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仪之争”，后人普遍认为是嘉靖皇帝跟以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大臣之争，其实这是一叶障目，没有透过表象看实质，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张太后与嘉靖皇帝的斗争。张太后这个数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忽视的人物，在嘉靖初年，她实际上是朝廷的主宰者。若不是嘉靖皇帝以坚韧的性格用铁的手腕跟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明王朝必然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
后人对杨廷和的评价很高，但在看到他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并不光明的一面。杨廷和的主要活动是在正德时期，由于正德皇帝昏庸无能，正直之士很多被迫害致死，理智之人退居林下归隐的也不在少数，但杨廷和却稳稳当当地做着他的官，步步高升，并且三年丁忧期满，便又匆匆还朝为相。嘉靖皇帝继位后，梁储看出了危机，告老还乡，并劝杨廷和也急流勇退，说张太后拥立嘉靖皇帝对国有功，如果她放手朝政，则名垂青史。问题在于张太后认为嘉靖皇帝孤儿寡母好摆布，另有所图。如果张太后使大明江山变了色，他们这些大臣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如果大明的气数未尽，帝后之争就在所难免。夹在他们中间，必然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但杨廷和贪恋权力，不听劝告，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顽固地站在张太后一边，终于落了个可悲的结局。
“大礼仪之争”虽然以嘉靖皇帝认输而告终，但张太后也由一只凤凰变成了一只雨中的老母鸡。杨廷和去位后，蒋冕为首辅，仅仅干了两个月，毛纪又为相，旋即又被费宏所取代。“后党”伤了元气，绝大部分大臣都是从下面各省调上来的，朝中原来的墙头草，毋庸置疑都倒向了嘉靖皇帝，二十一岁的嘉靖皇帝基本上收回了属于自己的皇权。
生母险些被逼疯，嘉靖皇帝也受了很大的刺激。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再在后代子孙身上重演，他下旨组织专班纂修《大礼全书》，令首辅费宏和礼部尚书席书牵头，杨一清主笔，张璁、桂萼协助，以“明人伦，正纪纲”为宗旨。嘉靖七年（1528）六月，《大礼全书》完稿后，嘉靖皇帝又亲自更名为《明伦大典》。
《明伦大典》把孝放在第一位，规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其他罪皆可赦免，唯不孝敬父母、掘人坟墓者不能赦免。对孝敬父母、能倡导社会良好风气的人，朝廷给予奖励，甚至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做官，是为“举孝廉”。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中就有许多“举孝廉”的故事。海瑞就是一个实例。海瑞是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因为事母至孝，就由福建南平教谕这样的小官，先后升浙江淳安知县和江西兴国知县，并且以后步步高升。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举人没进一步考中进士，只能做个地方小官，根本不能做七品县令以上的大官。
既是“明人伦，正纪纲”的大典，“大礼仪”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人员就应该有个处理的结果来警戒后人。作为首辅的杨廷和理所当然就要承担其主要责任。虽然他已经告老还乡，但嘉靖皇帝仍然要追究他的责任。费宏劝谏嘉靖皇帝说：“杨廷和于国有功，此次失误，事出有因。既然已经告老还乡了，皇上还是既往不咎为宜。”
“大礼仪”前期，蒋太后病情恶化，已成半疯之势。嘉靖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几次邀杨廷和到自己的御书房喝茶聊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求他不要带头阻挠自己，救救自己的母亲，却遭到了杨廷和的拒绝。甚至嘉靖皇帝以帝王之尊向毛澄行贿，都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情。这种硬要逼死自己生母的深仇大恨，嘉靖皇帝岂能因为杨廷和已经告老还乡就算了！所以，听了费宏的话，嘉靖皇帝就毫不犹豫地说：“大明自太祖开疆立国以来，就明确以孝治天下，难道他不知道孝的意义吗？他将汉朝定陶王和宋朝濮王的事例援引到朕的身上，他是明朝的臣子还是汉、宋的臣子？他于国有功，首先要感谢大明朝廷给了他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他有功，但大明王朝也没有亏负他，让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还要怎么样？他的功再大，能抵消险些逼疯一个太后、逼疯一个母亲的大罪吗？”
费宏哑口无言。
嘉靖皇帝又说：“杨慎，自诩一代名士，空读许多圣贤之书。其父要逼疯一个母亲，还以辞官要挟朕，他熟视无睹。朕不过准许其父辞官回乡，他就感到朕对其父不公平，煽动朝臣闹事。他和其父一样，可曾反省过自己？”
费宏无言以答。
杨廷和最终被削去官籍，抄没家产。他知道自己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二年便忧郁而亡。杨慎被发配到边远的云南做苦役，终生不许赦回。不知道杨慎是不是反省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被发配到云南后并无大的怨言，而是发愤著书立说，在当地扬善风，行善事，最终成为当地人民崇拜的三个偶像之一：观音、诸葛亮、杨慎。
鉴于“大礼仪之争”涉及人员太多，打击面太广，给社会带来了极不安宁的负面作用。为消除影响，收聚人心，嘉靖皇帝故伎重演，在大赦“后党”群臣，纂修《大礼全书》的同时，又让武定侯郭勋纠集一班文人，对民间话本小说《水浒传》进行修改，着重宣扬宋江一心要为朝廷出力，坚决接受朝廷招安的忠君思想，更名为《忠义水浒传》，与《明伦大典》同一时间由官府刊刻问世。
因为有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例子，《忠义水浒传》一问世，大家就明白了嘉靖皇帝心里在想什么。鉴于社会局面越来越稳定，官府对治安的力度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向往安宁祥和的生活，当土匪已经难以坚持下去，许多山大王就趁着这个机会自动走下山来，或向官府自首，或接受官府招安。一时治安形势大为好转，社会凝聚力空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