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纽约时报》，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1937年到1940年12月29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1937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决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派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19世纪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的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醇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一个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派和梨派，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饶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字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1939年12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字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字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字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娟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次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崇高感。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了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美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实在看不出他笑眯眯地冒出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口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紧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子出卖我的事实，我马上忽略不计。
去世海家之前，我去了趟理发店。注意：这对我可是大事。理发店是我一生中顶讨厌的地方之一，跟牙医诊所、邮电局、公共厕所并列。我尤其讨厌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阅内衣广告、明星艳闻、毛线衣针法。理发店读物在我印象里有独特的行文，那种香波、头油、剃须膏气味扑鼻的文字。然而为了出现在彼得面前能有些光焰，我居然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看起“毛线衣针法”来。介绍毛线衣针法的女人们个个都有个刚从圆桶烘箱里烘焙出来的头型。
我的头发也烘焙成型，一叠叠浪花八级台风也吹不动。理发师捧一面木框镜子，让我看到侧面后面，一朵浪花也不少，一份理发费买了层层叠叠多少浪花，我傻了。我不要做自己，要扮一个角色，一个相亲的时髦女郎角色。
出了理发店我越来越难受。这个扮演的角色让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了。我掏出小镜子，手指左刨右刨。这个头真是烘熟了，烘出的陌生人头像还不那么容易捣毁。我几乎想跳下黄包车，逃掉。
我总算成功地把满头浪花毁了一半。但一看还是刚刚从圆桶烘箱下获得了明星们最新艳闻，或学成了某种编织针法的时尚女郎。
彼得一见我便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走过来，两眼又大又亮，很高兴能再一次和我从陌生到熟悉似的。他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耳语的惊呼。
我痴痴地看着他。随他的便吧，说真话说反话我都不介意。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俊美透顶，但还是比不上我心目中的他俊美。我满心感触又满心委屈：我父亲给我的大限将到，他却不留踪迹地消失了。现在他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句“你今天真漂亮”就打发了我。
他酒杯里是粉红香槟。我以为只有我才能让他破例喝酒。在我进来时，我就看见他和客人们聊得很高兴。我在他生活中没留下什么空白啊。
你看看，我多不近情理，在恋爱上就这么得寸进尺，患得患失。他高兴有什么不好？不，不好，他如此真切的高兴不应该有别人的份儿。我此时对彼得爱得咬牙切齿。
我说：不漂亮。我是在说我的头发。其实话中有话。
彼得怎么听得懂我如此层次丰富的不满和矫情？他马上说：还好，稍微刻板了一点，不过不妨碍你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