教体验的骚扰，而这对他来说往往也就足够了。然而，对于新教徒，事情却并不这么容易，因为教义和仪式已经苍白黯淡得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效力。而且这里通常也并没有忏悔仪式，何况，新教牧师也同样厌恶心理问题，同样不幸地忽视了人的心理。与之相比，天主教的“良心导师”往往倒间接地拥有较多的心理技巧和心理洞察。新教牧师在神学院经历了科学的训练，这种训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往往破坏了信念的质朴和天真。与之相比，天主教神父所受的训练却具有强大的历史传统，很容易强化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权威。
当然，作为医生，我也许会赞成所谓的“科学”教条，相信神经症的心理内容不过是受到压抑的童年性欲或一种强力意志。通过这样来贬低这些心理内容，也许有可能保护一些病人，使他们不至于受直接经验的威胁。然而我却知道，这样的理论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它只概括了神经症心理的某些方面。而我却不能把我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东西告诉给病人。
有人也许会问：“但既然你可以告诉虔诚的天主教徒，让他去向神父作告白，你岂不是把你不相信的东西告诉了他？”当然，这是假定我是一个新教徒。
为了回答这一批判性的问题，我必须首先说明我从未宣传过我的信仰。如果有人问及，我当然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我的信念却并不超出我的实际知识的范围。我仅仅相信我确实知道的东西。此外的一切便都是假说。在此之外我只能把许多事情视为未知的（the Unknown）。它们并不对我产生干扰。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觉得我“必须”知道它们，它们就会开始烦扰我。因此，如果某病人相信其神经症有着纯粹的性欲起源，那么我是不会去扰乱他的看法的。因为我深知这样的信念——特别是在它有很深的根基时——能够最好地保护他不受直接经验及其可怕的多义性（ambiguity）的侵袭。只要这样的防御仍能发挥其作用，我是不会去破坏它的。我完全明白病人之所以不得不在如此狭窄的圈子中思考，便一定有他充分的理由。但一旦病人的梦开始摧毁这一保护性的理论，我便不得不支持那更为广大的人格，就像我在上面的梦例中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会支持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的假说——只要它仍能对他发挥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总是强化那可以抵御严峻危险的防御手段，而并不向自己提出那种经院式的问题，即这种防御究竟是不是终极的真理。只要这样的防御还在起作用和还能起作用，我就会感到高兴和满意。
然而在我们这位病人身上，天主教式的防御却早在我们接触之前很久就已经完全崩溃。如果我劝他去作忏悔或任何与之类似的仪式，他一定会嘲笑我，就像嘲笑性欲理论一样，因为两者对他都没有一点用处。但我却总是让他懂得：我完全站在那声音一边，我把那声音视为他未来更大的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相信它注定要把他从他的片面性中拯救出来。
对某些标榜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来说，一种把问题予以简化的科学理论乃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因为现代人对任何贴有“科学”标签的东西都具有最大的信心。这一标签可以立刻使你心情平静，几乎就像当年的“罗马说了一切就已经定了”一样。而我却认为任何科学理论，不管多么精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价值都不如宗教教义。而这只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一种理论必然是高度抽象和绝对理性的，而宗教教义却通事实。更何况，宗教教义一方面把自己的存在和形式归功于对“真知”（Gnosis）——例如对神人合一者，对十字架，对童贞女所生，对无罪圣胎说，对三位一体的“启示得来的”和当下直接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把它们归功于许多世纪以来许多头脑对它们的不断加工和完善。人们也许不太明白我为什么把某些教义说成是“直接的体验”，因为在他们看来教义本身正是那排斥直接体验的东西。然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基督教意象却并不仅仅为基督教所特有——尽管它们的意义确实在基督教中经历了在任何其他宗教中所没有的发展和强化，它们却同样经常地出现在异教者的宗教中。除此之外，它们还以各种各样的变体，自发地显现为种种心理现象，就像在邈远的往昔它们起源于幻觉、梦境和出神状态时那样。诸如此类的观念绝不是发明出来的。早在人类懂得有目的地使用自己的心智之前，它们就已经产生出来了。人还没有学会形成思想，思想就光顾了他。“他并没有思想，他只是知觉到他头脑的活动。”教义就像梦一般反映出客观心理（无意识）的自发和自主活动。无意识的这种表达方式比任何科学理论都更能有效地抵御更进一步的直接体验。理论总是不得不无视经验的情感价值，教义却恰恰对经验的情感价值特别重视。一种科学理论总是很快便被另一种科学理论取代，而宗教教义却可以绵延无数的世代——受难的神人可能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三位一体的观念则可能更为古老而久远。
宗教教义对心理的表达比科学理论对心理的表达更为完整，因为后者仅仅表达了自觉的意识。进一步讲，理论能够做的只是以抽象的术语来表述活生生的东西；相反，教义却能通过悔悟、献身和赎罪的戏剧性形式来表达未曾意识到的活生生的心理过程。从这种观点看，新教竟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许多派别就成了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但既然新教成了生性好奇、追新求异、鲁莽轻率和富于冒险精神的各日耳曼部落的教派，那么情形就很可能是他们独特的本性天生便不能忍受教会的宁静——至少是不能长期忍受。看来，他们似乎尚未往前走得远到可以去蒙受拯救和在神的面前放弃自己，而在教会的宏伟结构中，神却已经被弄得昭然可见。也许，教会中有太多的“罗马式命令”（Imperium Romanum）或太多的“罗马式宁静”（Pax Romana）——至少，对他们活跃的精力来说是显得太多了一点，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驯化。很可能他们需要对上帝有一种更少柔顺和更为不羁的体验，就像那些天生喜欢冒险和生性躁动不安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和驯良倾向来说，他们显得是过于年轻了些。他们因此确实或多或少地远离了教会在神和人之间的仲裁和代理。由于拆除了保护墙，新教徒失去了能够使自己最重要的无意识要素获得表达的神圣形象，同时也失去了那些从无法记忆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安全地应付着无意识中种种不可预料的力量的宗教仪式。大量的心理能量因而得到解放并立刻进入好奇求异、贪多务得的古老渠道。以这种方式欧洲孕育出了可怕的毒龙，这些毒龙吞噬了大半个地球。
从那些日子以来，新教就成了宗教派别的温床，与此同时也成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温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把这样一种符咒施于人的心智之上，以致它竟忘记了无意识中不可预料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那以后深刻的精神症状的出现，有助于唤起对白人的头脑究竟是否一切正常的怀疑。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我们都确信世界能够以理性手段变得正确。现在，我们看见的却是国家取代古老的神权政体的极权主义要求这种令人惊讶的景观，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可避免的对自由意见的压制。我们再次看到人们为了拥护把天堂建在人间的幼稚理论而互相残杀。不需要太大的困难就可以看出，从前或多或少被成功地锁在巍峨的精神大厦之中并在那里派上了某些用场的地下力量——且不说是地狱的力量，现在却创造出或试图创造出毫无任何精神魅力的国家奴隶制和国家监狱来。今天，已有不少的人坚信：仅凭人的理性并不足以胜任给火山盖上盖子的艰巨任务。
整个这一发展完全是宿命。我既不会去责怪新教运动，也不会去责怪文艺复兴。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现代人——新教徒和非新教徒——失去了罗马时代以来如此精心建立和强化的教会壁垒的保护，因此便逼近了燃烧着毁灭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火焰的地带。生活加快了速度也加强了力度。我们的世界正在穿越动荡和恐惧的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