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4日，我到达朝鲜平壤，第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飞机安全着陆了”。我跟我的同事乘坐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北京来到平壤。我们的飞机是一架苏联制式的老飞机。我还注意到，在起飞之前，飞行员用脚踢了踢轮胎来检查气压。
接待人员将我们塞进了政府的轿车，这是沃尔沃200系的旧轿车，然后我们向市区驶去。那是一个周五的午后。我们被告知普通朝鲜人最基本的交通方式是步行。地铁是有，但不能贯通全城。大多数人太穷了，买不起自行车。我们被允许自由走动，但是我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行人。这个城市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也是现任“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之父）的塑像，给人的总体感觉很阴森、很恐怖。周六上午，我们被告知，每一位朝鲜官员都必须去党部接受“教育”。
我们被安排在了高丽宾馆，这是全城最好的宾馆，然而舒适设备很有限，而且宾馆提供的东西都很贵，几乎没有什么电力照明设备。食物都是很基本的面条、肉和泡菜，没有水果，也没有沙拉。如果你想吃橘子，就只有去宾馆的免税商店购买，而且必须用硬通货支付。当时尽管是冬天，暖气形同虚设，半夜时分我们为了取暖，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
我打开房间里的电视，那是一台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仅有的几个台，播放的都是关于“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电影，重点渲染朝鲜人民如何遭到美国人及其盟友们的虐待和杀戮。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主人带我们去看舞台剧，以作消遣。那是一系列由爱国歌曲改编的舞台剧，结局都是朝鲜人杀死了他们的美国对手。这让我回忆起了1977年在北京观看样板戏的场景，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
******
我们1992年朝鲜之行的背后，是国际社会对朝鲜核计划的担忧日益加剧。朝鲜早在1985年就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直到7年之后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全面保障监督协定》。这个协定在1992年4月生效，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才有权对其展开核查。截至5月4日，朝鲜已经按要求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了第一批核材料。其申报内容显示，朝鲜共有7处核设施以及大约90克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如同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一样，这次国际原子能机构依然负责确保这些核设施与核材料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但是到了仲夏，问题开始出现了。根据朝鲜所说，他们的钚是1989年对有缺陷的燃料棒进行一次再处理得到的。在其90克钚中，有60克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第一次核查之际得到了验证。朝鲜人声称其余的30克还没有成功提取出来，还存在于废品中。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对环境取样进行的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根本的差异是这样的：废品中的钚成分与朝鲜人提请核查的钚成品并不一样。
布利克斯通常喜欢打比方，他说当时的情形就是发现了两只手套，结果却并不是一对儿。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有两种含义：首先，朝鲜人肯定在其他地方储存有钚原料，这些原料才与接受核查的钚成品相一致。其次，肯定在其他什么地方还有我们没有见到的钚成品。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钚数量究竟有多少，是几克，还是几千克？
朝鲜人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析技术如此精湛明显感到很惊讶。我们的环境取样技术不仅帮助我们确定了朝鲜人言论的真实性，还能帮我们验证其言论的完整性。
于是，朝鲜人的说法开始发生改变。他们承认曾经进行了一次“小实验”，而且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析所揭示的差异原因就在于此。但这种解释在技术上根本解释不通。引起我们怀疑的那个核反应堆是一个5兆瓦的、苏联式的镁诺克斯反应堆，早在1985年8月就开始运转了。从他们对样品的仔细分析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确定，对反应堆的燃料进行再加工以提取钚的时间比朝鲜人所承认的要长得多，复杂性也要大得多。核查人员的结论是，在核反应堆运转的7年之间，朝鲜人对废弃燃料进行再处理的次数极有可能多达三四次，肯定不是他们所说的“小实验”。
第二个出入之处则暗示了朝鲜人隐藏其核设施的做法。那个镁诺克斯反应堆位于宁边，在平壤北部100公里处，通常驾车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半小时方可到达。
如果天气状况恶化，那就很难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知道那儿有一个废旧燃料储存点，被称为500号楼。此外，我们还看过一系列美国提供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一座两层建筑逐渐被隐藏了起来，这就是另外的核废品储存设施。朝鲜人最终将整个建筑物隐藏到地下，掩盖了起来，并在周围种上了树木。两个进行强烈爆炸性试验的地方也被确定了，一个位于宁边，另一个位于20公里之外的地方。
1992年8月下旬，由于朝鲜所提供的答案很不充分，国际社会的担忧与日俱增，国际原子能机构便对朝展开了新一轮核查。然而，这次核查依然是合作与困惑并存。
那次朝鲜之行由军方人员协调，很多事情由宁边地区的指挥官亲自处理。朝鲜人似乎是在故意测试核查人员，看看他们到底知道多少情况。起初我们提出要核查两处核废品储存地点和高爆炸性试验基地，朝鲜方面对此断然拒绝。之后，他们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一处核废品处理设施和高爆炸性试验基地。然而，在合作问题上他们却显得躲躲闪闪。有一次，负责接待工作的朝鲜人将我们领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当核查人员指出错误的时候，他们似乎很生气。最后，我们的朝鲜同行干脆否认有第二个核废品处理地点，一直坚称那只是一处军事掩体，拒绝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
从9月到10月下旬，由于朝核形势紧张不断，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维也纳总部同朝鲜的能源部长崔贺哲及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会晤。每当国际原子能机构拿出核查人员的分析数据时，他们就会调整口径。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提出让我们认为完整而正确的说法。
最后，布利克斯决定派我再去趟朝鲜，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分析与他们的申报之间的出入，并向朝鲜政府施压，使其完全透明，并敦促他们就其核计划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一个新的、准确的说法，包括我们认为朝鲜政府还没有申报的核设施与核材料。简言之，我们就是要朝鲜履行其《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义务。
不然，我们将要求搞一次“特别核查”，因为“特别核查”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了对某些核设施进行核查所能依靠的最后一张牌。
因此，1992年12月的朝鲜之行并不是很友好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使然。
那时，我已经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外事工作的助理总干事。陪同我访朝的有负责朝鲜核查事务的挪威人斯文·托斯滕森，以及多次参与早期对朝核查的托斯滕森的同事——芬兰人奥利·海诺宁。
我们的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朝鲜人不愧是谈判高手。朝鲜代表团中有强硬派与温和派之分。强硬派指责我们是美国的特工，当我据理力争时，他们会喃喃地进行道歉。另一派的态度比较温和，而当温和态度不奏效时，他们就无奈地向强硬的同事屈服了。在很多议题上都反复出现了这种情况。与此同时，朝鲜媒体开始大肆攻击我与布利克斯，之后便是整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我们是美国人的工具。
这种令人痛苦的情况持续了3天。每天夜里，我都用宾馆的电话给布利克斯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回答说需要申请进行特别核查。我们知道我们的东道主正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因此我们关于特别核查的讨论，只是给他们施加压力的方式。
******
到了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核查很明显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受邀同朝鲜副外长姜锡柱共进晚餐。席上，朝鲜人给我们提供了有煎鸡蛋的汉堡包。
在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我向朝鲜副外长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为了开启话题才提出的，并不是出于挑衅的目的。我问：“你们的国家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人啊？”
但是，他的回答绝不是轻松随意的。他滔滔不绝地讲了长达45分钟，从19世纪中期“谢尔曼将军号”军舰抵达朝鲜半岛讲起，全面回顾了朝鲜同美国的关系史。那艘船沿着朝鲜的大同江一直向上游航行，最后来到平壤郊外。后来，当地朝鲜人一把火烧了这艘船，杀光了船上所有的人。在朝鲜人看来，这是英勇抗击侵略者的重大胜利。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的曾祖父据说曾参与了这次袭击。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食物摆在我们的面前，一动未动，副外长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朝鲜同美国的每一次接触。当他最终停下来时，我提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于是他又开始口若悬河地讲了15分钟。贯穿他所有讲话的一个主题就是朝鲜人确定美国坚决要推翻朝鲜政权，因此进行了一次深刻而持久的反美斗争。
同这位副外长交流完，我看了看桌子。我们的煎鸡蛋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发灰了。但毕竟是为了外交，我们都没得选择。于是，我们开始吃饭。
******
