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所以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因为这不仅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要求，也不仅是阶级、政党、军队相互关系的要求，而且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军情所决定的。
从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来看，以创建和领导军队、组织和指挥战争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实践和主要内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是大炮发言，而不是议会竞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而不是议会党团；主要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而不是争选票、夺议席。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没有搞议会斗争的修养和习惯，他们奉行的原则是有枪就是王、有军就有权，他们惯用的手段是镇压和屠杀。在这种国情之下，只有创建、领导和始终掌握一支人民军队，共产党本身才能存在和发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越是坚强有力，党本身才能越有地位，在革命斗争中才能越有作为。失去了对军队的领导和军权的掌握，党就失去了生存权，更不用说取得胜利和执掌政权了。党和军队是相互依存、相依为命的。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共产党领导权的首要的问题、关键和核心的问题，是对军队的领导权。对军队的领导，是党的整个领导的重点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对这一特点和这一规律缺乏认识，没有把党的领导的重点放在军事运动上，而是放在民众运动上。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反动派用各种手段攫取军权时，共产党仍然把主要精力投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上，结果，当反动派利用其掌握的军队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时，一切民众运动就都塌台了。吃一堑、长一智，在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站立起来奋起反抗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懂得了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从此把党的领导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对军队的创建和领导中，转向了对战争的研究和领导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转折。
怎样认识军权、能否抓住军权，这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成熟程度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废除武装”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引导布尔什维克认识独立领导军队的重要性。苏联红军创建不久，为使这支年轻的军队成为真正可靠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在列宁倡议下，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军队的政治领导权属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列宁认为，“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要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要“百倍注意和关心这件事”。（《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中，却出现了交枪做官的右倾思潮，其教训也是沉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所有遭受法西斯军队侵略的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组织了游击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些共产党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利用战争和胜利的历史时机，依靠武装力量去夺取政权，而是在大战结束不久就应盟军当局和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要求，交出武器装备，解散了游击队。
1944年法共领导的25万游击队，被编入法国人民军，同年11月，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宣布服从政府解散民兵（法共领导的群众性武装力量）的决定，法共参加了戴高乐政府。1945年4月，英美盟军当局下令意共解散游击队，收缴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意共领导服从了盟军命令，交出了15万游击队的全部武器，意共领导参加了意大利政府。
这种“交枪做官”的右倾思潮，使得希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其胜利成果却完全落在别人手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失误和教训无疑是惨痛的。
以法国共产党而言，当时法共是法国第一大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武装力量，却没有成功地利用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加强和巩固共产党在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法共、意共交出了游击队，对编入国家军队的游击队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以便掌握新军队的领导权，这样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使自己在新政府中处在不利地位，以致在冷战时期，先后被大资产阶级赶出了政府，丧失了战后初期的大好形势，不能不说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在中国，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企图通过和平谈判，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夺取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一次性解决“共产党问题”。
在重庆谈判和随后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中，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要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我们党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主和平、民主、建国，但在军队问题上，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政策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变的原则。”在艰难的谈判斗争中，毛泽东击败了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令统一”、“军队国家化”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图谋，迫使蒋介石承认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其后，我党又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两手，制定和执行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更加注重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编组了27个野战纵队，26个野战旅，共约6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进一步加强，为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和自卫战争打下了坚固基础。
六、戳穿西方军队的假面具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是军队产生的根据，奋斗的目标，存在的价值。军队如果离开了政治，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军队如果“非政治化”，那它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任何一支军队只有实现“政治化”，才能保持其政治性质，完成其政治任务。因此，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志来塑造军队的政治品性，都竭力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灌注于军队之中，用自己的阶级性实现军队的“政治化”。
英国军事家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曾自己出钱建立了一支骑兵队，称为“铁骑军”，并改组了国会军队，建立了“模范新军”，亲自出任总司令。在这支军队中，克伦威尔高度重视按照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来加强军队的政治化建设。他特别注意把有“一致信仰”的人吸引到军队，并且设置随军牧师团，在部队配备牧师，给士兵袖珍本的《圣经》和《士兵教义》，宣扬清教精神，激励士兵为“上帝事业而战”。由于清教教义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宣扬清教精神，实质上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宗教形式下的反封建教育。克伦威尔在军队建设中，注意按照政治信仰标准遴选军官。他认为，对于军队的骨干来说，“素质比数量更重要。假使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为队长，则全队中的忠实分子都会追随他。”模范新军中，所有的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的选择，保证了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独立派手中。对此，有人曾评论说，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军官，“与其说是良好的军人，毋宁说是良好的基督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模范新军军官队伍建设的标准和状况。由于克伦威尔高度重视“政治化”，就使得其军队的政治热情高，战斗力强，战胜了王党军队。克伦威尔认为，要想战胜敌人，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其失败是毫无疑问的。克伦威尔的模范新军能够战胜王党军队，完成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任务，靠财富优势，也靠政治优势、精神优势。英国资产阶级为战胜封建阶级的政治任务而建立军队，同时也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精神教育军队，西方的资产阶级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政治化的军队。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与法国国王作斗争、抗击普奥干涉军以及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中，他要求在军队中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公开提出：“只有共和主义精神传遍广大士兵的时候，你才会获得胜利。”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为了实现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灌输，曾向军队和有战争的外省派出政治委员，作为国民会议的全权代表，负责宣传雅各宾党人的政治主张。当时，政治委员制度成为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法军统帅拿破仑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这除了他的指挥艺术外，首要的还是他充分利用了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为他提供的强大的政治优势。拿破仑认为，狂热的信仰，爱国的情绪，民族的光荣等等，能感召青年参加部队，增进战斗力。拿破仑这位资产阶级军队的著名统帅，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造就出来的，是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要求的资产阶级军事运动的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革命的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及所取得的胜利，既是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的胜利，也是把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灌注于军队建设这一新的军事思想的胜利。恩格斯曾指出：“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5页）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任何一支伟大的军队，都不可能是非政治化的军队，而任何一个伟大的统帅也不可能是非政治化的统帅。
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军队，是政治化的军队，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军队依然是政治化的军队。如果说，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既表现在同封建阶级的斗争，又表现为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是其主要的斗争矛头是对着封建阶级，那么，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的矛头所向，就主要是瞄着无产阶级，瞄着社会主义国家。此时，资产阶级军队为之服务的政治，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主义的政治。此时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政治化上就更是变本加厉，并且带有愈来愈大的欺骗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创建了专司军队政治教育的“新闻发布委员会”，以便主导舆论。为了搞好政治灌输，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美军于1918年2月成立了教育与专业训练委员会。爱得华·芒森将军认为：“军队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其战斗力显然取决于每个成员能否为信仰和理想而战斗和必要时自我牺牲的意志”，“美国陆军的士气，必须建立在对事业的正义性以及对观念、原则的正确的信念上。这种信念只有通过宣传和了解才能产生”，“思想同武器同等重要，军队有责任保证军人们两者兼备。”1918年10月，美军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了由芒森将军领导的“士气局”，通过多种形式，实施名为“获胜意志”的教育计划，并在每团和训练营都任命一名专职“士气军官”来负责政治教育。英国外交部从一开始就成立了战时宣传局，以抓好官兵的意识形态工作。德国军队则把政治教育灌输加以系统化。当时任德军副总参谋长的冯·鲁登道夫将军认为：随着战争的延长、贫困的增加以及战场上失利情况的出现，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会增长起来。人民的不满情绪立即会反映到军队中来，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武装力量与人民的联系是最密切的……军队将随着人民的情绪的低落而瓦解”。因此，德军统帅部针对当时部队官兵的思想状况，专门印发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细则》，并在总部建立一个处，负责“野战军的爱国教育”，开始执行名为“部队的启蒙工作”的政治教育计划。这项教育的目的是增强军队的决心和坚持到底的意志，主要内容包括：战争的起因，战争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战争万一失败的后果，维持领导和纪律的必要性，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和继续斗争的必要性，以及敌方的政治形势等。教育主要由各部队指挥官负责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