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资产阶级更重视其军队的“政治化”。美军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于1940年7月重新恢复了“士气局”。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延长兵役法案，一些士兵对此产生不满情绪，影响了士气。对此，新闻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并写出报告，建议军方要“着手尽早使军官和士兵了解欧洲和远东战争具有的全球性质”，“通过使士兵懂得参军是为了极其重要和必要的目的，从而激励士气”。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在全军实施一项关于国际形势的指导课程。1943年，美陆军部成立了一个指导课局，并在团以上部队设置思想训导军官，仿效英军每周设几节讨论课的制度，把国际形势课列入各部队每周训练计划之中。这门课的目的是：“要了解我们为何而战，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的盟国，了解部队和个人的使命并为之自豪。要了解时事及其意义，要了解美国及其前途，并对之充满信心。”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还给每个士兵发了一本《战争概要》的袖珍手册，并拍摄了一组《我们为何而作战》的影片，使教育增添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此外，一些司令部编印的刊物，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印发的《陆军谈论》，也增加宣传性的内容。德国希特勒在战争爆发前就宣称：“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整个世界。”为此，德国成立了以著名法西斯思想家戈培尔为部长的帝国宣传部，把世界分成六个广播战区，开动十几个大功率的广播电台，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昼夜不间断的“全天候”广播。其中，化名“赫赫卿”的广播人物，在对英国的广播中，使用悲伤怜人的声调进行煽动性宣传，诱发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少英国人受了他的宣传影响，动摇了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由于这个广播人物起的破坏作用太大，以致战后英国政府竟对他判处绞刑。1939年4月1日，德军最高司令部建立了宣传部，每个战役的作战计划及宣传保障，均由希特勒亲自审批，并在作战部队建立了专门的宣传分队。
朝鲜战争失败后，在美军内部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和冲突，国防部长的战俘问题委员会指责“陆军政治教育不够”，使得“许多战俘对美国及其理想和传统知道得太少”，“不能用有利于美国制度的论据来回答共产主义的论据”，致使“在朝鲜的美国士兵不够爱国”。美国陆军迫于压力，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当时，美国上自国防部，下至军、师和基地、舰队，均有专业宣教机构，并有几千名专职和兼职的宣教人员，以便保证官兵“信仰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有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感，了解共产主义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威胁”。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失败以后，美国陆军上层指挥官都受到“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的指控，这在军内引起轩然大波，促使美军进一步把其“民主”、“自由”的政治教育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渗透到军队工作的各个环节。
美军通过回顾建军二百多年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看到了这样一条规律：凡是爆发了战争，凡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凡是士气出现了危机，军队的战斗力总是借助于各种政治教育才能得以维持。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目前西方国家进行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有六种途径和手段：文官控军文官控制军队，是西方国家治军的基本原则。通过以文制武、以文官领导军官、以职业政治家领导职业军人的办法，来确保军队的资产阶级“政治化”，确保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文官治军的原则发源于英国。在美国，形成文官控制军队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政治统治的需要。早在18-19世纪，经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当时美国一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战争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常备军的军事力量对“自由国家”理想构成的危险性，因而强调必须从国家制度上对军队加以控制。1776年制定的《弗吉尼亚权力宣言》第13条明确规定：“平时常备军对自由造成威胁，必须避免之。在任何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地接受其领导。”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宪法把国家军事力量统率权交给了总统，确立了文官控制军队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统率权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海空军及战时应召从事合众国军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官。”同时还规定，总统在得到参议院建议和批准后，有缔结条约、在各州推行共和制、保护各州免于侵略和国内暴力的义务。总统作为总司令官，其权限是非常广泛的，其地位具有“集中所有主要特权，拥有广泛的难下准确定义的权限”。美国学者史密斯教授把总统作为总司令官的权限归纳为：“第一，为了实施合众国法律，有权派遣军队；第二，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有权向任何州派遣军队；第三，平时，有权命令正规部队参加不致引起同外国发生战争的军事行动；第四，战时，有权统率全军，确定作战企图、决定战线展开；第五，有权任免地区集团军司令官，在占领区建立并管理军政府等。”美国宪法如此广泛地确立总司令官的权限，其目的是把对军队的统率权交给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由文官政府来控制军事力量，以防止军人滥用军权，确保军队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
二是文官担任军队首脑的制度。1947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确定了文官担任军队首脑的制度。它规定：“国防部长由文官担任，在得到参议院推荐和批准后，由总统任命。但在过去十年中以军官身份在常备军中服过现役者，不得任命为国防部长。”对于陆海空三军种部长也规定：由总统在得到参议院推荐和批准后从文官中任命。该法及其后的修正法都以法律形式规定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及三军种助理部长等。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中，部局长也由文官担任。杜鲁门总统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担任国防部长，是这种制度的重大例外，是当时朝鲜战争紧急状态的需要，为此，国会采取了特别立法措施：“在该五星上将担任国防部长退职后不得再任命职业军人”。
三是国会对文官政府控制军队权力的制约。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国会对文官政府控制军队权力的制约，也是作为文官控制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限定军队员额，有权批准招募、装备陆海空军，有权制定统辖陆海空军的法规，有权批准召集、组织、武装、训练民兵，有权批准军事预算，有权批准总统提名的军队文官首脑，有权宣战等等。特别是宣战，在一个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才有权宣布战争，这是除美国外别无二例。这使得军队最重要的职能--从事战争，不是按照军队的意愿，也不是按照政府的意愿。这个决定国家和平与战争重大问题的权力，掌握在国会议员们的手里。国会的这些权力，对文官政府控制军队起到了制约作用，文官政府在进行重大军事决策时，必须谨慎从事。
可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军，实行的是文官绝对领导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坚持文官控制监督军队，美国战后历任国防部长，多为大公司的资本家、技术与管理专家，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信得过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国防部的大多数官员是随着总统的更迭而委派的，对这些官员的任命，是一种“政治任命”，以利于贯彻总统的战略意图。西方国家认为文官治军有利于防止职业军人擅权，防止军事政变，保证政权稳定。
牧师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