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两长制中的监督制约关系也有新的含义，它表现为：两长同样要接受党委的监督，两长之间的监督也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互相监督，是彼此监督；两长之中，每一长都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解放军的政治委员，本身就是部队中优秀的领导干部，是按体制编制的规定统一编配的。政治委员作为党委书记，善于运转班子，加强党委集体领导；政治委员作为政治首长，积极配合军事主官，分工负责抓好工作落实；政治委员作为部队领导，密切联系广大官兵，促进部队的团结和稳定；政治委员作为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及时指导政治机关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提高部队战斗力。
解放军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两长制坚持得不好，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就受到削弱，战斗力就下降。围绕两长制问题，在解放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偏向，发生过四次曲折。一种偏向是主张取消政治委员，搞军事一长制；另一种偏向是把政治委员抬到不适当的地位，政治委员个人说了算，形成了事实上的政委一长制。
第一次是1931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作出了《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用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了党委的集体领导，用政治委员一人的绝对领导，取代了两长制共同进行的行政领导，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委员一长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才结束。这次搞政治委员一长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突出的是助长了宗派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军阀主义思想，就是在政治委员个人专权的情况下，急剧膨胀和发展起来的。张国焘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的家长制，取代民主集中制和军政首长共同负责制，最后发展到拥兵自重、以枪压党。这次曲折充分说明，“一长制”必然导致“家长制”，一长制必然滋长军阀主义。
第二次是抗战初期，在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红军改编时受到***干涉，曾经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的编制，这给我军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党中央，反映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降低，积极性下降，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影响。而在指挥人员方面，有些人在改为单一领导后，不大接受他人意见，主观专断倾向发展。多数人则感到能力不够，致使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也受到某些损失，因此，建议恢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原有制度。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学习苏军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在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新任务面前，应该采用何种领导体制，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相当多的高级将领认为，解放军应采用苏军体制，实行“单一首长制”，这在当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个问题在1953年底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彭德怀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完成新阶段的建军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军队的领导体制，应继续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和同级的军事指挥员同是部队首长。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党委制、两长制都是“经验型”、“过渡型”的东西，不具有科学性，只适应一定的历史条件，不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和世界军事变革的大趋势。有人撰写文章，主张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应逐渐转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党的组织，不应再是权力机构等等。
解放军历史上围绕两长制发生的曲折和偏向，说明坚持两长制始终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保持解放军政治优势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而凡是搞一长制，不论是军事首长一长制还是事实上的政治委员一长制，都不利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有人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军队都采用一长制，苏军在多数时间内也是采用一长制，这不是说明了一长制的优越性吗？要想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一是不能脱离国情军情，二是要看到其他国家实行一长制也是有困扰的，他们也都有一些补救的措施和办法。苏军在两长制问题上的争论和曲折，远比解放军的情况复杂。苏军两长制经历了一个三起三落的过程：第一次是十月革命后，由于军队大量吸收了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并需要对全体人员加强政治教育，1918年4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一直到1925年，才在军队中逐步实行了一长制。第二次是1937年5月后，由于“清党”，大批苏军党员军官被清洗被迫害致死或投入监狱，当时五名苏军元帅有三人以“外国特务”、“人民公敌”罪名被处决，所有军区部队司令员都被处死，绝大部分军长、师长被清出部队。为继续保持党的领导，1937年5月10日决定，重新恢复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制度，一直到1940年8月才又取消了政治委员制。第三次是卫国战争爆发后，指挥员的任务和工作条件比过去艰难而复杂了，军队又补充了大量预备役人员，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1年7月16日和7月20日命令，又重新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为加强作战部队中党的政治影响，还向部队中派出了政治战士，他们在去前线前，要进行两周至一个月的专门训练。1941年先后有59所军队院校承担了训练政治战士的任务。到1942年10月9日又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
从苏军上述经历可以看出，凡是部队最困难时，就需要政治委员制，而一旦情况好转，就改为一长制。苏军讲，一长制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考验。其实卫国战争一开始，苏军马上实行了一年半的两长制。卫国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战争初期打下的基础。如果在卫国战争中一直坚持两长制，恐怕效果会更好。苏军实行两长制的这三个时期，一个是苏联红军初创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第二个是党内军内大清洗的非常时期；第三个是卫国战争初期，都是攸关苏联党、国家和军队生死存亡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政治委员制度的作用确实是功不可没。而从1942年10月以后苏军一直实行一长制。有人说苏军实行一长制的时间长，后来一直稳定地搞了半个世纪。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苏军实际上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严峻的考验，而这支军队最后恰恰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过关。这世界上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支由列宁缔造的有70年光荣历史的军队，经受了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胜利之师，最后却在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战略面前不战而败。这当然不能只从一长制上找原因，但是搞一长制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美国一位战略专家曾把经受了1989年那场风波考验的中国和在剧变中解体的苏联作了对比，他认为美国的战略之所以能在东欧得手，在苏联得势，而在中国碰壁，原因在于中共有五大优势，其中就讲到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委建在团以上单位的建军思想和始终没有照搬苏联“一长制”，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一支军队是实行两长制还是一长制，应该说这不是区别军队性质的根本标志。但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相联系，与一定的国情军情相联系，与整个军队的领导体制相联系，那就是原则问题了。有些人对于两长制的思想症结，倒不在于对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动摇，而在于对这一制度的领导质量和领导效率的怀疑。比如，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天无二日，家无二尊，一个单位两个头，总是不那么方便，不那么快捷；有的认为两长制是扯皮制，是摩擦制，是不团结的制度根源；有的认为实行两长制，各级两个一把手要把很大的精力和工夫用在协调关系搞团结上；有的认为外军领导讲服从，我军领导讲团结，既牵扯精力又影响效率。这些模糊认识都需要从理性上加以澄清和克服。
党委制、两长制的重要功能，就是制约个人专断。实行此制，想个人说了算就会处处不方便。两长之间的摩擦，如果是非原则性的意气之争，那反映的是两长的素质问题，不是制度之咎；如果是原则性的摩擦，那就说明机制发挥了应有的制约功能，通过摩擦而暴露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又是制度之力和机制之功。两长分工合作，互相促进、彼此适应，对工作效率和个人素质提高都会有事半功倍之效。美国人讲，相同专业的人不要在一个饭桌吃饭。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禀赋不同才是最好的合作资本，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绝不会是一对好搭档。分析一些军政主官不团结的症结，可以看出，根本问题不是出在两长制上，而是出在想主观武断、想个人说了算、想争核心上。有的单位两个主官之间还想分个上下坡，总想让自己的分量重一点。从一些单位发生不团结的现象中，总是可以看到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组织用人、廉政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恰恰说明这个制度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
搞好团结是重要的，但比团结更重要的是原则。团结的基础是原则，是觉悟，是品德。毛泽东、朱德是我军历史上两长制中坚持原则、密切团结的典范。建军初期，在共同探索中国红军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毛、朱之间曾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毛泽东、罗荣桓等为一方，朱德、刘安恭为一方，陈毅居中。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上达到高峰。陈毅说：“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后来回忆讲，这个团结是和稀泥的，实际是调和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会后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朱德后来在实践中认识到还是毛泽东正确，就接受一些人的建议，叫人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能随便回来。陈毅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来后，朱德将信交给他看，原以为他会发怒，但他却哈哈大笑，对朱德说：“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他还讲：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即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朱德也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11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蚊洋坐担架到汀州。三人高兴，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朱德坦诚地说：“润之，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收回！”陈毅坦荡地说：“润之，我向你检讨。”毛泽东也表示歉意说：“我也不是什么都对呀！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毛泽东、朱德堪称是我军两长制中又斗争、又团结的典范。他们之间的争论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他们之间的团结，又不是放弃原则的迁就。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初期，围绕政治委员问题的一场曲折，也证明了政治委员制度对于我军建设之重要。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共产党与***的第二次合作，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部队的政治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曾一度取消了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削弱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当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根据上级的指示，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先后在师部和所辖的两个团搞了半个月的调查，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调查和座谈中，黄克诚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作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门，政治工作明显削弱，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经常发生，军阀习气开始滋长。黄克诚深感忧虑，凭他在红军中多年搞政治工作的经验，他深知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极端重要性，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个优良的光荣传统绝对不能丢。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立即把在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建议，向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并按照任弼时的指示，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把他到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所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原因都作出综合分析，并建议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报告写好后，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三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收到报告后，迅速研究批复，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并下令恢复部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各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并任命聂荣臻为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一二○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
五、党指挥枪为什么是“中国定律”？
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是正确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客观规律的实践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