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是我选择了本书的主题，而是它选中了我。
我很幸运有机会从各种渠道接触到许多不同形式的行为准则。我有一个当精神病医师的父亲和一个当心理学家的妻子，他们要做的都是帮助别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小时候，我会在家里的楼梯上看父亲指导实习医生。如果被发现了，他就会让我赶快走开。那时候我就了解到要保障医生与患者间的圣洁关系就要懂得保护隐私、给予尊重。我父亲的工作就是倾听，这也许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除了照顾病情不一的病人之外，我父亲就在那儿指导实习医生全面分析护理患者的情况。
25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职业管理和新职介绍。其实，这种工作依我看就是给别人以力量。不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也让我对行为准则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失业堪称人生最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压垮我们中最坚强的人。失业能摧毁失业者的自信心，也可能打破他们生活的平静。我的确亲眼见过失业带给失业者的绝望。从很多方面来说，有效的新职介绍也是一种职业要求。我们的职责不仅是要提供力量以及职业生存的战略，而且要创造一种环境，让失业者在他们心境最低落的时候，能感受到帮助、理解和职业礼仪。
当2004年我被任命为艾迪可历史上首位合规经理时，我按照原先的约定接受了任命。我并不想离开我亲手帮助建立的、之后又被瑞士艾迪可公司兼并的哈里森职业服务公司（Lee Hecht Harrison）。刚开始时，我被我的新工作搞得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我生命中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我不仅帮助公司确立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全新业务，还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员工并帮助他们解决疑难问题。
我认真倾听他们对事情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有针对安然丑闻事件的，也有针对他们自身经历的事情。我也了解到大多数人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但我发现他们最了解的还是企业文化。有一次与员工见面时，有一名叫伦尼的很有口才，是艾迪可北美公司从事建筑维修的老员工。他对我说：“史蒂夫，这些法律规章之类的东西离我们很远。难道监管部门不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给人感觉良好的工作环境吗？”
伦尼的话特别让人深思。我知道监管部门，特别是联邦判决委员会，他们自己也从安然丑闻事件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学到了一些教训。在2004年进行的听证会期间，委员们了解到严厉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使上市公司欺诈案和不良行为事件大幅减少。他们也了解到有一种观点正在变得普遍：应对欺诈和不良行为的“银弹”不仅来自更为严厉的新的法律遵循制度，还来自更为完善的企业文化。监管部门要求公司“促进那些鼓励伦理行为的组织文化的建设”，但直到如今我都弄不明白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新的法律制度的确会对公司产生影响，但可能与制定者所希望的有所不同。上市公司设法要解决的是高昂的资金投入和遵循法律所带来的管理压力问题。由于监管部门加重了领导者的责任，因此企业很难找到有能力也愿意按新规定来承担风险的管理人才。于是，企业开始思考在新的环境里成为公众公司是否值得的问题。
我可以想象伦尼会这样说：“你在用望远镜的另一头看世界，那样什么都看不到。这里的问题出在细节上。”
那么，让我们听取伦尼的意见，从细节着手吧。
本书就是关于细节的。这里的细节由不求回报的许多个人所给出的成百上千条不起眼的行为准则构成。书中关于行为准则的案例都来自真实公司的真实员工和真实管理者。这些平常默默无闻的英雄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富有创意的、简单而自然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以这种更加生动、更加精确的方式界定了企业文化的内涵。
对公司管理层而言，行为准则为那些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价值观声明赋予了内涵。对监管部门和政府机构来说，行为准则可以用来回答先前的问题：“企业伦理文化究竟是什么？”对伦尼以及世界各地与他类似的人来说，行为准则可以使有关企业伦理的对话变得更为实际。对我而言，行为准则使那些关于领导力、正直和伦理规范之类的理论性对话不再那么空洞难懂，而且变得更为切实可行。
对身处公司环境的我们来说，拿定义模糊的伦理文化作挡箭牌并不难，就好像在等着另外一种趋势来改变现状。其实，用大家公认的重要的公司文化来为我们的公司服务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我就是那种不会让伦理文化像广告传单那样被人遗忘的主管之一。
从新闻报道的现状来看，我们很容易对我们的职业制度产生悲观的看法。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说：“如果你经常说坏事情会发生，那么你很有可能成为预言者。”也许真是这样。不过，我对那些预言绝望之事的预言者不感兴趣。没有希望就不会有改变。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关注细节、态度乐观、满怀希望的公司文化。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鼓足勇气，想尽办法来对抗那些使人悲观绝望的不良影响。
本书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的目的是鼓舞人们，点亮希望。我希望它能促进公司文化的加速发展。如果把大家在公司里亲身经历的一个个行为准则结合在一起，这些行为准则就能反映出我们最直接、最渴望的需要。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追求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将小的行为准则一个一个积累起来，我们就能塑造起我们希望的公司文化。通过自身调节，这种文化能使我们从正在加速萎缩的世界中受益。
每位作者，即便是那些高产作者，都会有第一次写书的经历。现在，我的第一本书已经完成，对我来说，这次的经历就像一次难忘的旅程。就算没有学到其他东西，但我的确通过这本书懂得了写书就像抚养孩子，是一件大工程。要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很多人的关心、激励和鼓舞。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无私帮助过我的人，他们帮助我从起起落落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在我找不到思路时给我以灵感。
首先，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和关爱，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要感谢我生命中挚爱的妻子Shirley，她给了我无比坚定的信心。我要感激我们的女儿，Amy和Leslie，还有她们的丈夫，Abs和Jonathan，当然还有我的儿子Mark、孙子Chloe和Jacob。深深感谢你们和我一起分享我所拥有的。
我要感谢很多帮我理清思路的人。其中包括我的顾问John Kador，他教会我写作和写书有什么不同。还有编辑Katherine Armstrong，每次在我停笔后，她都会鼓励我说：“真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