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科学》周刊（Science）刊登的题为“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它记录了8个没有精神病病史的人如何冒充病人混迹于全美不同医院进行试验的过程。他们唯一提到的病征就是“听到声音”，并告诉医护人员，虽然他们听不清声音的内容，但能听见话里带有“空”、“洞”和“砰”。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编造其他事实，而是详细地叙述了过去（正常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尽管如此，他们全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一个被诊断为躁狂忧郁症），继而住院接受精神抑制药物治疗。在入住精神病房长达两个月期间，他们没有服用医生开出的处方药，仍坚持正常的言谈举止；他们向医护人员汇报幻听消失了，感觉良好；他们甚至公开记录下每天的经历（护理档案上曾记录他们中的一人有书写强迫症）；但是没有人判断出哪些病人是冒充的。[22]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设计了这个试验。作为假冒病人中的一员，他特意强调单纯幻听即便不伴有其他征兆或反常行为，也足以被快速武断地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学和整个社会普遍被“幻听就意味着疯狂，除非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否则永远不会幻听”的论调所干扰。
其实这一观点是近代才出现的，早期研究人员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更加保守和人道。但是到了70年代，精神抑制药和镇静剂开始代替其他治疗；使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标准”（DSM criteria）的快速诊断也广泛代替了审视患者全部生活的详尽病史的手段。
1898~1927年间，欧根·布鲁勒（Eugen Bleuler）负责管理靠近苏黎世的大型精神病院伯格尔兹尼，他对辖区内的上百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密切关注并满怀同情。他意识到病人听到的声音虽然稀奇古怪，但却和精神状况及错觉紧密相关。他写道，幻听象征着将他们包围的一切——“他们全部的努力和恐惧……他们与外部世界完全转换的关系……尤其是……病态的爆发力或敌对的力量”。他在1911年的著作《早发性痴呆或精神分裂症群》（Dementia Praecox； or， The Group of Schizophrenias）中对此给出了细致入微的生动描述：
幻听不仅仅冲击着病人的听觉系统，还把紧张传遍他的全身，控制他、麻痹他、把他的思想带走。它们常假扮人声或者以其他离奇的方式出现：例如，一名患者声称有一个叫“声音”的东西分别停留在他的两只耳朵上，其中一个略微大一点，但两个都只有胡桃般大小，还长着一张丑陋的大嘴。
通常，幻听的主要内容是恐吓或诅咒。它们不分昼夜地从四面八方而来：来自高墙壁垒；来自头上脚下；来自地窖、屋顶；来自天堂和地狱；自身旁而至或远道而来……病人吃饭时听到一个声音说：“每一口都是偷来的。”他掉东西时听见：“但愿你的脚已经被斩断。”
幻听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它们可能此时对患者不利，彼时又内讧起来……通常由不同人的声音分管正反双方的辩论……一名患者女儿的声音告诉他“他要被活烧了”，同时他妈妈的声音响起“他不会被烧死的”。患者不但经常听到迫害的声音，也常听到保护者的声音。
幻听总是局限在身体里……息肉可能成为把声音留在鼻子里的理由。肠紊乱把声音和腹腔联系起来……生殖系统的病例中，男性的生殖器、膀胱中的尿液，或是鼻子都可能说出污言秽语……准妈妈或假孕患者可能听到她的一个或多个婴儿在子宫里说话……无生命的物体也会讲话。柠檬水喋喋不休；一杯牛奶叫出了患者的名字；家具也对他打开了话匣子。
布鲁勒写道：“几乎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过幻听。”但是他强调反推是不成立的，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伴有幻听，但幻听并不一定是精神分裂症。在大众的想象中，幻听基本是精神分裂症的同义词，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很多人确实有幻听但并没有精神分裂。
很多人反映幻听并没有特别针对听者本人，正如南希·C（Nancy C）所写到的：
我幻觉中的对话固定地出现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是真人之间的对话，言之凿凿。我恰巧听到了，但是不在他们交谈的地方。我听到的是夫妻间日常的争吵，但我无法识别那些声音，他们不是我熟悉的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台调到了别人世界的收音机。（虽然都是讲美式英语的地方。）除了把这些经历当幻觉，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作为一个旁观者，从未有人与我说话，我只是在收听广播节目。
19世纪，“神智正常的人也会出现幻觉”这一观点被欣然接受，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人们试图对幻觉的病因做更深入的了解。19世纪90年代，在英格兰成立了收集和调查特异现象或幻觉的心灵研究学会，很多人加入其中，尤其是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和杰出的科学工作者——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是美国分会的积极分子］。心灵感应、洞察力、通灵和精神世界的本性成为系统研究的主题。
这些早期的学者发现幻觉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他们在1894年的“国际正常人幻觉普查”中调查了普通人（他们严谨地筛除了有明显疾病和精神问题的人）在正常情况下遇到的幻觉和幻觉的类型。有17 000人收到了只有一个问题的调查问卷：
当你确信自己完全清醒的时候，是否曾经真切地看见或感到一个生命体或者无生命物体碰到了你；是否曾经感觉听到某种声音传来，而就你所能了解到的，它又并非在外部客观存在？
超过10％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有幻听。正如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在《幻听》（Hearing Voices）中阐明的一样，幻听中“有关宗教或超自然的内容只占这些报告的极小份额”。大部分幻听仍然与日常琐事相关。
或许最常见的幻听是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就此发表意见：
我独自在国外生活的那段岁月里，年轻的我总听到一个不容置疑、充满爱意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于是我把幻觉的具体时间记下来，在家里冥思苦想那个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过。
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在《缪斯、疯子和先知：幻听和正常的界线》（Muses， Madmen， and Prophets： Hearing Voices and the Borders of Sanity）中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时听到的声音是谴责、威胁、嘲弄或者迫害。相反，“正常人”的幻听一般不易察觉。史密斯的父亲和祖父都有幻听，但他们对此的反应迥然不同。他父亲在13岁开始出现幻听，史密斯写道：
这些声音清楚明了，内容也并非让人感到恐慌。它们发布简单的命令指导他，比如把杯子从桌子的一边挪到另一边；从指定的地铁口进站。但所有迹象表明他的内心生活开始无法忍受这种倾听和顺从。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史密斯的祖父对幻听置之不理，甚至在幻听中怡然自得。他描述了自己怎样试图利用幻听赌马（“无济于事，我的脑子里挤满了声音告诉我这匹马能赢或者那一匹胜利在望了”）。不过和朋友打牌的时候倒是很奏效。无论他父亲还是祖父都没有强烈的超自然倾向和明显的精神疾病。他们和数百万的其他人一样，只是听到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寻常声音。
史密斯的父亲和祖父很少谈及他们的幻听。他们沉默地保守着幻听的秘密，也许是认为一旦公开，就会被当作疯癫的前兆或至少是严重的精神焦虑对待。许多近期的研究证明幻听并不罕见，而且大多数有幻听的人和他们一样没有患上精神分裂症。
对待幻听的态度至关重要，这点不容置疑。有的人会如同丹尼尔·史密斯的父亲那样被幻听折磨，有的则如他的祖父坦然接受、顺其自然。在个人态度之外的是社会对幻听的态度，它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截然不同。
幻听在不同的文化中都一致展示出了其重要性。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经常与凡人对话，而主要的单神论中的那些唯一之神也有同样的传统。鉴于此，幻听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也许比幻影更丰富。就幻听而言，语言可以清楚地传达一条消息或一个指令，但影像不能。
直到18世纪，幻听和幻视都被纳入超自然力量的范畴，如神或魔，天使或神灵。毫无疑问，有时幻听和精神病或癔病有相同之处，但大部分幻听不被当作病态；如果它们并不引人注目，且只出现于个人生活中，一般会被接受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与某些人相伴相随。
18世纪中期左右，一个新的不朽的哲学体系开始随着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启蒙运动发展完善。人们逐渐认为，幻视和幻听是大脑某一区域过度活跃的生理学反应。
但是关于灵感的浪漫想法仍占有一席之地。艺术家，尤其是作家被看作或自视为是“神灵之音”的记录者，而且有时候必须像里尔克（Rilke）[25]那样等待很多年，才得到那声音的眷顾。
我们是有语言的物种，所以与自己交谈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前苏联心理学家利维·维谷斯基（Lev Vygotsky）认为“内部言语”是一切自发行为的先决条件。和多数人一样，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我自言自语：也许训诫自己“傻瓜！你把眼镜放在哪儿了？”；也许鼓励自己“你行！”；也许抱怨“为什么那辆车停在我的车道上？”；当然，极少的时候为自己庆祝“完工！”。那些声音不能具体化，可是我从不会误认为那是上帝的声音或来自其他人的声音。
但是有一次，我冒险拖着一条伤重的腿设法下山时，听见内心一个与平时喃喃自语时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奋力挣扎着蹚过溪水，膝盖骨关节肿胀而几乎错位使我精疲力竭而快要晕倒。那时，一种美妙的倦怠蔓延而来，我想为什么不在这里休息呢？也许打个盹？接着马上一个严厉清楚的命令反驳道：“你不能在这里休息。你不能在任何地方休息。你必须继续坚持。调整步伐，保持稳步前行。”这是一个善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声音，支撑了我、鼓励了我。我的颤抖停止了，而且再没有蹒跚摇晃。
乔·辛普森（Joe Simpson）攀登安第斯山脉遇到灾难般的意外——从冰崖跌落到深深的雪山裂缝摔断了一条腿。他抗争着得以幸存，在《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里详细描述了一个给予他勇气和指导的至关重要的声音：
万物寂静无声，只有白雪和晴空，了无生机。我从容不迫地坐在那儿，下定决心必须一搏成功。那里没有黑暗的力量与我对抗。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用它理智的声音穿透我混乱的思绪。
好像有两个意见在我身体里争论。那个声音清晰尖锐而且威严凛凛。它总是对的，说的时候我听着，然后按照它的指示做。在我准备服从声音的命令时，另外一个头脑拼凑出一系列在我的白日梦里出现过的不连贯的影像、往事和希望。我必须到达冰河……声音明确地告诉我该怎样做，我照做的时候另一个头脑抽象地跳出一个又一个主意……那个声音，那个看守，每当冰河反射的热度让我昏昏欲睡恍惚难行的时候就催促我马上行动。3点钟，离天黑只有3个半小时了。我坚持不懈地走，但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行动有多笨拙、多缓慢，像一只蜗牛在爬。但我并不在意，我想，只要我遵从声音的指示就一定能平安无事。
任何人在极端惊慌和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听到这种声音。弗洛伊德在《论失语症》（On Aphasia）中提到他在类似的场合中的两次幻听：
在记忆里一生中我曾经两次身陷险境，每一次我都相当迅速地觉察到危险的到来。两次我都觉得“完了”，然而那时我内心的言语仍在继续含糊地嘟嘟囔囔，嘴唇轻微地噏动着，在那种危险的境遇里我似乎听到有人冲着我的耳朵喊出那些话，同时我看见它们好像被印在一张纸上飘在空气中。
对生命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内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声音阻止了多少自杀的企图，但我猜一定很多。我的朋友莉兹（Liz）在失恋中濒于崩溃，心碎肠断、意志消沉。正欲就着一杯威士忌吞下一把安眠药的时候，她惊恐地听到一个声音说：“不，你并不想这样做，记住你现在的感受，你将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感受。”那个陌生的声音仿佛来自外面的一个男人。她虚弱地问：“谁在说话？”没有人答复，但是一个“颗粒状”的影子（她这样形容）突然出现在她对面的椅子里：那是一个身着18世纪服装的年轻男子，隐约出现了几秒后就消失了。巨大的解脱感和喜悦袭来包围了她。莉兹知道那个声音肯定来自她的内心深处，但每次谈起，她都开玩笑地说那是她的“守护天使。”
幻听的诱因由于环境不同而千变万化。比如，精神病人典型的带有敌意或迫害性的幻听，与在空房子里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它和出现在紧急关头或是走投无路时的声音根源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